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珩

“红萝卜，咪咪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老汉没得钱。”
　　“排排坐，吃果果。果果香，接幺孃；果果甜，过新年”
　　“天府之国在四川，哪里物产样样全：麻糖饼、芝麻杆，合川桃片真香甜；米花糖、香榨菜，内江白糖红灰毛；保宁醋，松花蛋，临江寺出好豆瓣；龙抄手、钟水饺，夫妻肺片赖汤圆；大曲酒，担担面，味道嘛硬是鲜”
　　“推磨，摇磨，推个粑粑吃不够，吃不完，请舅母，舅母屁股大，三间瓦房坐不下”
　　“推磨，摇磨，推豆花，接幺孃；推豆腐，接舅母”
　　“推磨摇磨，推粑粑，请嘎嘎；推豆腐，请舅母，舅母不来，拿个轿子抬，轿子一断，舅母哒个稀巴烂”
　　“楼上的客，楼下的客，听我老板办交涉：要屙屎，有草纸，莫蔑老汉的篾席子；要屙尿，有夜壶，摸要在床上画地图”
　　“耗子药，耗儿药，耗子吃了不得活，楼上闹了闹楼脚，哪个喊你啃我的布壳壳”（早期重庆市井民谣）
　　“大姐粉粉白，二姐桃花色，三姐逗人爱，四姐去打扮，五姐五枝花，六姐抱娃娃，七姐凄怜怜，八姐害死人，九姐来吃酒，十姐来讨口，讨个光骨头，一路啃起走”
　　“好吃不过茶泡饭，好看不过素打扮”
　　“眼睛落了抠，全靠米汤抽（帮助的意思）”
　　“端阳端阳，龙船咚当，车幺妹哪个划着”
　　“烧饼、油条，糍粑块，炒米糖”（早期重庆市井吆喝调）
　　““冰糕凉快哎--冰糕！香蕉冰糕噢、牛奶冰糕--豆沙冰糕！”（早期重庆市井吆喝调）
　　“冰--糕五分六分的七分”（早期重庆市井吆喝调）
　　“炒米糖开水，盐茶煮鸡蛋”（早期重庆市井吆喝调）
　　“月亮光光，婆婆烧香”
　　“小小子儿，坐门槛儿，哭着闹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做啥子，洗衣做饭悃觉觉儿”
　　“有钱的人，大不同，身上穿的是灯草绒；没钱的人，硬是穷，晚上睡的是草登绒”
“八月十五月光亮，强盗起来偷尿缸，瞎子看到在翻墙，聋子听到门在响，抓抓急忙去拿枪，拜子下床去追他”
　　“说唱歌，就唱歌，满山的石头滚上坡，我从隔壁门前过，看见外孙打外婆。”
　　“猪打柴，狗烧火，猫儿煮饭笑死我”
　　“六月天气下大雪，麻雀冷死好几百，阴沟涨水，轮船开得，铁链子套起一板，板成两半节，灯草套起扭都扭不得”
　　“张先生，李先生，打开后门放学生，学生跑，遭狗咬，老师追，追不倒，一脚踢到癞蛤宝”
　　“老师教我人之初，我教老师喂母猪，老师教我性本善，我教老师划黄鳝”
　　“剃头匠，刮刮匠，不卖沟子吃哪样”，
　　“老太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嘣咙嘣咙跳下河，河里有个鬼老壳”，
　　“那个娃儿，不要吆言儿，你的妈妈，在辍汤圆，你的爸爸，在划龙船”
　　“背一个，抱一个，屋里还有十二个”
　　“手拿文章，脚踏两方，眼睛一鼓，当当当当”
　　“拜子拜，拜上街，捡百钱，买米筛，米筛漏，拜子的屄脸厚”

