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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太]陶云逵:绽放“云之南”
  作者:李国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7-07 | 点击数:1982
 

《边疆人文》杂志某期目录

《边疆人文》杂志某期目录

陶云逵在田野调研中

陶云逵在田野调研中。资料图片 

 
  谁也没有料到,年仅40岁的他,竟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热带病,在不停地念叨着自己夭逝的孩儿“尧尧”中撒手人寰。生前为了考察边疆民族,曾跋涉在“云之南”的崇山峻岭中,为云南民族研究和我国民族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逝后则百般寂寞,其煌煌著作也鲜为人知。他,就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陶云逵。

  1904年初冬,陶云逵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陶瑢为其取名祖逵,字似龙。1924年,陶云逵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继而升入南开大学,受被张光直先生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博士的影响,对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27年,他远赴德国,先后就读于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1933年,他获取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凌纯声、芮逸夫等一道考察过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再度辗转到达云南,于1940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并筹备成立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办了《边疆人文》杂志。在3年多的时间里,《边疆人文》油印了三刊三卷18期。这些用西南地区最廉价的毛边纸装订成的刊物,保留下了抗战期间闪烁着科学光芒的学术成果,为西南民族的研究开辟了阵地。1944年初,陶云逵因在考察中感染热带病离开了人世。纵观陶云逵一生,其生命之花可谓“绽放于云之南,也凋谢于云之南”。虽短暂,却芬芳。

  1934年,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的陶云逵第一次与云南“相识”,此行的目的在于“滇西南之摆夷及滇西北之麽些,栗粟,曲子”,即进行民族学调查,对傣族、纳西、傈僳、白族等作体质测量,也调查他们的风俗习惯,旅途中他对这些民族的文化诸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在《俅江纪程》中,他写道:“自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两年之间,我走了不少的路……。我把这段日记写出来,也许有点实际的用处,就是给预备到那区域的人,一个途纹上的参考。”为什么会选择云南?或许正如他在《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云南不但是个‘山国’,而且是个‘族国’……。这现象为我国大多数省份所无的。”

  但这一路上的考察,却颇为艰辛。山高谷深的自然环境和“异文化”的冲击,使考察者深有体会。如在面对当地人习以为常的过江方式溜索时,这些外来的考察者却犯了难,“虽然簇新的溜索,我仍有点胆寒。而赵君及同行工人们(都是未曾溜过的),都忧形于色。”结果只能“带溜”,即“请了一位善溜的古宗,我猿攀在他身上,并以带系之。彼则自系于溜板之上。”这使得陶云逵不得不感慨“大体凡活的东西都怕死”。

  此次历时近两年的调查成果丰硕,陶云逵先后发表了《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碧落雪山之傈僳族》、《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神话》、《车里摆夷之生命环》等数十篇文章。而其中的《碧落雪山之傈僳族》,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是傈僳民族志,其主要是将其族的文化的各方面,客观地描述出来”。文章首先对“傈僳”之名称进行了详细考证,接着对“傈僳”生活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做了简明的交代,而重点则放在文化上,分别从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婚姻家庭、生命仪礼、社会结构、战争、语言以及信仰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描述和记录,并配以大量的图片,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抗战军兴,一度被视为无关大局的边疆各民族地位之重要凸显出来,政府有边疆开发之政策,学界有边政研究之呼声。陶云逵也不例外,不仅坚持实地考察边疆少数民族,而且还就此发表了《边疆与边疆社会》、《开化边民问题》、《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论边政人员专门培训之必须》等文,其目的正如他在《开化边民问题》中所言:“边疆为我版图之边疆,边民亦即我国民之一部。开化边民使与近代中原文化融为一体,以应付现局,实为刻不容缓之事。”对政府已有的一系列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措施,陶云逵并不随声附和,而是以一个学者的严谨和客观批评“我们的边疆政策,弊病在于单边的,仅顾政府一方面意旨而未从边民意旨与生活实况着想。”

  陶云逵的行文与凌纯声、芮逸夫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有诸多相似之处,不仅注重田野调查的资料,而且也善于运用中国丰富的文献典籍。通过两者的结合,使呈现出的对象不仅具有横向的丰富感还有纵向的历史感。

  陶云逵并不将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视为奇风异俗而随加评判,而是对其持之以科学而客观的态度,如在《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开篇便说明材料的来源,并指出“本文就是研究一下鸡骨卜的形式与意义进而观其分部”。读陶云逵的考察报告和学术文章,似在倾听一位严肃而冷静的学人在客观地陈述,很少能觅到失控的激情和强烈的价值评判,这或许与他在德国所受到的人类学教育有关。但殊不知,陶云逵还是一位多情的诗人,“风儿柔!绿水儿悠!云影水波儿上游,浮鸭儿群驱凑。青青柳叶扫船头,桃花儿随风沾衣袖。风送笑语私,袅娜般你临水正梳头。”诗中那一抹轻柔与灵动,毫不逊色于许多现代著名诗人。费孝通先生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一文中回忆道:“云逵本是诗人,血里留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但人静酒后,娓娓话旧时,他那种不拘泥实际,富于想象,沉湎洒脱的风致,就很自然地流露,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这在潘光旦先生的致辞中也得到印证,“他懂得诗,在他死后我才知道。”

  斯人已逝70载,由李东晔辛勤搜集、整理的《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终于在2012年问世,此文集汇集了陶云逵的大部分著述文章,也算是对他的缅怀和对那个时代、那些人、那些事的追忆吧。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3年6月14日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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