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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田野调查研究最终汇聚为民族志。从民族志可以返观调查研究方法。本文以四个文本为例，阐释和评析假设的方法、生活史与社区的叠构法和调查单位的别致运用，以及求 真准则的遵循或迷失与有关调查研究方法的关系。
【关 键 词】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
【作者简介】郭志超，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厦门 361005)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世传绝活。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文本写作虽无定式，但却统摄于一 定的理论方法。本文以3本民族志和1篇田野札记为例，来评析田野调查和文本写作的若干问题。
一、具有触角的调查和文本：《一个移殖的市镇》
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应有假设。没有假设，就好像没有触角的蚂蚁，不分西东地 爬行。李亦园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马来西亚柔佛州蔴坡镇所作的调查及其民族志《一个移殖的市镇》，[1]正是使用假设的范例。
我国台湾的人类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由台湾土著少数民族研究向汉族研究转向 的阶段，[2]李亦园先生是这一研究转向最早的前驱。1958年至1960年，李先生在哈佛 留学时产生了研究汉族文化的兴趣，1962年夏，他到沙劳越对华侨华人社群调访一个多 月，继而于当年秋在马来西亚找到更合适的调查社区——蔴坡。1963年、1966年他两次共8个月在此地做田野调查。李先生所研究的蔴坡镇是一个重要的橡胶集散 地，位于马来西亚的西南端，当时人口约6万人，其中华侨华人约占4万人，其他的则为 马来人和印度人。这里的华侨华人按他们所说的方言，可以分为7个以上的方言群，俗 称“帮”：闽南帮(又分为漳泉和永春两帮)、潮州帮、福州帮、海南帮，客家帮、广府 帮、兴化帮和雷州帮，其中以漳泉、永春、潮州三帮最多，势力也最大。这些方言群既 相互排斥又相互统合为超方言群的华侨华人社会。
田野之前的假设在调查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者被证实，或者被修改，或者被否证 并进而有新假设的提出。从假设到求证的过程中，开始的假设往往是比较模糊或宽泛的 ，而后在有关理论的启发下和随着调查的深入，模糊或宽泛的假设逐步趋于明确或集中 。我们并不清楚李先生在做田野之前萌生过什么假设，但从《一个移殖的市镇》这本书 的序言里可知，他在调查的初期就一直“盘桓着”这一假设：“中国文化有许多不同的 地方性表现，各地区的人都夸耀自己，认为他们的文化才是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可是 没有人否认，这些不同的地方性文化的总和，也才是真正中国文化”。后来，他从华英 德(Barbara Ward)女士在《意识的类别》(Varieties of the Concious Model)中提出 的中国文化的三种“意识范式”得到启发。这三种“意识范式”是：“直接范式”，即 每一方言群的人心目中对他们自己文化所建构的范式；“理想范式”，即各个方言群的 人心目中对传统中国士大夫阶级所代表的文化所建构的范式；“内在观察范式”，即一 个方言群的人对不同方言群文化所建构的范式。因为有这三种不同范式的存在，所以容 许中国文化的整合统一性和地方歧异性的并存。
然而，李先生的认识并没有止于此，通过对蔴坡华人的经济结构、社区组织、社 区领袖的结构、社区领袖的变迁、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用动态观拓 新了中国文化的整合统一性和地方歧异性并存的假设。他指出，在蔴坡的华人社会中，当外来压力很有限时，各方言群之间的冲突争执就显得很厉害；而当外来压力增强时，各方言群之间就收敛自己的文化着重点，与其他方言群相互适应、相互补充。前者的“直接范式”与“内在观察范式”背离，后者的“直接范式”与“内在观察范式”在“理想范式”下整合。他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整合中，某一特殊范式有特别表现的机 会，以适应特别的情况，因此范式愈多，适应不同情况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就是海外 华人在所在国具有很强的适应力，犹如柔韧的“常青藤”的根本原因。
对于理论或假设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通过自己的经验予以 郑重的强调。1936年在江村调查时，他“还是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 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的在上投影”。江村调查完后，他仓促地赴英 留学，那时他发现原有认识的错误，继而在博士论文的写作时“感觉到痛苦”，这时他 深切地意识到：“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散的，没有意义的 ”。回国后他在云南调查禄村，在《禄村农田》的导言中，他特别提到拉德克利夫—布 朗的话：“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见闻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依 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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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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