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谈文学与民间文化的关系2（转）
民间文学的“气度”
风格的形成并不一定要诉诸求新求变。风格的建立有时候可以源于一种气度。而我们现在更多地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风格的建立，在语言上动脑筋，一定要和人家说得不一样。
除了“态度”，民间文学的风格，它直接面对对象的方式也可能会对我们形成一些有益的影响。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我并不认为在创作中过早地确立自己的风格是一件好事情，这样可能会使得作家过早地结束基本功方面的磨炼，以至于过早地失去创作上的持续能力。
一方面我们要求作家和艺术家要有自己强烈的个人风格，这是把这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但另一方面，当自身在整体上的文学功力还不够，各方面的积累还没有达到某种程度时，过早地确立个人风格，可能最终会使自己从有可能变成一个大家，到成为一个小家，可能会使一个有辉煌前途的人，成为一个有过短暂辉煌后默默无闻的人。中国当下的文坛上时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其实，风格是在对现存各种各样的文本的学习模仿中建立起来的，当你觉得差异很大的时候，其实差异并不太大。而我觉得民间文学在风格上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比如藏族传统史诗就为我提供了风格方面的很好借鉴。全世界最长的史诗就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现在已经初步整理出来了，有近一千多万行。这个口传文学为了便于记忆，是以演唱的方式流传的。它不是白话文，不是散文，而是韵文。说的是一个部落在格萨尔的带领下，建立起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断扩大疆域，并完成了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制向奴隶社会的转变，最后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王国。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关于一位英雄的传说。为什么它会变得这么丰富呢？这就与口传文学的风格有关。最初这个故事应该不到两百万行，但这个故事已经产生近千年了。去年我去草原上听人告诉我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有点像网络上的故事接龙，不断有人来丰富这个故事，一个故事衍生出很多支脉，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如果这个故事是一棵树的话，那么直到今天它仍然还在不断地生发新枝。
请原谅我这才说到正题，也就是我们关心的风格。作家写作小说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面对时间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越是接近当下，我们觉得越是没有办法。我们在写当下的时候，往往会缺乏我们写作过去的那种幽远的美感，因为审美是需要距离的。而民间传说却有办法，能把处于进行时的事物一下子推到过去。当下发生的事情通过口传文学的处理，能让人觉得是很久以前发生的；而那些发生在一千年前的事情又让人感觉到似乎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这种效果有点像敦煌壁画给人的感觉一样，尽管看上去不那么科学严谨，但却有效地取消了时间的递进关系，把远的东西和近的东西都放在了同一个平面上。今天我们的创作都希望有一个空间感和时间感，而民间文学总是能够采用一些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达到我们用复杂的方法也不能达到的效果。我很难把这样一种效果完全描述出来，一定要深入到民间文学中，身临其境去感受。
从五四运动以来，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诉求就是进步，就是求新求变，对新出现的东西总是有一种迷思。但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很多东西只不过是换了一个面目再出现一次而已，看起来很新的东西其实早就出现过了。就像赵本山小品里面说的那样：“你以为穿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啦？”民间文学就有这样一个气度，有一种古希腊哲人们所说的“太阳之下无新事”的劲头，而当今的作家文学中往往没有这样的气度，没有这样的劲头。我们已经习惯了为新东西的出现而欢呼，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所有新出现的东西都当作是社会巨大的进步，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看起来往前走的东西都看成是不能拒绝的。但是民间文学不是这样的，风格的形成并不一定要诉诸于求新求变。风格的建立有些时候可以源于一种气度。而我们现在更多地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风格的建立，在语言上动脑筋，一定要和人家说得不一样。当然“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对的，但是过度了也是不行的。为了风格而风格，为了语言而语言，最后文本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为了形式而形式。我们没有意识到，风格的建立是与作家内在的气度本身有关的，再具体一些讲，是与作家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对时间和空间尺度的把握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小说的创作，就像建筑物的建造，从刚开始的构思，到慢慢成长为一个有体积的东西，仅仅依靠文字的外在特征来显示是不够的。
拿我自己的创作来说，不管是《尘埃落定》还是《空山》，我深刻地感觉到，仅仅求助于语言和外在形式的变化，对于我扩张人物的形象和提升小说的气势没有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过分地进行语言的雕琢，过分地追求形式的变异，会使作品的气度和格局变得越来越小，会使小说的生气骤然委顿。如果创作仅仅追求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创作很没有意义。而民间文学中就有一种“气”的存在，有一种不管不顾、非常自信的劲头。这就是民间文学的风格，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民间文学不像作家文学那样，一开始就面对着长期积累起来的复杂的语义系统，更多的时候它是直接面对事件与事物本身，这造就了民间文学的直接性。去年我看到一个英国人搜集的某少数民族的创世传说。这个传说在描绘文明出现时，只有一句话———“那个时候马与野马已经分开”。这是一种很直接很简练的表达。而作家的文本之间互相模仿、互相累积，变成一个很复杂的意义系统，我们有一种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的本领，但反过来，我们缺乏一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本事，并且在简单的同时还能葆有力量。
去年我在青藏高原上，一口气拍了七八千张野生花卉的片子。当时就遇到一个问题，那些镜头里美丽无比的花朵从来没有被描绘过，面对它们，我的感觉是无法言说。后来我想起美国一位植物学家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当盛开的鲜花那非凡的美不再能穿透一个人大脑中的黑暗或固执的想法时，这种头脑与这个世俗世界的关系已经危险地磨损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被描绘的花，它已经自己形成了一个意义的系统，象征性的、隐喻的。可是当我们面对西藏高原上那些美得令人震撼的无名野花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找不到词语来形容它，尽管它可能比我们常见的荷花、玫瑰更美，更风情万种。我们在描绘当下现实时常常没有办法，其实也是处于差不多同样的状况，因为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被人处理过，而我们特别喜欢写被人处理过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产生过意义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妨学一学民间文学的方法———直接的，简练的。
不知道大家读过张承志的《心灵史》没有，为什么这部书是这样一种风格呢？我的《尘埃落定》为什么也是这样一种风格呢？你们可以说是一种诗化的风格，但这样一种风格的产生与民间文学说唱的、史诗的传统有关。尽管我没有与张承志讨论过，但我一直坚信，张承志小说的风格一定是与他所在的穆斯林口传文学的特征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