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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赣丽]城市化背景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
  作者:徐赣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6-12 | 点击数:3474
 

[摘要]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民俗变迁也是最为显著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民俗学一向以乡村传统民俗和国家视域下的城市民间文化为研究重点,在此形势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加以调整;同时,也需从琐细的、单项的、平面的、静止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故此,提出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关键词] 城市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变迁;时空转向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241)

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民族文化的村寨依托与保护研究”(12BMZ063)阶段性成果


  当代中国处于从农耕文明快速转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整个社会是一个急遽变化的社会,变动不居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特点,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民俗学的研究也要契合这个特点。我国的民俗学长期以来都很注重乡村民俗,钟敬文先生曾明确指出:“搞民俗学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的文化、风俗”,“我国民俗学的材料多数在农村”,“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包括旧式小市镇)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他也表示,不能排斥对现代都市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应该研究都市文化[1]。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标志以农村为关注重点的民俗学从此之后需要告别传统乡土社会,走入城市社会,关注由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另一方面,中外民俗学家都认识到对民俗变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讲道:“研究过去近百年的社会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文化风俗活动在这里起了什么变化,它同旧有的文化风俗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2]。日本民俗学家高桑守史说:“迄今,民俗学的重点曾是通过变迁来研究民俗的持续。面对今天的急剧民俗变化,其研究方法与体制尚未充分。为了适应现代的民俗变化,民俗学需要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同时探索以变化为重点的民俗变化”[3]。但民俗学界还较少关注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在1961年曾指出:“民俗学几乎没有注意到由前工业的农民文化向技术时代的民间文化过渡”[4],故此,他对技术世界的民俗学研究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轰动。今天,城市化的程度以及技术和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带来的民俗变迁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国外早已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中国也是如此。既如此,我们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

  (一)解读城市化

  什么是“城市化”?关于其定义有多种。除了城市化,还有都市化、城镇化等概念,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区分的意思,相反,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使用。因为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之前,中国的都市其实也是乡村的延伸,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其文化类型与乡村区别不大。中国的城市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都城是诸侯的住地,直到近世仍然是帝王及其高官要人的住地,是政治性中心;而不像西方国家是经济和商业中心;而在近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开始出现。 都市化包括多种理解。有乡村生活方式,也有移居城镇,人口转移而带来的生活变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人口定期外出务工,阶段性的返回到乡村,并继续为城市提供劳动力,也就是开始新一轮的定期赴城市务工,成为城镇里的暂住客。都市化既包括居住在乡村而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也包括居住在都市而随之适应都市的管理和规范、生活节奏等的变化。 城市化不仅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增加以及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科技化。换言之,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现代最新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都市本身有一个动态发展和建构的过程,比如以前也不用自来水,而是井,以前也不住高楼和公寓,而是平房;以前城市的边界是有限的、人口没有这么密集和容量庞大;而今日乡村实行“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也同样拥有自来水、楼房、电话、电视、电器和较为方便的交通。所以,城市化往往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关于城市化的特征,有研究者对之归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推动乡村社会变迁;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5]。这五个方面,都势必对乡村原有的民俗传统造成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二)城市化带来民俗变迁

  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最突出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英国的威廉斯直接把文化界定为“生活方式”[6]。民俗学以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为旨归,各种关于文化变迁的论述,大都涉及到民俗。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化变迁一定会导致民俗发生变易,其影响不仅在被城市化的乡村,对于现代城市和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外出务工者,也不可忽视。

  1.农村人口过疏化带来文化传承断裂

  日本曾经历城市化带来的农村民俗衰微。城市化使许多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山区村落有的因修水坝而全村淹没,有的因修道路而土地被占,全村迁移到平原地带,于是出现废村现象,民俗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共同事业的维持日益困难。由于人手不足,已往每年不可缺少的氏神祭已不能完全按例进行”[7]。在我国,也是同样。1980年之前,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人口占80%。由于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的管理,农民极少移动,更难以进入城市,形成固定的、稳定的乡村。经过逐步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已经少于非农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市化率2013年已经到53.7%,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要远高于此。村落空壳化现象已很严重,民俗的传承面临危机。

  民俗的传承因为男性的缺失,导致女性承担某些原来由男性主导的角色。比如,在西南苗族地区,芦笙被视为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有芦笙在场。但近些年来,很多地方的芦笙文化已经少有传承,只能是男性而绝不能有女性上手的芦笙,在城市化带走男性青壮年的村子就只能专门培训女性来吹芦笙。侗族长期都盛行村寨之间的“月也”习俗,原本是两寨男女青年之间的一种结交、了解进而婚配的交际习俗。但如今,寨子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守的人们只好女扮男装,妈妈扮姑娘,活动的目的从联姻变成了自娱自乐[8]。这种情形不仅仅局限于民俗文艺活动,也发生在比如中元祭祖、村社集体仪式等等,一向由男性出面的民俗和礼仪社交只能是女性来接替。乡村的民俗活动的减少和被迫演变。另外,乡村的许多民俗活动因为人手不足,民俗传承被迫中断。

  城市化还表现在一部分留守的农民,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种,自己则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新农村建设硬件设施的改善,以及近年来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的建设,使得过去处于偏僻山区的的村落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便利,不仅改变了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市场交换圈,也为城乡之间的的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换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生活的一体化或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村寨居民向交通便利的地区集中建房居住的趋势。传统农业村社,村民是靠近生产田园分散居住,非高度集中居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公路边建房,房屋建筑也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砖石结构、铝合金窗和钢丝门越来越多被使用。饮食和服饰等日常生活消费品,越来越多购买外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而较少自己动手加工。传统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节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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