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隋唐五代时期风俗文化
陶立璠
一、隋唐时期的科举、行卷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引起社会风俗不断变易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国家长期处于分裂，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加上政治权力的反复更递，造成从上层士族到一般文人心理上的极不平衡，于是浮靡、玄谈之风盛行。行为的狂放不羁，居丧无礼成为一种时尚；二是从魏代开始，官吏的选拔使用，实行“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这种用人制度极大的助长了门阀豪族势力，使政府机构的官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邪党得肆，枉滥纵横，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迨至隋唐，国家复归统一。特别是唐代开国以后，逐步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改为科举取士。科举制度的实行，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一样，同样带来了社会风气的重大变化。“科举”及其相伴而生的社会风俗，是隋唐时期风俗文化的特点之一。
唐代开国以后，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这为社会广大的庶族、文人打开进取功名之门，必然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而科举应试又好尚文词，崇尚进士，于是世人趋之若鹜。《隋书·通典·选举五》“杂议论中”载，唐高宗上元元年刘嶢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卉木之闲，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这是指由科举带来的文苑不良风气。
唐代科举初设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人们推重。当时贡举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出身，终为不美。刘餗《隋唐嘉话》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是说薛元超虽身为中书，尚以不由进士及第为恨。唐代特别是武则天当政时代，极重进士及第。谁考中了近士，便可平步青云，光耀门庭。特别是在长安大慈恩寺塔（大雁塔）进士榜上留名，那可真是孟郊在《登科后》诗中表达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士子们无不把考中进士，雁塔题名视为荣耀。欣喜若狂，自不待说。雁塔题名之后，举行“曲江会”。《唐摭言》载：“曲江会，先牒教坊请奏，曰上御紫云楼垂帘观，时或作乐，则为之移日。……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围幛、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令。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住室半空，公卿率以其时选东床，车马驂阗，莫可殚述。”曲江大会之时，要事先通知教坊司，明白告知皇帝也会亲临紫云楼观看。由此可知进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了追求进士及第，在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的支配下，应试的举子中遂兴起一种“行卷”之风。
所谓“行卷”，是指应试者在考试之前，将自己所写的诗文汇集成卷，亲自或托人呈送给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威的人物，请他阅后向主考官推荐，从而增加考中进士的希望。唐代许多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名人，都曾通过“行卷”方式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获得进士头衔。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曾行卷于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杜牧曾行卷于太学博士吴武陵；白居易拿着自己的诗文谒见著名诗人、著作郎顾况；李贺曾以诗歌拜谒韩愈。这些诗人都曾及进士第。自己的才能是一方面，而名人的鼎力推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唐文坛霸主韩愈，也以“伯乐”自居。他的《杂说四》中即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句子。韩愈爱才、识才、荐才，使中唐文坛极称盛世。也有投献不遇而终身落弟的。如杜甫这位诗圣，也曾为“行卷”而焦虑，先后投献自己的诗给汝阳王李璡、尚书左丞韦济、输林学士张垍、京兆尹鲜于仲通、开府仪同三司哥舒输等，但都是泥牛入海，不得举荐。可见文章再好，没有权势人物和名人推荐，照样不能中举。正如白居易在《見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中描写的“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完全是经验之谈。干谒既是拜访之意。
