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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吾李加]玉树地区藏文典籍文献遗产类型研究与反思
  作者:夏吾李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8-22 | 点击数:12172
 

 

摘要:本文从古籍文献、历史档案、现代出版图书和唐卡文献四个方面,回顾了以往的整理研究概况,进而提出在藏文文献遗产整理方面,应该增强文献保护观念,增加资金投入;使官方、学术界以及民间三者形成有机统一体;培养一支独立的古籍整理队伍;增加外文文献遗产。
关键词:玉树地震灾区;藏文文献遗产;整理保护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2-0078-08

所谓文献,具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文献是指任何载体和材质上储存的人类记忆的总称,即石刻文献、纸质文献、胶片文献、音频文献、视频文献、电子文献等等,是现代文献学正在拓展的研究领域;狭义上的文献是指主要以纸张作为材质进行书写记录的文献,是古典文献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各类典籍。在藏文文献史上,虽然有很多不同形态的文献层出不穷,但最主要的还是以纸质文献形式保存至今。在玉树地区有闻名中外的吐蕃摩崖石刻遗产、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嘉那嘛呢石刻遗产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格萨尔史诗口传文献,然而成为玉树地区文献遗产主体的则是经典文献,也是玉树地区藏文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主要可以分为古籍文献、历史档案、现代出版图书和唐卡文献遗产四大类型。
 
一、古籍文献遗产
 
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活动,玉树地区积淀了难以计量的文献遗产,其载体和形态也各式各样。从目前的文献数量、种类、内容及传播情况等方面来看,藏族传统长条版式文献是玉树地区文献遗产的主心骨和支撑点。所谓长条文献,亦称梵夹版式,是藏文文献的传统经典版式,其外部装订形式和内部结构自成体系,源自印度的贝多罗树叶或藏族的桦树叶片上写书成册的版式。藏文长条文献的内容涉足宗教哲学、因明逻辑、医药化学、建筑工艺、天文历算、生命科学、文化教育、地理历史、语言文学、典章制度、绘画艺术、音乐舞蹈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五十多个学科领域,具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有些领域目前仍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绝非某些外行人士所声称的仅是开展宗教仪轨的“藏经”。
玉树地区收藏的藏文长条文献历史久远,目前能提供实物的就有一千年的古籍文献遗产。闻名于世的东仓藏文《大藏经》就是其中的一例,均属于金粉、银粉、海螺粉、朱砂粉等各类矿植物书写的手抄本。丹珠昂奔先生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上讲到,从图书量说,木刻《大藏经》是最多的,在形成后的发展中形成了若干版本系统。当然,无论石刻也好,木刻也好,都源于早期的手抄本。没有早期的翻译、手抄,就不会有后期的石刻、木刻。但是在木刻本、石刻本之后,手抄本仍然畅行于世。因为手抄《大藏经》本身是一种功德,而这种功德同样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因为这种手抄本,高档次的要使用金粉、银粉、朱砂粉等矿物质原料来抄写[1](P.867)。历经千年的沧桑岁月,玉树的东仓藏文《大藏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编纂完成的,足见其非凡的价值,手抄《甘珠尔》写本的特点参见拙文《写本<甘珠尔>形成的历史分期及编纂问题考辨》[2](P.67-79)。 
图1  东仓《大藏经》馆藏之一角
(金巴仁青先生提供)
还有1143年诞生于今结古镇西航村的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派的创始人觉巴•久丹公保,他的文集在《直贡噶举法藏》中编纂于第20-32(wa-khu)函之间①,共有13函,约一千部。同时,元代从西藏流传到玉树地区的贝叶经手抄本《喜金刚续之第二品》②,除去文献价值,作为元朝之前流传于西藏的贝叶经,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直贡噶举派、叶巴噶举派、索芒噶举派、尼多噶举派为代表的不少藏传佛教哲学流派源于今玉树地区,逐渐传播到全藏区,乃至世界各地,积累了丰富的文献遗产。其中仅尼多噶举派的创始人南曲•美居多杰在21岁圆寂之前就著有13函,共423部,他的上师兼门徒的噶玛恰麦作为尼多噶举派的主要创始人和传播者,对南曲•美居多杰13函的研究成果得以出版的就有60余函之多③,除了对噶举派本身产生影响,还成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古刹白玉寺及其子寺的主要法脉之一。伏藏文献是藏文文献中独具特色又富有神秘色彩的文献遗产,其种类繁多,玉树地区的历代掘藏大师们发掘了丰富多彩的伏藏遗产,其中以天藏、意藏、岩藏、湖藏为首的伏藏文献闻名于世,仅在金巴仁青先生的《玉树地区名人名著录》中就收录了121函,约一千部[3](P.1-18, 57-71, 138-158, 270-283, 324-339, 392-399, 430-434)。 
图2  直贡•久丹公布仁青白文集
(笔者摄于德格更庆寺新木刻版)
直贡噶举派的居日家族的叔侄传承方式,最终由活佛转世制度取代的仁增•曲扎的文集(kun-mkhyen-rig-vdzin-chen-po-chos-kyi-grgs-pvi-gsungs-vbum,1595-1659年),曾一直收藏于直贡梯寺,没有发行完整的木刻版,最后在“文革”期间不幸被毁。为了抢救他的文集,这几年直贡噶举派组织相关专家搜集整理,最终在玉树州囊谦县巴米寺(dpl-me-dgon)中发现了一套。该文集的跋语中记载,“更庆仁增•曲吉扎巴的亲传弟子洛•贡觉赤列朗杰,曾被邀请至囊谦嘉布的悟喇导师期间,在直贡梯寺抄写了文集一套,迎请于玉树囊谦地区”。由此可见,玉树地区除了本地区的历代学者的个人文集之外,还有藏区各地的典籍文献。目前,我们可以目睹的《直贡仁增•曲扎的文集》十五函版,就是以囊谦巴米寺的这一孤本作为蓝本整理出版的成果,共有334部,其中包括鲜为人知的大量论著④。 
图3  通过玉树巴米寺手抄本整理出版的
《直贡仁增•曲扎文集》
(笔者摄于德里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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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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