李雨珩

1、无论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丢手绢》《两只老虎》、《虫儿飞》 、《数鸭子》 、《粉刷匠》等童谣都是在幼儿园或是小学的音乐课本之中，在教育体系之中，不仅具有趣味性，也符合儿童心理成长，但官方教育系统下的童谣始终有一定的倾向性，存在对于民间、私人话语的排斥。现在我们对童谣中政治隐喻色彩、情爱色彩的排斥，可能是认为童谣应该具有纯洁性，不应该还有反成长因素，而我们的这种观念是受我们从小接触的童谣的影响，我们接触到的童谣已经经过了官方的筛选。
2、可现实的情况真的如此吗？我们认为不应该传唱的一些反传统的民谣其实我们之中有很多人都曾传唱过。问卷问题的提出上就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当一个成年人看儿童的童谣是站在审视的角度，应该问：你小时候唱过怎样怎样的童谣吗？例如在问卷中的第8题，问题是：“您更喜欢上面哪首童谣？”我作为一个心理已经成熟的成年人肯定是选择原版，但事实上我小时候和周围的伙伴都唱过类似于改编版那样的童谣。另外选取的反传统的童谣并不具有普遍性，可能是因为地域的原因。就我个人经历来说，特别是在小学的男生中，他们特别喜欢传唱一些带有暴力或是情爱因素的童谣。
3、所以持否定态度的不是儿童而是成人，这和我们调查的初衷是有出入的，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到儿童的偏好，这导致我们之后的调查结论也会有很大的误差。

李雨珩

一、儿童的偏好分析
通过对问卷和调查组同学的访谈记录的分析，我们发现，儿童的偏好存在差异，年龄和性别不同的儿童对童谣的偏好也不同，但也存在共性。
二、原因分析
打算从相同点中分析儿童心理存在的共性，不同点分析差异原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

李雨珩

1. 《白雪公主》
王后四次谋害白雪公主，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白雪公主多次轻信陌生人的谎言而遭遇了危险，但最后都化险为夷。白雪公主有着孩童般的天真和善良，也总是用善意去揣度他人言行，所以才屡次被骗，但也正是因为她的善良美丽才得以获救。这个童话教育小孩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2. 《青蛙王子》
青蛙王子的故事告诉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是诚信。其中有一个细节是王子的仆人亨利在主人变成青蛙后，在自己的胸口箍了三个铁箍，以防他的心因悲哀和忧愁而碎裂，最后铁箍在他主人获得自由和幸福后才裂开。公主和亨利的行为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诚信的可贵。
3. 《狼和七只小羊》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听妈妈的话，但另外提取的一个成长的要素是机警和智慧。故事中有一个细节是狼找磨坊老板帮忙，磨坊老板最初是拒绝的，但最后因狼的威胁而妥协，作者后说：“是的，人间的故事就是如此。”这句话似乎是带着讽刺意味，善良的人如果没有勇气和信念也会成为帮凶。
4. 《灰姑娘》
从故事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灰姑娘始终忠实、善良，而善良的人总会得到上帝的帮助和眷顾。而灰姑娘的后妈和她的两个女儿则和灰姑娘形成鲜明的对比，贪婪而恶毒，最后也自食恶果。
5. 《小红帽》
这个故事和《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都有几个同样的叙事情节，一是妈妈的嘱咐，二是都是把狼的故事剖开救出人，再放进去石头。我一直以为故事到最后猎人把狼杀了救出小红帽和外婆就结束了，结果故事最后还有第二头狼用同样的方法引诱小红帽，而小红帽没有听信，两个故事前一个因小红帽没有听母亲的嘱咐而遭遇危险，后者则相反，这更加深刻告诉我们成长中听妈妈的话重要性。
6. 《大拇哥》
大拇哥虽然身体很小但是却十分聪慧，孝顺父母、乐于助人、惩恶扬善，几乎有着优秀青年的所有品质，但是他对钱财的小贪念却导致了一系列危险，这个故事告诉成长的要素有聪慧、善良、孝顺之外，还告诉我们人不能有贪欲。

李雨珩

[1]邱刚强:《月亮弯弯：邱刚强民间童谣歌曲集》，华乐出版社1998年版，12-13、71-76页。
[2]金波：《中国儿歌大系 中南卷 2》，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版，1-140页。

[ 本帖最后由 李雨珩 于 2017-11-19 20:52 编辑 ]

李雨珩

《中国儿歌大系
中南卷二（湖北省）》

整体情况概括：《中国儿歌大系
中南卷二》中的童谣大多是积极正面多富有教育意义和趣味性，其中湖北省卷共有童谣140首，其中涉及反成长元素的童谣只能勉强找到以下4首，这种情况可能与本书编写时的编选意愿有直接联系，带有反成长元素的童谣很难进入官方话语。

