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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陶阳——创世神话研究的始创者》

刘锡诚:《陶阳——创世神话研究的始创者》



  陶阳(1926—2013)逝世五周年了。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这位不忘初心的山东大汉,压抑着当诗人的强烈愿望,几经周折,于1955年调到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一心扑在下层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创作和传承的口头文学的搜集研究上,一去就是六十年,为这门本土人文学科的资料积累和理论建构付出了毕生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英雄史诗《玛纳斯》的采录与田野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族史诗已开始受到关注。青海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版本收集作出了令人称羡的成绩。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工作也初见成绩。1964年1月24日,新疆文联与中国民研会决定成立《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启动《玛纳斯》的调查采录工作。6月22日,中国民研会的陶阳和新疆文联的刘发俊被委任为正副组长,率领工作组成员开赴南疆的柯孜勒苏地区,开启了为期两年的《玛纳斯》调查记录工作。之所以选择陶阳担任《玛纳斯》工作组的组长,是因为陶阳参加过1956年文学史家毛星率队到云南大理进行过白族民歌的调查,并与当地基层文化干部杨亮才合作编辑出版了《白族民歌选》,积累了一定的田野作业的经验。受命担任《玛纳斯》工作组长开服新疆柯州后,他们以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搜集记录下了这部民族英雄史诗的全六部,在我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章。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一切文化工作都毫无例外地中断了,陶阳以及民研会参加调查的郎樱、赵潜德等被迫打道回府,他们从南疆带回来几大木箱的《玛纳斯》汉译手稿,但谁也无法知道这些浸透着他们的心血的史诗手稿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从“文革”开始就被“砸烂”了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文联各协会的人员,从1969年9月30日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批珍贵的手稿,被送往“三线”(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地下工程避难长达十年之久。待“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运回北京时,已散乱不全 了,所幸毕竟还是找回来了绝大部分。据我所知,在陶阳的主持下,工作组在新疆的一年多田野采录调查,他们的搜集、记录、翻译,“忠实”于讲唱者的讲唱,始终坚守着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为柯尔克孜族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1986年我受中国文化部和中国文联派遣,到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参加世界突厥文化大会,带去了陶阳和刘发俊主编的《玛纳斯》第一卷,赠送给了土耳其的加西大学,中国人在新疆克孜勒苏地区搜集记录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引起了土耳其学界的热切关注。陶阳由于有实地调查的丰富田野经验,在史诗的研究上,不仅撰有《史诗<</span>玛纳斯>调查采录方法》等一系列论文,而且检验和丰富了中国人自己创建的“田野理论”。他在《史诗玛纳斯歌手神授之谜》一文中所提出和阐述的史诗演唱模式“神授”说,备受国内国际史诗学界重视,至今还在我头脑里记忆犹深,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失去理论光彩。
  除了组织领导和亲自参与记录《玛纳斯》文本之外,陶阳还在柯孜勒苏大草原上搜集了一些伊斯兰文化进入西部之前的柯尔克孜族部落战争的故事。到了晚年,为保存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他把这些经过了几十年的沧桑之后珍藏下来的已经泛黄发霉了的记录稿纸,从箱底下翻腾出来,加以整理润色,公之于众,出版了一本《柯尔克孜族部落战争的故事》。部落战争,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对于当今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已经是很遥远、很古老的历史陈迹了。但这些中古时期的故事(用严格的学术名词,应称“传说”),却不仅能给我们以与幻想性较强的那一类民间故事相迥异的另一类口头传承叙事艺术(如以部落英雄为叙事核心、逼近现实的庄严性叙事、滚雪球式或垒层式的细节粘连和叠压等)的欣赏,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供了对原始社会末期西部游牧族群部落的民俗学的认识资料。当年讲述这些故事的柯族传统文化的载负者们——故事家们,有的已经成了故人,有的故事也许就因为他们的远逝而成了文化的绝唱。


