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访谈] 克莱齐奥：我们是战争永恒的孤儿
来源：南都周刊 2008-10-20 14:13:57 作者：编译 邹琰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让·马瑞尔·古斯塔夫·勒· 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ezio）。
诺贝尔文学奖专题
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小辑
克莱齐奥简历
克莱齐奥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 1963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凭借这部处女作，他年仅23岁就获得了雷诺多文学奖。此后他相继出版了30余部作品，这些作品多以漂泊不定的边缘人物为主角，都反映出他对原始部落、消逝的古老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对美洲印第安人世界的向往。1994年，他在法国《读书》杂志做的一次读者调查中，被评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是当今法国文学的核心之一，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就在今年1月28日，克莱齐奥凭借《乌拉尼亚》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授予2006年度最佳外国作家奖，他亲自来到了北京领取奖项。 克莱齐奥对中国有着极浓的热情，1967年当中法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时，他就申请加入由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不过 克莱齐奥却一直保留着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他尤其喜欢老舍的作品。
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奖委员会称 克莱齐奥是“开拓新起点、展现诗意冒险与感官喜悦的作家，主流文明体制内外的人性探索者”。在今年这场美国作家和欧洲作家的交锋上，欧洲作家再次胜出，而美国人自从1993年托尼·莫里森获奖后，已远离诺贝尔奖15年。而法国人在长久的等待之后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把，因为上位获得诺奖的法国作家还得追溯到1985年的克洛德·西蒙，眼见着最近十年英语作家（奈保尔、品特、莱辛）和德语作家（格拉斯、耶利内克以及有浓厚德语背景的凯尔泰兹）的频繁得奖，法国人的郁闷可想而知。如果说克洛德·西蒙是作为新小说的代表获得诺奖，那么克莱齐奥就是作为法国另一重要的小说流派新寓言派的代表获得诺奖的。在世的法国作家中，克莱齐奥的声望和影响力的确高人一筹，甚至他的小说的中文版已有七种之多，尽管美国人再一次不知道获奖者是谁。《时代》这样形容：“美国记者搜索‘维基’的声音震耳欲聋。”恐怕这正是10月初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雷斯·恩达尔批评美国作家“太封闭、太无知”的缘由吧。
我们是战争永恒的孤儿
如果一个作家，记忆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不要要求他去一笔勾销。他无法阻止地看到了帝国的发展、不平等的建立、商品交换的阴谋。好像我们那么多年恐怖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马来西亚战争和非洲、大洋洲艰难的独立运动只是创造了一个界限，创造了一个接受和无休止等待的地方，男人女人仍在这个地方经受炼狱。记住过去并不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攻击性和嘲讽夹杂在一起
Q:您童年的第一个真实的回忆？
克莱齐奥:战争，尼斯城门被溃败的德军摧毁，炸药的攻击，冲击浪把我掀翻在地，就在我现在对您说话的时候我还感受得到地在我身下移动，我还听得到从我口中发出的喊叫。
Q:有没有一个老师发现了您，鼓励您写作呢？
克莱齐奥: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唯一鼓励过我的是我的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老师，拉玛先生，唯一曾经给过我作文满分的老师。这是个敏锐的人，非常有人性，以前是下比利牛斯省一个村庄的小学老师。他给我们讲述他有些学生因为很小就在地里干活，所以前臂变形了，在耕地的时候把整个重心都压在犁上。我现在还记得他到了年末，给我们朗读保尔-让·图勒的诗《打扫日》时他的激动。
Q:您读书时的假期，您是在哪度过的？
克莱齐奥:在青少年期之前都是在布列塔尼、圣－马利，在奥戴河口。也在英格兰，我父亲认为那是他真正的祖国（他出生在毛里求斯）。
Q:您对写作《诉讼笔录》的记忆？时间？地点？怎么写的？当时的精神状态？