《小羊真“傻帽儿”》

七月太阳像火烧，

小羊热得咩咩叫，

小羊小羊真“傻帽儿”，

热天还穿着大皮袄。

分析：整首童谣属于趣味性的，但“傻帽儿”不文明，传唱过程中可能对儿童造成不良影响。

《公鸡下蛋》

鸭没醒，

猪打鼾，

公鸡早起上东山，

喔喔喔，

叫得欢，叫出太阳红丹丹。

小松鼠，

出门看，

哈！公鸡下了个大鸭蛋。

分析：整首童谣含有趣味性，但公鸡下蛋并不符合科学常理，对儿童知识建构不利。

《黄鼠狼开会》

几只黄鼠狼，

开会来商量：

地里小田鼠，

骗出洞来全吃光，

看他偷粮不偷粮！

               分析：黄鼠狼是用暴力的方式惩治老鼠偷粮的不良行为，这种做法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暴力机制，对儿童成长不利。

《黑熊摘梨》

黑熊摘梨，

边吃边摘，

肚子吃饱，

空手回去。

小熊要梨，他说：

“别急，每人一个，

在我肚里。”

                分析：整首童谣富有趣味性，但是整首童谣是围绕着一个谎言进行，不利于儿童建立正确的是非观。

李雨珩

1、奖/活动：12
2、教育：7
3、恐怖/阴暗：6
4、方言/情怀/文化：11
5、其他：6
总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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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时间：2016/1/1-2016/12/31

