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a Multivocal World：Never Forget Ethnography in Anthropology
蔡政良
Ortner(1998) 認為人類學本身的著作本身就是創造大眾文化的其中一個媒介，且可以在大眾文化研究中，不但在方法上可以做出貢獻，也可以在理論上兼具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角色。而人類學中民族誌的長時間，密度極高、厚實、與研究者參與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與一般學科或是大眾傳播媒體(如新聞、雜誌、電視等等)無法使用也無法提供的大量完整資料，而人類學者透過這些大量資料分析與詮釋，並以更廣與更深入的方式來探祈求中的理論關係(434)。
Ortner透過民族誌的田野工作、小說、電影以其他人的研究文本作為研究素材，針對美國的X世代的研究，為以上的論點作出示範。她認為在美國的X世代中，已經被許多的人口統計學家以及各種媒體塑造成具有類似特徵的一群人，這些特徵般含有憤世忌俗、失意、愛發牢騷、懶惰不長進等形象。這些X世代的形象其實是美國社會在戰後快速發展的晚近資本主義社會中，白人中產階級用來面對與再現他們可能面臨的問題的方式。Ortner分別從歷史的貫時角度與空間上的社會階級關係角度來分析美國社會中X世代形象所表徵出來的意義。X世代形象的出現一方面與美國從戰後嬰兒潮開始到當代的晚近資本主義發展，以及教養型態的改變著手；另一方面從種族、經濟上的中產階級(再區分為高階中產階級與低階中產階級)、家庭關係、性別關係等來解構，例如Ortner認為社會上一般對於X世代最糟的印象是懶惰的人(slacker)，其實是在高階中產階級中產生，而且是因為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溝通與期待所引起。父母總以為自己的孩子沒有問題；而孩子有問題也不會找父母談，因此懶惰成為高階中產階級父母對於自己孩子未來的最深切恐懼(432-433)。大眾文化隱藏了社會現實所顯現出的社會差異，這些社會差異被混在一種無定型的形象之中，例如描述X世代時共同擁有的憤世忌俗、失意、愛發牢騷、懶惰等等的混雜形象(431)，而這種大眾文化是由其他有如速食品般的媒體所再生產出來的刻板印象。
人類學在當代的研究也應當走入自己生活環境之中，並非刻板映象中只能在偏遠地區從事前現代社會的研究，而且人類學會變成在多元現象與複雜的大眾文化中之一的聲音(433)。
Himpele(2002)與Erwin(1999)則分別在波利維亞與中國，參與了電視節目的製作(演出)。兩位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方法，如同Marcus(1997)所提出的在當代的政治經濟環境中的同夥關係(complicity)田野工作方式。Himpele引用Marcus的同夥關係概念，認為人類學家在特地的社會關係與大眾政治氛圍(public sphere)，可能會有多重的民族誌工作角色與關係。他在波利維亞的田野工作中，與當地希望透過電視節目再現文化論述，以達到特定的自由主義政治目的製作者合作製作節目，人類學家與當地的媒體人無法被切割為二，而是時而互相合作；時而爭論的同夥關係。在這種合作關係中，不論是人類學家或媒體工作者都扮演了文化再現與詮釋的工作。這種特殊的田野工作方式，是在玻利維亞當地特定的政治與國際的大環境下不得不為的一種方式。然而Himpele也認為在同夥關係中，不僅僅是人類學家運用來自我反省與監督的方法，更是一種可以從特殊且重要的的角度來分析所關注的現象。也是如此，讓Himpele可以從另一種角度來參與並分析玻利維亞的媒體與政治生態與當地的公眾氛圍(public sphere)之間的關係。
Erwin與Himpele有著類似的田野地媒體參與的故事，而這個經歷也成為她分析在1980年代開始的經濟發展下，中國社會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對西方社會的想像。Erwin透過參與＜日落龍橋里(Sunset at Long Chao Li)＞劇情片的演出，扮演上海市一個三代家庭中的外國媳婦角色，將電視製作人如何運用劇情片的演出與安排，表徵出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後所出現的三個現象，分別是：中國在欲透過中國化且男子氣概的方式支配中國在全球社會中政治經濟角色；中國社會對於女性被華裔與外國人娶走的集體焦慮；以及中國人在以上的改變中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Erwin所參與演出的這部在中國得了許多獎項的節目，尤其在政治經濟與性別上，更表現出中國社會的變遷，如何與全球化進行互動的發展。
Wallace(1998)則討論媒體本質的問題。其中針對電視與小說的關係，描述了自1960年代以來電視的出現，與伴隨電視成長的小說家之間的關係。Wallace認為電視是種極為可恨的媒體，用表象的歡笑與商業邏輯包裝的單向傳播方式，使大眾每天據調查至少有6個小時以上的時間被鎖在電視螢光幕前，也使得這些大眾變成窺視者，抽離了與人互動的生活，只願意透過電視偷窺別人，而不願自己被人注視。而1960年代以後出生的小說作家大部分也是伴隨電視長大，小說家本來就是透過觀察與經驗人的生命互動經驗，繼而創作出小說，只是1960年以後的小說作者又大多透過電視所呈現出的表象，又再創作另一層次的假象。然而，Wallace也非如同共和黨人的雷根、布希等人強調懷舊式的基督精神，而是認為，人必須回到真實的世界中互動，如果只有透過單向觀看(Watching,Viewing)來理解，這個社會只會越來越面目可憎。
Discussion and Question
1. Ortner的這篇文章基本的論點是企圖打破文化研究支配當代媒體或大眾文化研究的刻板論述，她也做到了示範如何在研究大眾文化時資料收集、分析與詮釋的方法。我認為其中如何呈現出社會文化的「動態與變異性」，是一項重點，除了如Ortner在文中區分中產階級的低階中產階級、高階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內部的家庭與性別政治外，若在其他地區(例如台灣)，也許文化價值也是可以切入的分析點之一。此外，有個小問題，Ortner雖然有提及性別關係的階級與X世代的形象再生產有關，但是文中好像談論的比較少。
2. Hempele與Erwin不單單是從單純的文本分析入手，更進一步地從參與媒體製作的遊戲規則中分析。這種研究方法，一方面在論證上具有說服力，但是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人類學「傳統」倫理的爭議性。但是我認為兩位人類學家的方法都很誠實地面對自己的選擇，也很誠實地表達自己在田野中的角色，這就樣就應該不會像Wallace在他文章中批評的雷根、布希等人的偽善了吧？！
參考書目
Ortner, Sherry B. (1998). "Generation X: Anthropology in a Media-Saturated World." Cultural Anthropology 13(3): 414-40.
Erwin, Kathleen (1999). “White Women, Male Desires: A Televisual Fantasy of the Transnational Chinese Family.” In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Mayfair Mei-Hui Yang,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32-257.
Wallace, David Foster (1998) “E Unibus Pluram.” In David Foster Wallace, A Supposedly Fun Thing I’ll Never Do Again. Back Bay Books. (pp. 21-82)
Himpele, Jeff D. (2002). “Arrival Scenes: Complicity and Media Ethnography in the Bolivian Public Sphere.” In Media Worlds
Marcus ,George E. (1997)”The Uses of Complicity in the Changing Mise-en-Scene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Representations” 59(Summer):85-108.
来源：
http://oz.nthu.edu.tw/~d929802/anthropology/media/media-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