克莱齐奥:那是个可笑的时代。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没结束，被送到军营里的威胁还在男孩子头上盘旋。我的一个同伴，一个非常艺术气质非常反抗的男孩，叫文森，因为成绩不好1960年末去打仗了，而且马上在一次埋伏中被杀害了。另一个得到许可回来了，被洗了脑，只会谈论反坦克火箭筒和“特殊马铁罐”（就是人们遮遮掩掩地称为“凝固汽油弹”的东西）。有些伙伴为了逃避就朝自己脚上开枪，或者是注射咖啡因假装心动过速，造成精神发狂，结果在军事医院经过几星期治疗之后，真的得了病。精神状态？就是攻击性和嘲讽夹杂在一起，用“荒诞”这个词只是一个虚弱的回应。那时统治法国的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今天我还情不自禁地感受到那种情况重新出现。
那时我断断续续地写着《诉讼笔录》，在一个咖啡馆里，在书里夹杂着一些听到的谈话碎片，一些形象，一些剪报。天天这样。小说写完之前埃维昂协议签订了，我明白威胁结束了，我们可以活了。小说有一年多都是手稿状态，之后送去参加欧洲费蒙多国际奖（奖金是在费蒙多岛全部免费的休假），但是Uwe Johnson得到了这个奖！不过接下来的秋天，我得到了雷诺多奖！
Q:为什么您这么晚才谈论阿尔及利亚战争？
克莱齐奥:我想这场战争给我同代人的恐惧太多了，他们当时都不能客观地谈论它。看看那些曾经在战争里的人的证词，有多少是被期待的！总是拒绝、否定。人们把它迁移到了另一个层面：城市暴力，揭发工业社会，希望伦理自由或者性自由，幻想“垮掉”的运动。对我来说，我觉得从那天开始算起，我就不再在法国生活了，从精神意义上说或是真正意义上说都是如此。我在英国、泰国、墨西哥、巴拿马生活……
Q:您对出版《诉讼笔录》的反应是什么？
克莱齐奥:我非常高兴我的第一部作品在出版上就大有希望。我当时把手稿寄给乔治·朗布里奇，伽利玛出版社《道路》丛书的主编，在他看来，这是一部非常简短非常热烈的作品。
Q:《诉讼笔录》的成功当时改变了您，还是让您惊讶，或让您困惑？
克莱齐奥:如果我没记错，当时好像这让我变得多疑起来。我有种误解的感觉。说到底，成为一个作家，是从我小时候起就有的“使命”。这种消遣曾经被我周围的人小心翼翼地维持：我把我的小说给我的妈妈、祖母、我的毛里求斯的远亲去读。但是，我想我很早就明白——尤其是在非洲认识我父亲之后——这种活动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一种职业，养不活人，也不能让他在社会上得到一个地位。学习，在数学作业和历史功课面前不要胡思乱想，得到好成绩，参加比赛，通过考试，计划职业生涯——在我家里，男人自古以来就是医生、法官、律师，从来没有商人没有种甘蔗的人——，这就是我要做的，而这些我必然会失败，因为我懒惰，缺乏注意力和集中力。我肯定会是个没出息的人。
得了文学奖在我面前立了一条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强制性的条约。我成了一名作家，我变成了一个“文学工作者”（这是写在我的身份文件上的）。这一点也许是最难以接受的。
我所创造的是别人给予的
Q:您为什么把您的记忆写成小说呢？换句话说，您为什么总是拒绝自传呢？
克莱齐奥:我决不会写回忆录。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欲望，而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写。小说对我来说，是探索我过去的唯一方式，是绕过重重困难疯狂向后转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我觉得，从《诉讼笔录》以来，我写的都是自传。我的书总是把我的历史的一些时刻搬到台上。因为我没有任何想象力。我所创造的，就是别人给予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喜欢使用第一人称“我”。
Q:在《物质迷醉》（1967），您经常表达您对书写的怀疑，怀疑艺术的谎言，甚至怀疑“书写故事”这一举动。但是，之后，您不断地书写故事，靠近传统叙述。您是否已经否认了《物质迷醉》的作者呢？
克莱齐奥:我不肯定这是一种违背。我的故事是故事吗？它们有开头有结尾吗？我是围绕一些主题写作吗？诗情和忏悔是客观的方式吗？有人物这种东西吗？叙述是描写线性的时间的吗？记忆是根据既定的情节组织的吗？我想举个例子。在《乌拉尼亚》这本小说里，有个人物，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女人，我叫她丽丽，她住在一个环礁湖边。她存在着，我想我曾经碰见过她，她有自己的生活，她的道路，她想逃避皮条客的影响，那个皮条客也是个真实的人物。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起源于我儿时在潘桑斯和索林格岛之间来回的船，那条船叫“环礁湖的丽丽”，也就是“环礁湖百合”。没有这个记忆以及与之相连的一切，我就不可能写到这个女人，写到环礁湖，写到孩子们的苦役。我喜欢萨拉曼·拉什迪的那句话，就是真实总是被隐藏的。
Q:从1966年的《洪水》到1973年的《巨人》，您的小说出现了庞大的超市和新兴的城市，您似乎看到了法国的末日景象。为什么？您在预示法国最近的炽热吗？