李雨珩

童谣的主人是儿童，它必须是出自儿童之口，童谣的产生和传播与儿童的身心特点、生活实践等息息相关。所以要对童谣中的反成长元素进行研究，就必须弄先清楚儿童对童谣的取向偏好问题以及偏好产生的原因，才能进一步探讨童谣中反成长元素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探讨儿童的童谣传唱取向就须对儿童的心理特征有所把握，从儿童本身心理特征出发再结合实践经验对儿童的童谣选择偏好进行分析。
（一）儿童的心理特征
首先要界定“儿童”这一概念，儿童发展心理学认为广义的儿童是指0-18岁的人类个体，狭义的儿童期是指童年期，即介于幼儿与少年期之间的时期。我们在这里结合童谣的传唱实际，研究对象“儿童”是指“狭义的儿童”，具体指处于幼儿与少年之间的人类个体。
（1）儿童幻想世界的超现实性
童年是生命的源头，充满着生命初始阶段的全部稚拙和纯真，儿童的思维发展与原始人的思维发展经历着类似的过程，也是用感性的、艺术的方式看待和把握世界。在假象的世界里，幼儿的自我愿望、审美体验得到了满足，感受到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体会到的经验，这正契合了儿童心灵的幻想性而获得了存在的价值与实现的方式。
如同处在人类社会初期的原始人类，儿童时期的理性抽象能力还不发达，无法通过概念和逻辑去理解外在事物，把握它们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他们异常丰富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与世界万物构成了独特联系。在他们眼中，内在经验和外在事物混沌不清，一切都是神秘的、有生命的，儿童从而产生了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论和图腾崇拜，形成了原始人的集体表象。儿童就像原始人的一样，没有经过现代社会与文明的濡染，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的思维模式。原始人有着自由和幻想的本性，率性而冲动，他们就凭着“感觉力”和“想象力”认识世界，凭着生命的本能和朴素的智慧认识世界。作为研究和治疗有严重心理障碍儿童的精神分析学家，贝特尔海姆指出儿童需要借助幻想超越幼年期，如果没有经历一个相信“超自然能力”的阶段，他们就无法承受成年后生活的困难和艰苦。
（2）自我中心状态和“泛灵论”的思维
人类思维分为“指向”与“我向”，指向思维追求对现实生活的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而我向思维则是潜意识的、非自觉的，它所追求的目的并不在意识之内，而是为自己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幻像与幻觉的独立自我封闭系统。儿童的思维属于后者，对于不能掌控的强大的成人世界，儿童常常采取“同化”的手段把主观意愿施加在客体身上，赋予客体以形式，从而达到主体的精神的自由。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有显著的自我中心状态，自我中心状态是一种无须解释的自发的心灵感觉方式，表现为主体直接占有对象，这种占有是绝对的、纯粹的，以至于主体往往迷失了真实的自己。也就是说儿童看待外物并不将之视为客体，而是一种“相遇”，是将内在的观感投射到事物上。处于自我中心状态的儿童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而会产生一种全能的感觉，这种感觉导致他以自我为中心，主客不分，认为外界的事物都是围绕着自己转。
以自我为中心的儿童，经常地把客体同化于他自己的活动之中，导致其心理的和物理的东西无法分化，“儿童时期的泛灵论乃是把事物视为有生命和有意向的东西的一种倾向。在这个儿童时期的开始，客体是有生命的，因而它进行着一种有用于人类的活动”。“这种泛灵论产生于儿童把事物同化于他自己的活动之中。正像婴儿的感知运动的自我中心状态乃是自我与外界尚未分化的结果而不是自恋的方向过于扩大的结果一样，泛灵论和最后目标论的思想也是由于内在的主观世界与物质的宇宙尚未分化的混沌状态的一种表现”。 儿童的思维像一张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网，认为世间万物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情感，分不清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这导致了儿童思维的泛灵性。这种互渗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将外界事物与人的生命现象神秘地联系在一起，把人与外部世界视为一体，使儿童的感知能力异常敏锐，也使他们对外界的认识更多游戏色彩。儿童在2-7岁这一阶段的思维特征是主客体不分，象征功能开始出现，因此有了儿童会把凳子当马骑、棍子当枪使的现象。儿童这种主客体不分的状态决定了儿童以自己的方式把握周围的世界，对儿童来说，没有纯粹的主体，也没有纯粹的客体，两者完全融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他是个泛灵论者。
（3）“同化”心理
皮亚杰认为“智慧是介于同化作用和顺应作用之间的平衡”。人要获得情感上和智慧上的满足，就必须要使同化和顺应达到平衡状态。但是儿童来到这个世界后，“不得不经常使自己适应于一个不断地从外部影响他的，由年长者的举动和习惯所组成的物质世界，同时又不得不经常地使自己适应于一个对他来说理解得很肤浅的物质世界。”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主要是不断的改变自我，“顺应”外界，这样便不能有效地满足儿童的情感和智慧的需要，从而导致儿童产生一种企图“同化”外界现实的心理。这种“同化”是需要一个自我表达的工具，需要一个以他为主并按他的意志来组织的世界，这实际上便是象征游戏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儿童的动机并非为了适应现实，反而是使现实被自己所同化。当然儿童的这种“同化”并不是要改变现实，而仅仅是解决情感的冲突，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
儿童往往把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渗透到客观事物身上，万物有灵就是儿童的原逻辑思维的表现。当儿童确认无法同化客体时，他就使用顺应的手段与客体达到和谐，从而使自己处于主体的自由状态。在传唱童谣的过程中儿童自然会感受到本能冲动和社会性压抑感的被暂时搁置和放逐的快乐，体味精神游戏给他们带来的自由幸福的快感。
（二）儿童的童谣选择偏好（待完善）
基于儿童独特的心理特征，儿童对于童谣的选择也有自己的偏好取向。
首先，由于儿童是用感性、艺术的方式看待和把握世界，他们分不清内在经验与外在事物，认为一切都是神秘和有生命的，儿童偏好于大量使用拟人、夸张手法的童谣，这样的童谣更符合泛灵论阶段儿童的认知特点，得到儿童的广泛认可和接受。例如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对于像童谣《上学歌》中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 这样的带有拟人手法的童谣，孩子们都表示并不感到奇怪，反而十分喜爱。而我们在搜集湖北童谣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像《蚂蚁看外婆》、《大树当姥姥》这样带有拟人和夸张手法的童谣。
其次，儿童由于情绪的发展还不够稳定，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在传唱童谣的过程中，儿童也会进行情感宣泄与心理满足，缓释了内心的焦虑、紧张及不安。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儿童更加偏好于积极乐观或是带有幽默元素的童谣，这和我们实践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我们也发现儿童中间流传着一些“灰色童谣”这样的消极甚至带有反社会性质的童谣，这和儿童进行情感宣泄，释放焦虑、不安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外，处于自我中心阶段的儿童还不能把自己同外在环境区别开来，而把环境看作是他自身的延伸，规则对他们来说不具有约束力，所以对于他们并没有社会道德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传唱童谣中在我们看来不符合社会道德的因素时，他们并不感到不对。