唐代以科举取士，尤重进士科。進士，不仅皇帝器重，文人羡慕，而且风气所染，连一般的庶民百姓也孜孜以求。《唐诗记事》卷35载，宜春人彭伉進士及第，亲戚朋友均赶来祝贺。他的连襟湛贲因身为郡吏，独自饭于后阁。其妻责备他说：“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顔？”后湛贲发愤读书，中进士第。正在郊游的彭伉听到消息后，失声坠驴。袁州人开玩笑说：“湛郎及第，彭伉落驴。”从这段佳话中可知科举对民风的深刻影响。
科举成风，必然利弊相间。一方面科举之用在于抑贵游，登寒畯，大批人才被选拔上来。另一方面，每年贡举，被录为进士的名额必竟有限，没齿而不能登科者甚众。于是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的现象随处皆是。更有甚者为中举而不惜交通权贵，勾结宦官。中唐以后，举子们“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到了晚唐，举子中的朋党几乎成为行帮组织，有些参加到朋党之争的行列之中，社会风俗随之败坏。
二、隋唐门阀与侈靡之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门阀士风最盛时期。到了隋唐，虽有所抑制，但其根未绝。《旧唐书·高士廉传》云：“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持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眨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及成书，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藏为永式。此举开唐代官修谱系之先。之后李义府，柳冲等人均上疏奏改《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或《姓录》，但其体例、实质并未改变，只不过易民间之所重为当朝之所贵而已。唐代钦定《氏族志》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新的门阀望族，以便和旧的门阀势力相抗衡。表现在婚姻上，王妃主婿必须是当世勲贵名臣之家，不必崇尚山东旧族。但习惯势力，土族以婚姻自高的情形并未改变，甚至连皇帝在土族之家为公主选婿也遇到困难。《新唐书·杜佑传》云：“歧阳公主，帝爱女。旧制选多戚里将家，帝始诏宰相李吉甫，择大臣子，皆称疾。”《资治通鉴》载：“大中三年十二月，郑颢弟凯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这段趣事说明，万寿公主虽为宣宗爱女，下嫁进士郑颢，而玄宗还是十分注重家庭礼仪的。李唐家族出自陇西，旧的门阀势力又在山东，唐太宗贵为皇帝不以山东土族为然，是情理中的事。后因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与山东旧族通婚，界限乃被打破。加之后来衰宗落谱，男女潜相聘娶，太宗颁布的《氏族志》实已不能实行。唐中叶以后，风教浸薄，谱录之风随之而消。
隋唐五代也是社会风俗侈靡之世，而且社会的侈靡之风大都来自上层统治阶级。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中国至仁寿年间，令行禁止，极为恭俭。但隋炀帝时则荒滛无度，导致隋代享国不久，既趋灭亡。唐兴，叶气嘉生，薰为太平。《旧唐书·良吏传》序曰：“太宗皇帝削平乱迹，湔洗污风，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以是人知耻格，俗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唐代历时近三百年，国家疆域极广，人口众多。然而承平既久，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则获利越半，加之唐代制度多不健全，贪黩货贿、浮沈取容，奢侈纵恣之风在所难免。特别是唐高宗之后，侈靡之风尤甚。《旧唐书·五行志》载：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诏九品已上直言极谏，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自数年以来，公私俱竭，户口诚耗。家无接新之储，国无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乃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族沟壑，猛吏滛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观今之甿俗，率多轻佻，人贫而奢不息，法设而伪不止。长吏贪冒，选举私谒。乐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诚愿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木澄源，涤瑕荡秽。接凋残之后，宜缓其力役；当久弊之极，宜法训敦庞。良牧树风，贤宰重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几可及。”唐自开国至神龙年间，不过五六十年，天灾加上统治者的盘剥，已是民不聊生。但如史书所记之侈靡之风却丝毫不改。唐代开元、天宝虽为盛衰治乱之世，但玄宗也放纵淫乱之习。高宗以来的流荡忘返，武后以来大纵声色，积习既深，终难自拔。玄宗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太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朱紫衣者千余人。至于爱妃杨贵妃更是纵侈十倍。