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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略特·奥林]民或俗?二分法的代价
——Folk or Lore? The Stake in Dichotomies
  作者:爱略特·奥林 (Elliott Oring)   译者:张茜 张举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10-18 | 点击数:7319
 

摘要: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对民俗学者来说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究竟是侧重对“民”的研究,还是将“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根本上来讲,“民”和“俗”两者本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民俗学学科内部的这两种观点的分界是真实存在的,并对民俗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的角度分析,必须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想要否定或杜绝这样的二分法是没有益处的,事实上,两种方式各有其意义,旨在将民俗学引向不同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民俗学;学院派民俗学;公众派民俗学;二分法;伦理;


  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对民俗学者来说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毕竟,这两者本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民”创造并展示“俗”,没有“民”就没有“俗”,当你长期与“民”接触时就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他们所创造的“俗”。然而,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选择题是因为它关系到另外两个重要问题:民俗研究中的重点何在;引导民俗学者进入并保持这一学科领域的动因何在。从根本上来讲,究竟应该是在接触一个被边缘化的、拥有特定社会阶层、职业、宗教信仰或种族的“民”,还是应该追求对“俗”(如传统、传播、艺术创造力和认同)的质问?将“民”与“俗”对立纯粹是导向性的问题; 意在指出二者把民俗学引向的不同发展前景。

  许多人认为,“讲故事”是民俗学家的职责。如玛瑟•诺库纳斯(Martha Norkunas),就讲述了自己母亲的故事: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在他工作的城市有个情人时,她毅然与丈夫离婚,带着五个孩子离开了他。她放弃了财产和职位,迎接她的却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背负离婚和家庭破碎之耻的生活(Norkunas 2004:105-6)。诺库纳斯认为,正如她母亲这般的缄默应被载入史册,“反抗的故事”应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此相似的,戴碧拉·寇迪什(Debora Kodish)将民俗学者的工作视为:把那些被人遗忘的重拾回他们的记忆。如某部与“汤姆叔叔”相关的踢踏舞剧,对寇迪什来说,尤其是女性踢踏舞,早已淡出历史和节日庆祝的舞台,也很少有人愿意谈及和资助与女性踢踏舞的相关活动。霍顿斯·艾伦(Hortense Allen)被制片人拉里·斯蒂尔(Larry Steele)邀请到了大西洋城的哈莱姆俱乐部制作节目。据艾伦说,她一天编排三个演出,为合唱团排练两到三首曲目,并且与合唱团一起排练已经排好曲目的舞蹈。她甚至亲自为演出缝制演出服。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得到相应的认可,因为拉里·斯蒂尔忘记把邀请她来编舞的事情告诉俱乐部老板。结果大家只记住了她跳过舞,却不知道她编过舞。她不想被当做“踢踏舞者”,而是想以“编舞家”或者“制作人”的身份被大家记住。她说她只是为了帮助斯蒂尔补上舞蹈中的空缺才参与了舞蹈。于是她要求寇迪什和费城民俗项目协会(PFP)更正这个失误[1]。寇迪什说道:“现在,人们会说真相是相对的(当然是如此的)……真相是:她就是哈莱姆俱乐部,她就是拉里·斯蒂尔”(Norkunas1997:7)。

  寇迪什认为,费城民俗项目协会的工作是纠正人们记忆中类似的,被误解、被扭曲的事实。她想为这项工作写一部“公平、正义的记录”(Norkunas 1997:5)。历史应当被视为是从“大多数被遗忘的人群的角度”来看的(Norkunas 1997:8)。艾伦的成就被忽视了。在费城民俗项目协会组织拍摄的影片《众多优秀女性舞蹈家》中,艾伦有机会讲述事实并纠正了所有误解。就像寇迪什所说,“我们还原了事实真相(Norkunas 1997: 8)”。对于许多民间团体来说,有些排斥性政策使得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境遇,许多民俗学者对“民俗”的定义需要考虑到“政治任务”和“现实效应”等因素(Norkunas1993:200)。

  诺库纳斯认为,引出和记录反抗的故事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反抗,“一个人的言行就会违背其意志,并允许他人通过对过去的诠释来控制现在”(Norkunas 1997:115)。她认为在这一事件的进程中,如果总要强调此事与“白人、男性”(Norkunas 1997:117)这些关键词无关,而仅仅是有关于“种族、女性”(当然同样表现出了积极地和英雄主义的特征)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进步看上去更像是报复。举例来说,诺库纳斯称赞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史学专家在介绍内战遗址时所作的努力:他们介绍了战争爆发的背景及原因从根本上是与奴隶制度有关的(Norkunas 1997:118)[2]。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否定这一起因的“民众”(抑或是专家)的声音,他们是如何对待的?什么样的声音被禁声后才可能让大家听到另一种声音(Stoll 1999:244)?为什么诺库纳斯在明知道某种阐释总会压制另一个声音的情况下,仍偏向这样的关于内战背景的阐释?在对孰因孰果缺乏足够慎重和理智的评估的情况下,任何观点都不应当获得特殊对待(Stoll 1999:244)。

  生活史和口述史普遍存在于民俗学者的研究领域之内。在访谈的过程中,民俗学者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对个人的经验故事,家族历史和价值观的不同表达,以及受访者对世界和他们周边生存环境的不同感受及观点。只有通过这样的接触,民俗学者才能够抓住像移民、种植园、制椅工匠、传教士、已婚妇女等抽象的社会学范畴背后的主观性。只有涉及到如记忆、传统、价值观等术语时,民俗学者才能洞悉受访者拥有的知识和艺术的奥秘。民俗学者需要了解人们如何感知和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