[ 本帖最后由 李雨珩 于 2018-1-1 16:57 编辑 ]

李雨珩

儿童的童谣传唱取向（李雨珩）
童谣的主人是儿童，童谣的产生和传播与儿童的身心特点、生活实践等息息相关。所以要对童谣中的反成长元素进行研究，就必须弄先清楚儿童对童谣的取向偏好问题以及偏好产生的原因，才能进一步探讨童谣中反成长元素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探讨儿童的童谣传唱取向就须对儿童的心理特征有所把握，从儿童本身心理特征出发再结合环境因素对儿童的童谣选择偏好进行分析。
（一）儿童的心理特征对童谣偏好的影响
首先要界定“儿童”这一概念，儿童发展心理学认为广义的儿童是指0—18岁的人类个体，狭义的儿童期是指童年期，即介于幼儿与少年期之间的时期。我们在这里结合童谣的传唱实际，研究对象“儿童”是指“狭义的儿童”，具体指处于幼儿与少年之间的人类个体。
1、儿童的感性思维与黑色童谣
童年是生命的源头，充满着生命初始阶段的全部稚拙和纯真，儿童的思维发展与原始人的思维发展经历着类似的过程，也是用感性的、艺术的方式看待和把握世界。在假象的世界里，幼儿的自我愿望、审美体验得到了满足，感受到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体会到的经验，这正契合了儿童心灵的幻想性而获得了存在的价值与实现的方式。
如同处在人类社会初期的原始人类，儿童时期的理性抽象能力还不发达，无法通过概念和逻辑去理解外在事物，把握它们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他们异常丰富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与世界万物构成了独特联系。在他们眼中，内在经验和外在事物混沌不清，一切都是神秘的、有生命的，儿童从而产生了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论和图腾崇拜，形成了原始人的集体表象。儿童就像原始人的一样，没有经过现代社会与文明的濡染，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的思维模式。原始人有着自由和幻想的本性，率性而冲动，他们就凭着“感觉力”和“想象力”认识世界，凭着生命的本能和朴素的智慧认识世界。
我们组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对于童谣《两只老虎》中描绘的“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的老虎并不感到怪异和恐惧，这和儿童幻想的超现实性是密切关联的，他们和原始人的思维相似，是一种感性的元初自然思维，并不能将感觉材料加工成抽象概念，也就是说儿童并不能对信息进行逻辑加工，而是通过感觉和知觉，他们有限的思维使他们并不能在现象与抽象概念或是道德之间建立联系。在我们组成员在第三部分“反成长元素探究”中，提到了西方文化中的“黑色童谣”充满着灰色、阴暗、恐怖 等元素，黑色童谣创作者是成人，但主要传唱着还是以儿童为主。而儿童面对黑色童谣并不感到如成人那样的恐惧和不适，这并不是意味着儿童的心理是阴郁黑暗的，而是由于他们的思维并不能将童谣中的阴暗、恐怖的词句与“阴暗”、“恐怖”建立起抽象联系，简而言之，儿童意识不到黑色童谣中的阴暗、恐怖和血腥，对童谣中描述的行为不能进行抽象的逻辑或是道德认识，这就不难解释儿童面对黑色童谣中的黑色元素改到自然而然了、
2、儿童的“泛灵论”的思维与黑色童谣
人类思维分为“指向”与“我向”，指向思维追求对现实生活的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而我向思维则是潜意识的、非自觉的，它所追求的目的并不在意识之内，而是为自己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幻像与幻觉的独立自我封闭系统。儿童的思维属于后者，对于不能掌控的强大的成人世界，儿童常常采取“同化”的手段把主观意愿施加在客体身上，赋予客体以形式，从而达到主体的精神的自由。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有显著的自我中心状态，自我中心状态是一种无须解释的自发的心灵感觉方式，表现为主体直接占有对象，这种占有是绝对的、纯粹的，以至于主体往往迷失了真实的自己。也就是说儿童看待外物并不将之视为客体，而是一种“相遇”，是将内在的观感投射到事物上。处于自我中心状态的儿童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而会产生一种全能的感觉，这种感觉导致他以自我为中心，主客不分，认为外界的事物都是围绕着自己转。
以自我为中心的儿童，经常地把客体同化于他自己的活动之中，导致其心理的和物理的东西无法分化。法国心理学家瓦龙（P•H•Wallon 1879-1962）就曾指出，儿童在三岁到六岁中间，有一个物我不分、主客不分的“混沌”时期。皮亚杰进一步指出，“前运算时期”的儿童不能区别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他们不但常常认为许多无生命的东西有生命，而且认为那些东西和人一样有感觉有意识。 “儿童时期的泛灵论乃是把事物视为有生命和有意向的东西的一种倾向。在这个儿童时期的开始，客体是有生命的，因而它进行着一种有用于人类的活动”。“这种泛灵论产生于儿童把事物同化于他自己的活动之中。正像婴儿的感知运动的自我中心状态乃是自我与外界尚未分化的结果而不是自恋的方向过于扩大的结果一样，泛灵论和最后目标论的思想也是由于内在的主观世界与物质的宇宙尚未分化的混沌状态的一种表现”。 儿童的思维像一张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网，认为世间万物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情感，分不清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这导致了儿童思维的泛灵性。这种互渗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将外界事物与人的生命现象神秘地联系在一起，把人与外部世界视为一体，使儿童的感知能力异常敏锐，也使他们对外界的认识更多游戏色彩。