《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元年十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宴席以渲譁沈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丁公著与穆宗的这段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规谏，但也揭露了唐代自天宝以后的奢侈之风。史载穆宗好击鞠，狎俳优，喜观角觝杂戏。他还喜欢游猎，曾发神策兵浚鱼藻地，观龙舟竞渡，奉郭太后游华清宫，幸安国寺观盂兰盆会，修宫殿，饰佛寺，侈靡无度。唐敬宗也好击毬，观角觝、百戏、竞渡，甚至好深夜自捕狐狸，谓之“打夜狐”。他还信方术、佛老，派遣使者往各地采药，求访异人，以至朝政不理，最后为宦官刘光明等所杀。皇帝如此，手下大臣自然仿效。如玄宗时的户部尚书王琚，深得玄宗厚爱，时号内宰相，性豪侈，不遵法度。他曾典十五州，每移一州，车舆填路，数里不绝，携妓纵禽，恣为观赏，玄宗亦常优容他。天宝丧乱之后，王琚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旧唐书·郭子仪传》载，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至于游观宴乐，斗鸡走马，更是屡见不鲜。
唐代进士及第后，必大行宴乐之礼。即除拜谢恩主（知举者），参谒宰相外，还要举行多次宴集。其中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曲江宴和慈恩寺题名。曲江宴兴起于唐中宗神龙年间，兴盛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每年三月金榜题名的新进士在曲江设宴，四洋之内，水陆之珍，靡不必备。长安城中的大小商贩、酒家歌楼，也都齐集于曲江之畔，观者云集，长安几于半空，连皇帝也要亲幸紫云楼垂帘观看，真是热闹非常。在唐代，新中进士眼中的曲江之宴如同仙境，也是宣示荣耀的极好机会。因此，无论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也不会缺席。《唐摭言》卷三载，新科进士郑光业正参加宴会，忽报家中有人病亡，而他却从容不迫，和大家尽欢而散。更有甚者，曲江宴罢，进士们便到妓院携妓赋诗，寻欢作乐。唐僖宗时的长安名妓郑举举，就常和进士、名人一起宴饮。
此外，民间还广泛流行赌博、斗鸡、走马、养鹰之俗。唐代赌博，上自天子、下及庶民，不以为讳。武则天自置九胜博局，命文武官员，分朋为此戏。唐代博戏，长行最盛。长行，是一种类似棋类的赌具，有局有子，子分黄黑，各十五枚，掷彩的骰子有二枚。当时王公大人，莫不耽玩，以致废庆吊、忘寝食。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斗鸡之俗，兴于春秋，战国时以齐俗最盛。唐代斗鸡皇帝也很喜爱。唐元宗（玄宗）乐于此戏，曾置鸡坊于两宫之间，索长安雄鸡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其驯养。诸王世家也不甘落后，往往穷家荡产，也要买鸡训养。于是长安城中男男女女都以弄鸡为事。有贾昌者善弄鸡，成为五百小儿长，号为“神鸡童”。一时民间流行着“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由此也可见唐代风俗之一般。
三、隋唐时各地风俗
斗转星移，俗随时变。隋唐风俗，承南北朝风俗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上层统治阶级而言，崇尚门弟，尊严家讳，区别流品，慎重婚姻，主持清议是其特点。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隋唐。不过也有了很大改变，如以科举拟门阀，清议变为谋倾他人，借以进取的工具等等。可见风俗的变易，与政治变化，统治阶级的提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民间习俗，又有它稳定，保守的特征。“从来论风俗者，皆狃于旧说，以为上好礼则举国从风。”实际上“上奢纵，下未必能效之；上节俭，化亦不及于下，风行草偃，徒虚言耳。……以风俗之侈靡，旧咎于举国之人，一若其无不违礼者，缪矣。”（吴思勉《隋唐五代史》）这说明同是风俗，官风与民风大为不同。
隋代的地方同俗，《隋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唐代地方风俗，杜祐《通典》作了记载。《通典》记各地风俗本《禹贡》九州之说，又增加古南越。现简略介绍如下：
1、古雍州，置郡府四十二。古雍州包括今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唐代都城在长安，所以《通典》说：“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被山带河。秦氏资之，道平海内。汉初，高帝纳娄敬说而都焉。又徒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及家族名家于关中，强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诸帝山陵，则迁户立县，率以为常。故五方杂错，风俗不一。”“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
2、古梁州，置郡府六十三。即今巴蜀地区。《通典》说，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周初，从武王胜殷，庸、蜀、羌、髳、卢、彭、濮人是也。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校。自是蜀士学者，比齐鲁焉。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亲贤勿居。
