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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超]社区营造视野下的畲族村落变迁与发展研究
——王逍《超越大山——浙南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评介
  作者:郭志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4-27 | 点击数:1348
 

摘要:王逍教授所著《超越大山——浙南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一书于201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它通过浙南一个畲族村落的深度田野调查,对畲族乡村变迁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普遍意义的深入思考,是一部探索中国乡村社区营造模式的新著。

关键词:社区营造;乡村发展;畲族;超越大山;培头村

作者简介:郭志超(1949—),男,福建惠安人,回族,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民族史和历史人类学。


        王逍教授所著《超越大山——浙南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一书于201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全文40余万字,是作者基于浙南又一个畲族村落的深度田野调查,对畲族乡村变迁与发展问题带有普遍意义的深入思考之研究新作,可视作她五年前出版的专著《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1]之姊妹篇。该书的写作是严谨而踏实的。作者自2010年进入田野点至2015年完成研究文本,前后历时五年整。五年来,她除了数十次往返文成县培头村外,还考察了松阳、景宁、武义、汤溪、桐庐、安吉等浙南、浙中、浙北畲族乡村,甚至扩及闽东、粤北、赣南畲区。

  作者在畲乡田野调查期间,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可谓屐痕处处、行走无疆。她完全融入畲族村落社区与畲民同吃同住,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口述史、座谈会、影像记录、文献文物搜集等田野调查方法,收集了有关培头村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及田野参照物发展案例等内容丰富可观的第一手研究材料。这其中包括数十人的深度访谈资料和两千余幅田野照片以及大量的民间文献文物资料。作者还撰写了三十余万字的田野笔记。其研究过程深入扎实,田野资料鲜活真实。

  该著深度田野调查点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培头村是一个地理位置较偏僻,但畲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钟姓宗族村落。钟姓畲族先祖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平阳迁至青田富岙乡(今属文成)金钟山脚下开基立业以来,始终秉承着筚路蓝缕的拓荒精神和豁达开放的民族心态,既立足大山又超越大山。钟姓第三代先祖钟正芳是一位了不起的畲族历史文化英雄。他自乾隆四十年(1775)始,历经28年漫长的历史抗争,终于在清嘉庆八年(1803)为畲民争得科举考试资格,后畲民科考权被载入嘉庆朝《钦定学政全书》。自此以后,培头村因崇文重教、耕读传家而人才辈出。有的为官一方,有的倾力办学,有的擅长官司诉讼,还有的擅长百工技艺。村内八十余年历史的培头小学,至今仍欣欣向荣。

  作者在畲村田野现场感与畲族相关文献资料彼此观照、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以培头村钟姓畲族与金钟山的关系为主线,从立足大山、走出大山、跨越大山、回归大山等几个不同的时代风貌,清晰地勾勒出钟姓畲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轨迹,并聚焦每个不同时代若干典型的社会经济文化镜头,分析钟姓畲族祖祖辈辈是如何不断地超越大山,实现村落的变迁与发展的,进而从畲村经济文化变迁图像中洞悉畲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瓶颈所在。就全书立意而言,重点放在当下培头村社区营造方面,体现了作者对畲族乡村发展的现实关怀。

  该著的研究方法是科学和规范的,既体现了人类学的学科意识,又具有较好的历史纵深感。作者从基本研究方法、材料收集整理方法和科学思维分析方法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把握整体的研究方法,避免了方法论使用过程中的逻辑混淆和交错杂陈。在基本研究方法上,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在资料获取上,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主,以历史学文献资料为辅。在思维分析方法上,首先规范地运用人类学的整体观,力求分析与综合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既关注事物细节,也关注事物整体联系。其次,有效地运用主位与客位相互交替的研究方法,既有当地人的眼光,又有研究者的立场。此外,还交叉运用比较法、统计法、历史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纵观全书,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而言,以下几方面尤为值得肯定。