正是因为儿童泛灵论的思维，儿童对死亡也并没有明晰的认识。6岁前的儿童并不理解死亡是永恒的，每个人、每个生物最终都会死亡，反而把死亡看作是暂时或是可逆的， 因此儿童对于死亡或是一切和死亡有联系的事物疾病、血等并不感到恐惧，由此又进一步解释为何儿童对于黑色童谣并不感到恐惧。黑色童谣例如《谁杀了知更鸟》、《十个小黑人》中有大量与死亡联系的意象，充满血腥阴郁的因素，但儿童泛灵论的思维并不能区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不理解死亡，自然也不感到恐惧和不适。
3、儿童的“同化”心理与灰色童谣
皮亚杰认为“智慧是介于同化作用和顺应作用之间的平衡”。人要获得情感上和智慧上的满足，就必须要使同化和顺应达到平衡状态。但是儿童来到这个世界后，“不得不经常使自己适应于一个不断地从外部影响他的，由年长者的举动和习惯所组成的物质世界，同时又不得不经常地使自己适应于一个对他来说理解得很肤浅的物质世界。”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主要是不断的改变自我，“顺应”外界，这样便不能有效地满足儿童的情感和智慧的需要，从而导致儿童产生一种企图“同化”外界现实的心理。这种“同化”是需要一个自我表达的工具，需要一个以他为主并按他的意志来组织的世界，这实际上便是象征游戏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儿童的动机并非为了适应现实，反而是使现实被自己所同化。当然儿童的这种“同化”并不是要改变现实，而仅仅是解决情感的冲突，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
儿童往往把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渗透到客观事物身上，“泛灵论”思维就和儿童的“同化”思维息息相关。在传唱童谣的过程中儿童自然会感受到本能冲动和社会性压抑感的被暂时搁置和放逐的快乐，体味精神游戏给他们带来的自由幸福的快感。我们在之后的研究文本中提到了“灰色童谣”，这种童谣被儿童用来表达压抑的情绪，我们在灰色童谣中发现了大量改编童谣的现象，而改编后的灰色童谣其实就是象征游戏体系的一种。面对学校和家长的压力，儿童通过改编的灰色童谣，使压抑的现实被自己同化，解决情感的冲突，社会性压抑被搁置或是娱乐化，从而体会到放逐的快乐和自由幸福的快感。因此灰色童谣和儿童进行情感宣泄，释放焦虑、不安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
4、儿童的道德发展与灰色童谣
根据皮亚杰提出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1.5—7岁的儿童处于前道德判断阶段，这是与他们的感知运动思维和前运算思维相对应的，这时候的儿童还不能把自己同外在的环境区别开来，而把外在的环境看作是他自己的延伸，规则对他们不具有约束力，处于“无律期”，以“自我中心”来考虑问题。而5—10岁的儿童处于他律道德期，根据行为的后果来判断好坏，刻板地尊重权威。 10岁以前的儿童并没有进入道德自律阶段，对道德并无自主认知。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认知理论则认为大多数9岁以下的儿童都处于前习俗水平，这阶段的儿童遵循朴素的快乐主义和工具定向，儿童道德价值来自对自己需要的满足，评定行为的好坏主要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 也就是说大多数儿童并没有建立起道德信念，没有有目的地接受社会习俗和规则。
结合儿童的道德认知我们发现，当儿童个体的道德认知能力有限时，并不能对自身的言行给予道德判断。结合灰色童谣的特征，成人认为的敌意庸俗的童谣在儿童看来可能仅仅是一种娱乐的方式。我们组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6年级以上的学生与低年级的学生相比在道德认知水平上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对于逃学版的《太阳当空照》，低年级的学生感到有趣而高年级的学生则表示抵触。我们也认识到大多数儿童并没有建立起明确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而灰色童谣富有幽默因素，因此也不难理解灰色童谣在低年级儿童广泛改编和传唱的原因了。
（二）环境因素对儿童偏好的影响
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并不是与社会脱节地，一方面儿童受到自身生理心理发展阶段的限制，用元初自然思维来理解世界；另一方面，儿童也时时刻刻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等的社会教育因素影响，其自身对于童谣的选择偏好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1、社会环境因素