  但是在我看来,民俗学者不会仅仅满足于引出口述回忆和家族历史、将它们成册出版或记录成影像资料、在博物馆陈列展示——至少时至今日,不会有民俗学者仅仅满足于将民间故事文本集结成册并出版发行。如果他们出版了一部故事集,就会引起一些有关故事的历史的、结构性的、功能性的、符号学的、政治学的、表演论的或其它理论的分析。由此看来,民俗学者如何对待民间表现形式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民俗学者如何对待口述历史也举足轻重。口述史绝不仅仅是表述受访者的呼声、回忆或传统,它赋予人们的也远不仅仅是一种发言权,不论这些人是谁。口头描述应当被估计和判断为既是一段关键历史产物(不论是关于奴隶制、移民、工厂工人或踢踏舞者)的记录,又是个人或群体视野的反映(Wilson 1979:460-66)。个人的叙述或家族传统不一定会富有传奇色彩或是偏离人类发展的进程。但是就如同任何历史记录一样,也需要一丝不苟的考量它作为已过去的历史事件的价值(Vansina 1965;Stoll 1999:61)。即使我们要利用口述历史来反映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也需要被详尽地阐述,并与产生和证明此观点的条件和经验相联系。民俗学者不能只满足于让口述记录孤立地存在,“不能生硬的按部就班”(Lindahl 2004:176)。

  1974年,大卫·克尔(David·Kerr)来到赞比亚大学教授戏剧和文学。他相信,震撼人心的戏剧作品应当建立在原始的表现形式之上,他加入了一个收集契瓦人(Chewa people)表演的计划,此计划一直在持续地进行着。他主要关注那些被传说和传唱的故事,希望以此作为大学创作剧目的依据。他的研究受到了奴隶制意识形态的激发,最后他收集了一系列传统表演形式——从谜语到仪式。在他努力想要引出某些表达时遭到了一些反抗,因为访谈时的场景并不总能有助于他们的表演。

  一次,一位村中长者正式的要求他和他的团队代表村庄和赞比亚总统交涉,请总统关心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但他没能有效地转达这个信息,这件事使他失去了在村中收集传统故事的热情。克尔暂时将赞比亚大学图书馆里的录音和文字记录搁置,带领一群大学里的戏剧学生深入乡村去发掘使用本土语言的即兴表演。其中有些表演基于当地故事和歌谣,但是他们并不想尝试去近乎科学的记录或研究他们是如何利用传统的。他们的目的在于创作一部戏剧,“它能够帮助农村地区的居民……理解并传达发生在赞比亚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Kerr1991:53)”。克尔的这番努力使他参与到另一个在马拉维的戏剧计划中,在那里,人们利用即兴戏剧表演来改善自身生活,即使他们本来没有本土的口头戏剧传统。克尔和他的研究伙伴们没有以“遥不可及的学者”的身份进入村庄(Kerr 1991:56),而是以普通人或是青年艺术家的身份参加的。他们一起参与到了歌唱和舞蹈中。整个村落的民众对此充满热情,因为这个表演为商议集体重大事件提供了空间(Kerr 1991:58)。

  克尔和他的同事们创作的民俗剧目的原型取材于《第三世界流行剧目》相关的理论(Kerr 1991:57)。克尔相信,民俗学者所做的工作应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谐一致。谁又能反驳这一点呢?对民俗的利用可以出于很多目的——其中有一些动机是善意的。

  可是即使克尔想要放弃他的初衷——对传统叙事的研究,转而去关注那些被干涉的和在政治上被利用的活动,为什么他不能研究他自己的这些活动呢?哪个本地叙事正确地表述了社会活动戏剧,哪些没有?它们在被运用的过程中有何变化?大学生们或当地观众对剧目表演和信息传达影响到了什么程度?他们之间的冲突缘自什么?最终这些剧院制作的剧目在农村社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是如何变化的?[3]

  这些由诺库纳斯、寇迪什、克尔等(如Botkin 1953:204;Lomax 1977:130;Davis 1992:109;Hawes 2002:70-71;Lawless 2001;Payne 2004:341)提出的构想,不是为了给予批评性的评价,而是为了回答道德上的问题——这个构想的设计可以用来创造一个“人道的、正义的世界(Norkunas 2004:120)。[4]”之所以鼓励人们去做田野调查的原因,在于可以被教授的知识十分有限,无法满足他们的求知欲。那些被教授的知识甚至在调查开始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少数民族往往没有什么权利,他们的声音还未被大众听到,且被那些权威机构的精英们所轻视或忽略。(民俗学者总是莫名其妙的将他们自己视为独立于那些不可侵犯的规则之外。)这样的对史实记录像是一种社会工作[5]。因此,民俗学者的任务是分辨出“在不同社会部门都在争抢稀有资源的形势下,不同公众群体的存在和他们想要获得文化资源的需求”并“帮助他们接受来自自身族群或以外的应得到的关注”(Abrahams 1992:25)。对历史的研究和再现是为了还原真相。民俗学者的任务是传递、传播和证实“民”——或者至少是一部分“民”的声音——努力去补偿他们在过去所受的委屈,改变现有的不公正待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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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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