  其一,点面结合的田野调查方式,拓新了人类学“点状式”微型社区研究法。

  人类学传统微型社区研究范式具有可操作性和深度解剖麻雀的功能,凸显一叶知秋和见微知著的意义。从质性研究方法论而言,个案研究不见得具有代表性,因其研究的具体对象与对象所属的总体,其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应认识到个案研究对某事物总体认识的局限性。显然,个案研究追求旨趣不在于“代表性”而在于“典型性”。而个案研究典型性的获得又需要通过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而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思考。意即个案研究可以通过借助“个案的外推”和众多研究的“接力”而获得对每一类现象普遍性的认识,其“外推”的范围愈大,其研究价值也愈大。透过个案研究中纷繁芜杂的个性差异,洞悉其内在共性,个案研究因而获得典型性意义[2]。并且,通过个案与外在同类的参照,可继续拓广个案研究的典型性意义。可见,人类学微型社区个案研究范式是具有社会科学实践意义的,对此予以简单质疑和武断否定的观点是源于对“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混淆。然而,该范式又的确是需要在质疑和诟病中反思和改进的。基于此,个案研究者的视野既需要深度聚焦于微型社区,又不能完全局限于微型社区的狭小天地,而应尽可能地将研究视野和范围外推,进而获得个案研究的典型性意义。该书关于社区营造的境外和国外的经验借鉴,正是这种外推的努力。至于作者以闽粤赣有关畲区的考察作为研究者的内部观照和外部比照,更是这种外推的努力。如此,“映日荷花”不再是孑然而立,而是映衬着“接天莲叶无穷碧”。田野的踏遍青山和文献的欲穷千里,是作者不懈的研究追求。

  该著作者采取点面结合的田野作业方式,无疑是提高个案研究普遍性品质的新尝试。本书前五章属于人类学微型社区个案研究,作者从多维度聚焦培头村钟姓畲族不同历史时段的社会经济文化形貌,通过钟姓畲族多样态的社会经济文化行为,梳理其变迁轨迹,洞悉其社会经济文化变迁规律。在本书第六章“超越大山:来自田野参照物的多元观照”中,作者则跳出培头村的视野,着重选取文成本县其他畲村的发展个案、丽水松阳县石马源村的多元化山林经济发展类型、景宁敕木山区惠明寺等畲村的回访,作为田野研究参照,与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案例进行比较,进而揭示山区畲族超越大山的本质特征。在结语部分,作者通过点面结合的田野资料,将畲族乡村变迁与发展问题从田野调查的具象层次上升到逻辑、抽象的理论层次。

  其二,田野调查植入文献分析的根基,拓宽了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景深。

  所谓田野调查植入文献分析的根基,意即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历史学文献法相互协同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其研究取向是关注田野对象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在历史过程中之连续性和变异性,其间既渗透着历史的深度,又贯穿着现实的向度,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有机结合。作者除参与观察记录培头村钟姓畲族当下经济文化生活行为外,还全面细致地收集其民间传说、谱牒信函、契约文书、碑刻铭记、通告庆典、诉讼辩词、乡规民约、人情账簿、歌谣抄本、道教科仪、畲药处方等民间口传及文献资料,也仔细关注钟氏宗祠、村庙、民居、日常生产生活用具等村落文物资料。尤其作者还对《钟氏宗谱》中的《行述》、《行略》、《诗词》及其他民间文书、信函等,做了深入细致的标点和解读。作者正是在这些畲族民间文献中循章觅旨、钩玄索隐而获得历史信息,将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结构镶嵌于广阔的畲族历史发展脉络和畲汉互动关系史之中。而该书对当下培头村回归大山的着重关注,则是在对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历史分析维度中始终贯穿着现实的向度。该田野调查个案研究植入历史文献分析的根基,不仅让思想的张力获得多方位史料的支撑,更让现实的关怀置于历史的景深而更具方向感。

  其三,高度参与式研究,对人类学村落发展研究范式做出了新的探索。

  长期以来,传统人类学界认为研究者在田野研究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是以观察者身份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从而避免对正在发生的田野事件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观点愈来愈受到当代田野工作者的质疑,他们主张高度参与式研究以实现田野社区的再社会化,进而提升移情能力与研究敏感度[3]。本书作者正是以研究者和“村落人”相互交替的身份高度参与了培头村近五年来的民族特色旅游村寨社区的营造过程。诸如:搜集整理培头村许多异常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撰写青钱柳产业发展项目申报书和青钱柳产品市场推广策划书;对村落民间文献文物保护、畲家乐旅游项目开发、“三月三”畲乡风情节展演等提供指导意见;经常沟通和协调村落基层组织及村落内部关系;提出“钟正芳故里”和“培头村社区营造”等创意项目。以上高度参与式研究,不仅有利于推进畲族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社区主体意识,也为畲村经济发展深度发掘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更为畲村文化与经济如何互动提供了路径指导。这部基于深入田野调查和高度参与式研究基础上而完成的村史与民族志相结合的学术著作,不仅仅是田野和学术写作方法的新探索,更为人类学村落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颇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范例。