我们在研究的第三部分提到了西方文化中的黑色童谣，例如黑色童谣《罗伊斯之歌》（Ring a Ring of Roses or Ring Around the Rosie）也许是关于1665年在伦敦爆发的大瘟疫。“罗伊斯”（roise）是出现在腺鼠疫病人皮肤上恶臭难闻的皮疹，因此才需要用“一袋鲜花”（原歌词pocket full of posies）来掩盖这种恶臭。腺鼠疫夺去了伦敦15%人口，因此才说“阿嚏，阿嚏，我们都倒下了（去世）。”  虽然黑色童谣的作者是成人，但是并不是所有成人创作的童谣会得到儿童的广泛传唱，其实儿童的传唱过程就是对童谣的筛选过程，广泛传唱的童谣必然是得到儿童认可与接受的。社会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儿童并不能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环境，但是以自身亲身经历感受着社会环境，儿童对黑色童谣的认可与社会环境因素息息相关。
反而言之，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在经济商业发展、政治自由、社会稳定的时代，儿童也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传唱充满希望的乐观的童谣，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治经济蒸蒸日上，当时在民间传唱了大量歌颂新中国和的童谣，其中童谣《我是一个小画家》就是其中的代表。
2、同伴关系与同伴作用
尽管儿童与父母的关系比同伴关系更加密切、持久，同龄伙伴之间的交往却更自由、更平等，尤其是进入幼儿园特别是小学之后，儿童与同伴的相处时间更是大大加长。在整个学前和小学时期，同伴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保持着增长趋势，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儿童越来越多地以年龄相同的儿童为伴。 而随着儿童的成长，同伴作为强化者和榜样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同伴以注意和赞扬的形式提供的强化影响着同伴间相互作用的行为模式，而儿童还通过模仿学到不同的反应方式。因此同伴和榜样的不同对儿童的选择偏好有着重要影响，我们在实践生活中发现，在老师眼中调皮的“坏孩子”是创作并传唱灰色童谣的主体，可能最开始只是有一个孩子偶然临时创作或改编了一首灰色童谣，赢得了同伴的笑声和认可，这种行为便得到强化，而最初的灰色童谣的创作者便成为同伴间的榜样，得到模仿，灰色童谣便在同伴群体间传播开来。但“好孩子”群体并不会受到影响。
另外在同伴群体中存在着从众的行为，儿童行为有寻求参照物的要求，在不明确的情景中，多数人的行为最具有参照价值。 同伴群体中从众行为普遍，同伴间儿童个体的童谣选择取向与同伴群体的取向息息相关，我们组在实践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有88.18%的被试表示自己是通过朋友（同学、兄弟姐妹）这一方式了解童谣。
3、教育因素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我们这里所指的教育并不单单指的学校教育，也包括家长等的教育行为，其中学校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在儿童个体成年之前，学校（具体来说指学校教师）和家长承担了大部分儿童的教育义务，在个体成年之后，社会代替了学校和家长成为最主要的教育因素，但是儿童时期所受的学校和父母的教育因素并不会消失，而是持续影响着个体的行为。
学校教育相比于长辈的教育更加具有目的性，学校教材经过统一规划，学校教师更是经过专门训练。学校教育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学内容直接受统治阶级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制约，反映着统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学校老师所传授的童谣多是积极向上赋予教育意义的。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被试表示自己是主要通过老师接触了解童谣。我们发现近十年来学校教师传授的童谣并无太大更新，其中以耳熟能详的《两只老虎》、《世上只有妈妈好》等儿歌为代表。另外我们发现近两年来学校举办童谣评选的比赛和活动量大大增加，通过儿童自己创作童谣的评比也具有传播价值观的教育因素。
相比与学校教育，长辈个体的教育行为更加破碎，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的教育影响不持久。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成人对儿时父母吟唱的童谣有着深刻的记忆，相比同伴间的传播，通过长辈接触了解同时是第二大传播方式。不同于学校教育传授的童谣多是用普通话，带有官方色彩，长辈吟唱的童谣多是以方言的形式展现，更加具有地方色彩。父母传授的童谣往往是在当地流传广泛，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历史感，对儿童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许多个体在成人以后也会不是怀念起儿时的童谣，这时候童谣又被赋予了思乡、怀旧等文化意义。
