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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涌泉]写本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张涌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11-18 | 点击数:916
 

  

  我国古代文献的传播大体可分为铭刻、抄写、印刷三个大的阶段。铭刻是指用刀凿或硬笔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刻写,传世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抄写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书写,按其载体不同,又可分为简帛和纸本两类。印刷是指采用刻版或活字排版方式印制书籍,其印刷物称为刻本。写本相对于刻本而言,主要指刻本流行之前的写本。至于使用时间更早的竹简木牍和缣帛文献,虽然也系手写,但通常称为简牍帛书,一般不称写本。

  写本的流行与纸张的发明有关。大约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又对造纸术加以改进。由于纸张薄软轻灵的特质,且原料易得、价格低廉,“莫不从用焉”(《后汉书·蔡伦传》)。魏晋时期,纸书渐多。东晋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卷六○五)。从此,纸张取代其他文字载体,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书籍的流传也从铭刻、简帛时期迈向写本时期。

  从东汉至北宋,写本文献流行了一千多年,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由于宋代以后刻本流行,写本古书风光不再;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早期的古写本日渐湮没无闻。正如池田温先生所说:“相对于写本,刊本的优势地位是决定性的。因此进入印刷时代后,写本书籍几乎全被废弃了。”([日]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张铭心、郝轶君译,中华书局2007)清末以来,国内外的科学家和探险者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早期写本文献,包括西汉文景时期古地图、晋代《战国策》《三国志》等写本,等等,但数量都很有限。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从中发现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民国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写本文献公诸于世,辉耀世界。写本文献的数量充盈,重回世人视域之中。写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充盈起来,才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域之中。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讲到,近二三十年古器物图籍有四大发现: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

  王国维所讲的后四大发现,写本文献占了半壁江山。从数量上说,写本文献也不遑多让,据粗略统计,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总数分别达5万、7万、2万号左右;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总数尚无法预估,仅徽州契约文书总数就在50万件以上;明清档案更是多达2000万件,数量之丰,方面之广,内容之富,令人惊叹。所以,写本文献已足以与刻本文献比肩而立,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在中华文明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

  清末以来发现的写本文献,按主体抄写时间的先后,主要有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数量都很庞大。下面我们就以此为主要线索,把写本资料及其整理出版情況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吐鲁番文书

  吐鲁番文书指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晋唐古墓葬群中所发现的写本,分藏于中、德、英、俄、日、美等国的公私藏书机构,总数达5万号左右,但现已刊布的仅一万多号。吐鲁番文书的抄写时代主要为晋、前凉、北凉、高昌及唐西州时期,文书内容包括官府函件、簿籍、契约、案卷、衣物疏、墓志、四部古籍、佛经等,多姿多彩,数量庞大,是魏晋六朝写本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其中旅顺博物馆藏西晋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残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写本文献。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为主编纂的《吐鲁番文书总目》已出版日本收藏卷(陈国灿、刘安志编)、欧美收藏卷(荣新江主编)。相关整理著作有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6)、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和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文物出版社2007)、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日本法藏馆,1984-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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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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