  其四,社区营造研究视野,让理论飞翔与现实行进相得益彰。

  所谓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社区营造则是指社区成员们持续共同努力将社区环境和生活建设得更美好。社区营造实践首倡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乡村,随后被中国台湾所借鉴并逐渐深入本土化。自1994年之后,台湾社区营造实现了时代的飞跃,其营造规划、目标、内容、措施等日臻完善。迄今台湾社区营造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发展,累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尤其在乡村社区涌现出诸多成功的案例,以至于台湾知识精英喊出“三农不是问题”的口号。台湾社区营造实际上是一场以社会知识力量为中间纽带,以广大台湾民众社区主体意识和文化认同为思想基础,以自下而上和官民互动为组织形式的美好家园再造行动。其推崇知识力量全方位服务社会的举措值得祖国大陆借鉴。

  该书从中国台湾社区营造视角来思考畲族乡村发展问题,既具有可行性,也具有必要性。作者在借鉴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基础上,强调通过制度安排,整合多种社会力量,助推乡村社区发展。为此,她提出一整套可操作的对策建议:转换乡村发展理念、改变乡村发展模式;完善制度创新机制、整合知识分子力量;开创社区培力制度、激发社区内在动能;提升文化创意能力、强化地域民族特色等。作者还从操作层面提出如下具体措施:通过政府体制的变革和政府职能配置的优化,大力培育致力于乡村发展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机构、支持大学生等知识青年返乡创业、鼓励高校知识分子深入基层,让多元化社会力量充当连接政府和乡村社区的桥梁,通过持续的专业化社区教育培训体系,提升乡村居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能力,从生态资源与人文资源整合的角度,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特色农业产业、绿色民宿产业等,最终实现乡村社区自下而上式的可持续发展。

  从社区营造的视角来探讨畲族乡村发展问题,不仅为畲族研究乃至我国乡村研究引出新的学术对话,也为畲族乃至其他民族的乡村发展问题提供现实思考价值,更对当下乡村如何“精准扶贫”和“重塑现代乡贤”提供启迪和借鉴意义。该著最令人振奋的是,作者对我国知识分子如何打破学科及专业边界,真正走出书斋、走向基层,用知识服务社会,既做出了拓新的实践,也提出了深刻的反思和呼吁,这无疑是对费孝通先生倡导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弘扬。

  总之,该著较之作者五年前出版的《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一书有了显著的深化和突破。一方面,从过去着力于畲族村落的经济转型问题转向对畲族村落全面发展的关注。另一方面,既注意到了当今畲族村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注意到了其发展模式的弊端,更提出从社区营造视角解决问题的新路径。该书出版的价值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首先是村落价值,为培头村深度挖掘和抢救了许多异常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给钟姓畲族留下了一部结合村史与民族志特点的学术著作,有利于畲族村民的文化自觉,为该村特色旅游村寨建设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其次是学术价值,高度参与式研究有益于深化畲族学术研究,尤其从社区营造的视角来探讨畲族乡村发展问题,能够为畲族乃至其他民族的乡村发展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探索路径。再者是应用价值,能够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资政惠民参考之用。

  附带说,学术界存在崇西轻中的现象,就我长期所审阅的校内外博士论文,不少以某些西方理论与对象事实“嫁接”而以为“学博”,甚至得到佳评。某些刊物也青睐该类论文。作为一种研究取向,无可厚非,但必须防止过犹不及的泛化倾向。王逍博士此著的重要意义远不限于其学科和研究领域,其经世致用、研以济民,以及关注现实、总结中土经验及其理论深化的这种中国情怀和学术方向,定然与同类志向者及其探索,有望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蓄势而蔚为振兴中华的国风。

参考文献:

[1]王逍:《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2]参见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3]参见[美]罗伯特埃默森、 蕾切尔弗雷兹、琳达肖 著:《如何做田野笔记》,符裕、何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5页。

本文原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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