克莱齐奥:就像我对您谈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1939-1945年战争期间或战后），全部是1789年以及所有那些战争的永恒法国的孤儿。人们可以重新创造一个身份，参加一个激进组织，在新的熔炉里淬火，可这种断裂仍然会存在。它使得我在看待现代社会尤其是看待新自由主义的时候，觉得它们是在试图忘记真正发生过的事，是想一笔勾销。如果一个作家，记忆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不要要求他去一笔勾销。他无法阻止地看到了帝国的发展、不平等的建立、商品交换的阴谋。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来自它们，不只在法国，在德国、意大利、美国均是如此。好像我们那么多年恐怖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马来西亚战争和非洲、大洋洲艰难的独立运动只是创造了一个界限，创造了一个接受和无休止等待的地方，男人女人仍在这个地方经受炼狱。记住过去并不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Q:您发现巴拿马、墨西哥、毛里求斯岛是对法国的一种逃离吗？为什么总是在行走当中？
克莱齐奥:我能说的是，我属于一个流浪的家庭。我在尼斯长大，但是我知道那是暂时的，我们会要去往别的地方的。我父亲离开毛里求斯是因为经济原因。他选择了在远离欧洲的圭亚那以及后来的尼日利亚生活。我本来也可以选择属于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一个地区。我没有旅行过，我不喜欢旅行，我和我的家先后住在墨西哥、美国。我不知道我、我们下一个年要在那生活。我在我所在的地方工作。就我个人来说，我会被各种对我来说具有特殊价值的小东西羁绊住：一块除草机滚动的空地，黄昏天空的色彩，小家伙骑在光溜溜的马背上奔跑的声音，掉下来的果子的既平淡又强烈的气味，那些不说“是”而说“啊也”的人的口音，印第安女人眼睛里灰玛瑙的颜色，毛里求斯那咚咚响的雨点。这是一种奢侈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在这样类似的感觉中我到处都可以生活。不过，我最爱的，就是运用法语写作。
Q:您最近的作品好像没有写2006年的法国。为什么？它引不起您的兴趣吗？
克莱齐奥:恰恰相反，我觉得我在写这个国家，写这个时代（也许不确切是2006年，但也差不了几年），通过某种痕迹。我在这或在那生活并没有让我远离构成法国星座的整体，它的界限当然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感情层次上的，是由记忆和意识构成的。换句话说，2006年的法国，是蓬日、萨特、米肖、杜尚、杜沙尔姆，这个名单会很长。再说，说真的，我深信，当今世界的文化非常接近。不再有什么外国和让人好奇的国家，就像巴登-奥维尔想的那样。当您谈论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时候，您也谈论直布罗陀海峡，谈论与德国的边界。除了几个饮食菜谱、儿歌和穿衣细节之外，认为可以像乔治·桑时代那样谈论国家和民族，这是虚幻的。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只有通过语言、通过书籍，人们还可以谈论今天的法国，在一模一样的潮流、观点、暴力、紧急问题当中看到法国的存在。
书是我唯一的祖国
Q:在您的作品中，经常会有老人、孩子、哑巴、幼稚的人、残疾人和乞丐。这些在法国小说里很罕见的人物群体，您从哪来的这种兴趣呢？
克莱齐奥:我想，这来自《盲人领路童》、《堂·吉诃德》、《老鼠和人》、《白痴》，不然就是《吉尔·布拉斯》、《高老头》、《娜娜》、《咪咪流浪记》。确实，我对那种三十来岁的、亢奋的或非常介入到生活当中的“小说人物”抱有种怀疑态度。
Q:您感兴趣的新一代的作家是谁？
克莱齐奥:我非常喜欢今天的女性作家，玛丽·尼米耶，玛丽·戴斯布勒尚，玛丽·恩迪耶，玛丽·达利厄赛克，尼娜·布拉维等。我觉得她们正在创作更为自由的法国文学，更加玩世不恭，完全有别于她们的男性同行的沉重和循规蹈矩。
Q:在读您的作品时，人们会觉得您的模型是不是卢梭梦想的“高贵的野蛮人”？
克莱齐奥:我想我很讨厌卢梭，尤其是他的《忏悔录》。我觉得蒙田和伏尔泰对美洲的居民说得更准确，他们既不高贵也不野蛮。但当您谈论美洲印第安人，谈论他们的艺术、哲学，提到美拉尼西亚人或赤道森林里的非洲人，人们就会翻译成：野蛮人。这是无可避免的，无法解释的。所以在当代法语词汇里，有些词您是不能说的，比如：文化的相对性、口头文学、中美洲哲学、文化间性以及少数语种的教育、克里奥语的句法等等。
Q:今天，您到底来自哪儿呢？尼斯、毛里求斯、新墨西哥？
克莱齐奥:我自己把自己圈住了。毛里求斯岛，我童年期就沉浸在其中，它是别人给我讲述的神话的岛屿，但不是现在的。不过，我祖先生活过的家还在，只是一个影像了。新墨西哥，是的，我一年有一部分生活在那，因为沙漠召唤我，但我没有真正属于那的感情。尼斯，我差不多是宿命地掉在那，但是当我从出生的诊所前走过，从我长大的屋子前走过时我没有半点情绪。我也不了解巴黎，我会赞叹着在巴黎散步，但是就像一个外国人走在一个旅游城市一样。我为缺乏归属而痛苦。我羡慕那些像矿物或植物一样被拴在他们的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我呢，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写书，书是我唯一的祖国。
Q:您好像忘了布列塔尼？
克莱齐奥:您说得对。我经常去莫尔比昂省的一个小村庄，我家原先是来自那的。在布列塔尼语里，“勒·克莱齐奥”是“围起来的空地”的意思。它们保护了我。我越老，越喜欢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它让我颤动。我爱那片海洋，爱布列塔尼语。而且我觉得自己思维缓慢，喜欢沉思，布列塔尼非常适合我。 编译自2007年1月13日《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