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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平]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构建:以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
  作者:王利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10-21 | 点击数:2176
 

  摘要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政治急剧变动的时代,也是现代高等教育和职业化的研究体系创建的时代。本文以社会科学中两大分支学科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探讨以国立研究机构和教会大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两种职业化的研究范式:一种为精英化的范式,强调对学术源流的史的考察和文献材料的挖掘和考证,强调与传统的衔接;一种强调现在和历史的差异,强调田野调查以及社会服务。这两种范式催生了关于国族想象的两套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在这一时期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讨论中相互辉映。本文着重从知识传播的视角,梳理了德国民族志、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以及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在形塑这两种知识以及知识人形态中的影响,以期理解20世纪初期的政治社会变迁与知识系统构建之间的关联。

  一、导言

  在出版于1936年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Ideology and Utopia)中,卡尔·曼海姆(K.Mannheim)探讨了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欧洲的出现。有意思的是,曼海姆笔下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等同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中深深担忧的缺乏现实政治体验而又操纵了公共知识话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因为深受韦伯的影响,曼海姆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以身份感(status)或身份感的丧失为基本框架。他谈到前现代的社会都有从事知识生产的群体,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宗教或者社会精英,如同中世纪的教士或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Brahmin),乃至以儒家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不同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稳固的精英身份地位。这使得知识阶层得以秉持一种与身处世界之间相对超然的,纯粹知识性(scholarstic)的距离。这使得他们保有一个相对整全并且非个人化(impersonal)的世界观。归根结底,这样一种世界观来自身份的确信的安全感。(关于这部分曼海姆的讨论,具体参见Mannheim [1936:9]。)然而这样带有垄断性质的知识群体在现代社会几乎绝迹了。原因很复杂,而知识生产本身的职业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是这一变化尤为重要的推动力。所以,才产生了曼海姆所说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精英阶层的最大不同在于,知识分子因为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无法和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相对的超然关系。他身处的社会情境、他的境遇乃至情绪都被带入了观察世界的方式 (Mannheim, 1936:75)。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知识群体提供了不同的切入世界的感知角度,而这正是现代知识社会学得以成立的基础。

  本文以形成于民国时期的民族学与社会学为例,探讨关于民族、族群的两种想象方式。它们诞生于政治急剧变动的时代,见证了传统意义上具有垄断性的儒家士大夫阶层的衰落,同时也见证了知识生产的急剧职业化。笔者所探讨的民族学主要集中在蔡元培带领下的北京大学及其后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发展出来的这一支。在对民族的界定上,这一支传统延续了“国族”的框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分类及历史源流的考察,并不单纯致力于对非汉“他者”(otherness)文化的发掘,而在于揭示内在他者(internal others)(语出苏苏珊·马常德对德国东方主义(German Orientalism)传统的研究,下文还会谈及)如何不断充实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另外一种形式上对自己文明的寻根。这一支民族学又与当时国民政府推行的“边政学”之间有微妙的联系。一方面,民族学试图与“边政学”的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强调文明同源、国族统一以及政治一体化——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更强调对学理自身传统的尊重。但同时在经典民族学的民族志中又保存了很大一部分“边政学”的遗产,即对边疆历史地理、政区划分以及治理制度的考察。(在这方面,民族学和传统的地理学或與地学之间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如唐晓峰[2000]所言,以《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也是王朝地理学。它们分别勾画了王朝政治秩序的中心和边缘,层级和亲属远近,以及以郡县为纲的国土构成。这部分讨论也是经典民族学民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在具体实践层面,民族学家普遍认为边疆政治制度的沿革和重建是解决20世纪上半叶族群冲突以及边疆领土危机最重要的着眼点。

  另一方面,在吴文藻带领下的燕京大学,诞生了以费孝通和李安宅为代表的民族志式社会学(ethnographic sociology,以区分统计和样本调查为主的社会学)。这一时期的社会学不仅以城市和乡村为研究对象,同样对边疆少数族群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民族学不同,社会学家的视野并不以他者文化为中心,甚至在社会学家的民族志中,他者与自我的界限很大程度上是模糊的。以费孝通对“花篮瑶”社会的考察为例(费孝通:《花篮瑶社会学组织》[1936],收入《费孝通全集》第一卷),瑶汉之间的冲突并非来源于两种文化的碰撞,而是当地人(瑶人)和作为移民的汉人之间因人口竞争和土地流动带来的切实的利益之争。少数民族和汉人处于同一时间维度之中,那就是当下(present),而且他们同是理性的行动者。年轻的社会学家在此时对历史多少有一种复杂态度。而这种对当下的热情以及对历史的距离,一定程度上源于两大知识传承——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下文将予详细考察。对历史的批判性拷问落实在实践层面,就是对“边政学”本身的存疑。与民族学传统不同,燕京的社会学传统更重视以社会服务为基础,关注因急剧现代化及政治凋敝而被破坏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复原,对边政的讨论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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