二 中国创世神话研究的始创者
  1984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峨眉山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全面规划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会上还成立了以袁珂先生为主席的中国神话学会。陶阳在这次会上被推选为该学会的秘书长,他的研究方向也从过去的擅长歌谣研究而向神话研究倾斜。也是从这一年起,他担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书记处书记和《民间文学论坛》的主编。其时,恰逢上海人民出版社约请周谷城主编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北大哲学系的老同事庞朴是这套书的编委,约请陶阳与夫人牟钟秀撰写一部神话研究的著作。于是他在繁忙的公务和编辑工作之余,开始了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并选择了中国创世神话这个有待垦殖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历史新时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以神话研究的成绩最为显著,表现在除了在古典神话研究外,开拓了各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这个新的领域,而少数民族神话又多数是还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活态”神话,这就解决了一些民国时期古典神话研究中被提出来而未能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1984年制定的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陆续落实,许多专著得到出版,列入这个计划中的陶阳和牟钟秀合著的《中国创世神话》也于198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以往中国的神话研究界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神话零碎不成体系,没有创世神话可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雁冰、闻一多等前辈对中国神话的研究,虽然有所触及,但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基本上还只是着眼于文献上记载古典神话的阐释。而陶阳和牟钟秀的《中国创世神话》,将中国古典神话与近十多年来搜集的各民族的大量“活态”神话融会在一起加以研究与阐发,写成一部体系完整的专著,这在中国人文学界还是第一部。他们从西南创世诗群、宇宙起源神话、日月星辰等天象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氏族起源神话、文化发端神话、宇宙万物肇始等,对中国创世神话的总体状况和丰富内涵作了全方位的展现和解析,并对创世神话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做了独到的整合与分析。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为后人的神话研究打开了一条通道,奠定了基础。这部著作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一等奖,就是学界给予首肯的见证。


三 民间文学集成“三性”原则的提出与贯彻
  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在历史新时期取得了突风猛进的进展和成就,其标志之一是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90卷省卷本、4000多卷地县卷本)的编纂。1982年春,最初讨论“三套”的构成方案时,陶阳受命起草了总方案设想和《中国谚语集成》的方案,并提出了“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的编纂原则。
  1983年9月我受命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后,1984年起草向中宣部报批的“集成”文件和1987年编写《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时,把这个“三性”原则写进了文件,从而被确认为这项宏大文化工程的编纂原则。关于这段史实,历来误传很多,陶阳在2005年5月22日写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关于‘三套集成’总设想之文稿,当时并未注意保存,找出了开头的片断,却有‘三性’字样,而‘谚语集成’之设想,原稿基本完好,‘三性’也写得明白。复印送上,供您写序之参考。您要写一句‘陶阳是一位严肃认真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足矣!” 三套集成编委会成立时,陶阳被聘为编委和《中国谚语集成》副主编;主编马学良教授逝世后,他一直坚持负责《中国谚语集成》的终审工作,表现了他不愧是个有事业心、责任感、学风严谨的民间文学家。
  在陶阳逝世五周年时,不禁回想起了我们年轻时一起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宿舍的那些年代。陶阳比我大个七八岁,那时还不到30岁,我才22岁。他比我能熬夜,总是习惯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诗,整理他在大理搜集到的白族民歌。天亮了,他的房间里还常常亮着灯,推开门一看,原来困倦的诗人伏在书桌上就进入了梦乡。好些诗稿或民歌稿就这样诞生了。
  爱诗写诗是他的天性。可是实际生活却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卓有贡献的著名民间文学学者。写诗需要的是激情,研究需要的则是冷静。他的一生好像永远处在这两种情怀的矛盾之中。到了老年,他也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作和研究,他用一本本的学术著作(包括他调查采录和编选的《泰山故事大观》《中国民间故事大观》《中国神话》等)铺展他晚年的人生之路。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玛雷特(R. Maett, 1866~1943)说过一句名言:“历史学的失落之处,正是民俗学的好机会。”陶阳正是一个一生辛勤耕耘在历史学所失落之处而无怨无悔的成功学者。

写于2017年10月6日

来源:刘锡诚新浪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n/dpool/blog/s ... 02xr1h.html?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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