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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洁]拿什么来填地域差别的“坑”
  作者:徐美洁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6-24 | 点击数:694
 


  话说明代万历年间,我的台州先贤王士性(1547-1598)先生,写了一部《广志绎》。经过亲身亲历、实地考察,他用研究者的目光,写下各地地理环境与地域民俗的差异。周振鹤先生认为王士性的地理人文考察,已具备了现代地理学评价研究的雏形,他的地理背景优劣分析思想,直接影响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周振鹤《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

  据王士性描述,同样的浙江人,其实每个地区都不一样。浙西,也就是杭嘉湖地区,因为平原土地富饶,就多富人。“富而知礼”的原因吧,所以“人性纤巧,雅文物”。而我们台州、温州、处州这些浙东山区,山多土瘠,以渔猎农耕为生,画风就成了:“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地理环境,既是上天给我们的庇佑,也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宿命,我们往往以为一百年太长,但事实却是,五百年后有时也还是老样子。

  所以,王老先生自谦为“旅游”的考察结果(当然,清代有些人不谦虚地接着话头批评明人“好游”),至今还不易推翻。章学诚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他从学派传承来归纳浙东、浙西的思想风尚,固然是对的,但这种风尚本身也与人文地理的影响相符。后来鲁迅先生评价柔石有“台州式的硬气”,那是因为他想到了远在明初被诛十族的方孝孺。回看王士性观察浙东“尚古淳朴风,重节概”,大致不差。可见环境之于人的性情,乃至一地民风的养成,作用是多么明显,还不易改变。对这种地域差别来说,几百年似乎只是一眨瞬,并无多大意义。

  《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写到江西风俗: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菽几多,解橐中装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囷廪,则床头瓶罂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即囊无资斧者,且暂逋亲邻,计足糊家人口,则十余日而男子又告行矣。以故大荒无饥民,游子无内顾。盖忧生务本,俗之至美,是犹有蟋蟀、流火之风焉。

  王士性于此处只作客观观察与总结,江西由于土地贫瘠、人口众多,故“有愁苦之思”,养成了勤俭简朴的民风。平日有余粮也不会拿去享受或改善生活,而是积蓄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这种俭啬的好处是,即使荒年来了也无饥民,这在饥荒频仍的古代社会,是多了不起的自我管理与自救!所以王士性认为其地民俗“至美”,用《唐风·蟋蟀》与《豳风·七月》的诗句作比,当然是至高的赞美,那是农业社会“重本务农”、“忧劳民事”的根本宗旨与精神美学。

  王士性同时写到了杭州的民俗:“杭俗儇巧繁华,恶拘俭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广志绎》卷四)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派头,与江西之俗形成了鲜明对比。设想一下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杭州姑娘去了江西小伙家,应该是会连夜跑回来的,因为“恶拘俭、乐游旷”的习性不可改呀。反之,江西小伙也极可能会对杭州姑娘口诛笔伐,视之为恶妇而避之不及。

  王士性虽然没有设想过地域差别造成的场景冲突,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老人家不会用“政治正确”来填这个地域差别的坑。那个时候的政治正确应该是重本务农,反对商业,反对奢侈。而王先生的思想恰恰并不反对商业,也不反对奢侈,与“政治正确”还有一定的距离。在他看来,地理环境造就的差异是客观性的,与经济有关,与道德无关。他说:“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 舟者、戏者、市者、酩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奢侈的游嬉,却间接地支持了就业,繁荣了市场。这显然迥异于当时一般的排斥商业、反对奢侈的“正统”思想。王士性的这种思想当然有其先进之处,当研究者讨论晚明的思想习气,尤其是“奢侈有理”之辨时,往往引他的这段话为证(可参林丽月《奢俭·本末·出处——明清社会的秩序心态》)。

  “政治正确”填不满的坑,拿道德,甚至细化到女性道德来填,显然更不是好办法。笔者一向认为孔老夫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真理,而且认为孔夫子说这话时,既明确地指向女性,而又不怎么带贬义。女人与小人,他们唯利而动,与夫子的“理想”、“牺牲”之类,往往是隔膜的,夫子只是陈述了这一客观观察的结果。女子虽然可教育,但无数事实也一再证明,教育是个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坏行当。

  黄仁宇先生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里总结明代的失败,认为当时“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依然以江西为例,加以笔者的“过度诠释”就是:非但不提倡江西克服原有的地理、地域之弊,发展可能的产业迎头赶上,还非要让全国学习江西“蟋蟀流火”的精神。所以他进一步总结:“中国帝制下的权威,在西方人看来,抹杀各地区间的个别性格,忽视其自然所赋予,而一意在一个庞大的地区上提倡文化的协调。”(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域差别的沟,试图用文化协调来填,与“戏不够,女人凑”之类的恶俗也相去不远了。

 

  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2016-06-12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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