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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平]白寿彝先生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王东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5-15 | 点击数:6188
 

 

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奠基者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从理论成就和治学方法两个方面论述白寿彝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贡献。继承先生的学术传统,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白寿彝;民族史研究;理论方法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3—0014—08

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具影响力的学者,白寿彝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在70余年的学术实践中,他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西交通史等许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以其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以其深邃的思想、富于创新的理论、科学的治学方法,给当代中国民族史学以深刻的影响。他是公认的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奠基者和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
白寿彝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事业和他的学术成就是永存的。总结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成就与治学方法,对于继承先生的学术传统,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独具创新的理论建树
 
白寿彝先生重视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他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特别是解放后的学术著述中,不断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创造,解决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民族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先生85华诞时,著名学者刘先照、陈连开曾分别撰文对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成就给予了较全面的论述[1]。笔者仅就先生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1.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
白寿彝先生提出和论证了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理论。他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开篇就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括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2](P1)多卷本《中国通史》贯穿了先生这一思想。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已属常识,但是在旧中国的史学界,远非如此。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旧时代的学者们常常以汉族和汉族统治的王朝为正统,视少数民族为“蛮夷”或“异族”,从而忽视少数民族的历史或者干脆将其排斥在中国史之外。解放以后,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对旧史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逐步确立了民族平等的思想。白寿彝先生是较早进行破旧立新的学者,并且形成了自己完善的理论体系。
先生的这一理论包含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强调各少数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1951年,先生在《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中就指出,国内少数民族除极少数的民族外,大体上都具有和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甚至当汉族还没有正式形成的时期,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蛮族,西南的庸、蜀、□、微等族就在历史上出现了。少数民族开发和建设了中原和边疆地区,也为创造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在近现代革命斗争中,少数民族也同样坚强不屈,前赴后继,所以“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人民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3](P20)到70年代以后,先生更是反复强调指出,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不仅包括现在存在着的民族,也同样包括过去同中国有关系的、已经消亡了的民族。
其次,先生主张将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作为整个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把它视为历史分期的一个标准。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当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就不会有中国历史上的繁荣与发展。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生对这一观点作了较多的阐述,他说,中国历史主要是封建社会史,封建社会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发展,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分不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在北方,北方民族大量南迁,与汉民族杂居进而汉化——封建化;在南方,大量汉人的迁入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也促进了杂居区的封建化。宋元时期,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发展了,发展的标志是广大边境地区进入封建化,包含东北的大部分、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云南的大部分,有了这个变化和进步,我们才能说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了。明清时期,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因此,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3](P56)基于这一认识,先生将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成四个时期,先生所主编《中国通史》贯彻了这一思想,从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独树一帜,真正构建了多民族中国的历史。
其三,是主张从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与评价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以及汉化问题。先生从自己研究回族史的经历中提出一个例证,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回族却出了许多的学者、艺术家,他们的文化载体没有多少回回人的色彩,倒是充盈着儒家思想。他们在文化上所作的贡献,究竟算汉族文化,还是回族文化,从民族史的角度如何评价他们的文化成就,给予何种地位,许多学者,特别是民族学者对这一现象是持否定态度的,先生自己也曾怀有疑问。后来先生将这一问题放置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疑问就迎刃而解。他说,汉语、汉文是全国通行的一种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成果,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样应该是各少数民族的贡献,这些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看问题,不必怀有狭隘的心理。他从这个问题引发开来,总结道: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尽管表现不出自己民族的特点,但只要对各民族都有好处,就是对中华文化很好的贡献。[3](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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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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