（三）儿童的童谣选择偏好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具体阐述我们发现影响儿童童谣选择偏好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受到儿童自身生理心理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儿童的选择偏好往往是复杂的，但我们发现受儿童自身心理发展影响所偏好的童谣往往是具有共识性的，即是从古至今的童谣都反映出了一系列共同的特点，而这些共同特点便是儿童选择偏好的体现。基于儿童独特的心理特征，儿童对于童谣的偏好取向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儿童是用感性、艺术的方式看待和把握世界，他们分不清内在经验与外在事物，认为一切都是神秘和有生命的，是“泛灵论”者。儿童偏好于大量使用拟人、夸张手法的童谣，这样的童谣更符合泛灵论阶段儿童的认知特点，得到儿童的广泛认可和接受。例如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对于像童谣《上学歌》中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这样的带有拟人手法的童谣，孩子们都表示并不感到奇怪，反而十分喜爱。而我们在搜集湖北童谣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像《蚂蚁看外婆》、《大树当姥姥》这样带有拟人和夸张手法的童谣。
其次，儿童通过 “同化”来自我表达，童谣是以他为主并按他的意志来组织的世界的一个游戏体系。在传唱童谣的过程中，儿童也会进行情感宣泄与心理满足，缓释了内心的焦虑、紧张及不安。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儿童更加偏好于积极乐观或是带有幽默元素的童谣，这和我们实践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我们也发现儿童中间流传着一些“灰色童谣”这样的消极甚至带有反社会性质的童谣，这儿童通过改编的灰色童谣，使压抑的现实被自己同化，解决情感的冲突，社会性压抑被搁置或是娱乐化，从而体会到放逐的快乐和自由幸福的快感。
另外，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还处于很低水平，他们把环境看作是他自身的延伸，规则对他们来说不具有约束力，所以对于他们并没有社会道德观念。所以儿童自身创作的童谣往往极少具有德育因素，而他们对传唱的童谣并无明确的道德认知，因此在成人看来，有部分童谣所传导的价值观可能并不正确。
而各种环境因素对儿童童谣的选择偏好往往是历时性的，随着环境的改变，童谣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生产力、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教育方向的变化影响着儿童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变化，进而影响对童谣的选择偏好，但这样的童谣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国外的黑色童谣则很大程度地反映了历时性的特点。

李雨珩

[1][瑞士]J•皮亚杰、B•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美）威廉•C.格莱因著,计文莹译：《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周宗愧：《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郭本禹：《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教育 科尔伯格的理论与实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方建移、何伟强：《家庭教育与儿童社会性发展》，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方建移、张英萍：《学校教育与儿童社会性发展》，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郭永玉、王伟：《心理学导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9]刘文英：《原始思维机制与原始文化之谜——兼论儿童思维机制与儿童的世界图景》，《文史哲》1988年第1期。
[10]朱莉琪：《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年第1期。
[11]秦艳琼：《童谣综论——从文艺学到教育学》，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2]汪昱雯：《童谣与儿童德育——基于生活世界的视角》，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3]崔晔：《基于儿童心理特征的少儿图书选题策划研究》，2011年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4]李瑞玲：《儿歌的阴暗面》，中国日报网，http://ent.chinadaily.com.cn/2016-11/24/content_274798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