3、古荆、河、豫州，置郡府十八。主要是河南地区。《通典》说，荆、河之间，四方辐辏，故周人善贾，趋利而织啬。东汉、魏、晋，建都洛阳。夫土中风雨所交，宜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输，便万国之亨献。
4、古冀州，置郡府四十一。即今河北、山西一带。《通典》说，冀州尧都所在，疆域尤广。山东（太行、恒山之东）之人，性缓尚儒，仗气任侠；而鄴郡为商齐国都，浮巧成俗。自北齐之灭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伎巧、商贩及乐户移实郡郭，由是人情险波，至今好诉讼。山西土脊，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特多儒者。闾井之间，习于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资焉。
5、古兖州，置郡府十。即今山东一带。《通典》说，兖州旧疆，界于河、济。地非险固，风杂数国，卫、魏、宋、齐、赵五国之地。秦汉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学。及西晋之末，为战争之地。三百年间，伤夷径甚。自宇内平一，又如近古之风焉。
6、青州，置郡府七。即今山东一带。《通典》说，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畜人，管仲资之而兴霸。人情变诈，好行机术。
7、古徐州，置郡府五。《通典》说，徐方邹、鲁旧国，汉兴犹有儒风。自五胡乱华，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伤残。彭城要害，藩捍南国必争之地，常置重兵。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大抵徐、兖，其俗略同。
8、古扬州，置郡府三十九。即今江、浙一带。《通典》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禩。每五纲解纽，宇内分裂，江淮滨海，地非形胜，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阖贱品，处力役之际，吟詠不辍。盖因颜、谢、徐、庚之风存焉。
9、古荆州，置郡府三十三。即今荆、楚一带。《通典》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
10、古南越。置郡府七十一，即今岭南一带。《通典》说，五岭之南，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其富豪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仇怨，欲相攻伐，则鸣此鼓，至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珠崖环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尝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弱。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事兴迷节。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
从以上各地风俗可知中原及其附近地区，交通发达，政治影响力较大，风俗的变易也较迅速，而边陲民族地区，交通不便，开化较迟缓，风俗变异相对缓慢。这种情况，南北又有所不同。北方民族游牧为生，以马为交通利器，崇力尚武，经常成为唐室边患。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云：“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韩愈《送董邵南序》云：“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常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从杜、韩之文可知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风俗，对燕、赵地区的影响是很深的。实际上唐代用人，以才举荐，将领中有不少名人为少数民族出身。《新唐书·诸夷蕃将传》就收有高丽、突厥、百济、靺鞨、吐蕃、安息、回纥、铁勒、奚、契丹等族的将领。如哥舒翰、安禄山、史思明、李光弼等。这当然是唐代国威远播的结果，但也为各民族文化、风俗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四、五代风俗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八姓十三君，交替遇诈，不过五十三年而亡，其地域不过中原数州而已。这完全是唐末方镇擅兵，封殖自固造成的。五代为君者，如朱温（后梁太祖）之徒党多起于盗贼无赖；后唐李克用之徒党则沙陀之夷狄，其子存勛为庄宗，恣肆荒淫；后晋高祖石敬瑭西夷之后；后汉高祖刘知远，沙陀部人；后周太祖郭威，少贱，黔颈为飞雀，世人目为郭雀儿。这样一些既无善教，又无善政的人，一旦驰逐得志，则其所作所为必然带来世风的败坏。
五代十国，运祚均很短，政治上的因素固然重要，但表现在伦际上的纲纪废弛，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妇也是重要原因。唐自中叶以后，河朔诸镇，节度废立，大权完全落在将领手中。只要下边拥立，即可为王，朝廷只不过授以节旄而已。正如安重荣所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邪？”（《旧五代史·晋高祖本纪》）。军士轻藩镇，藩镇轻朝廷，权臣专擅刑罚，酷滥贪暗无厌，五代时十分普遍。如唐明宗时，有人向他进献白鹰，他手下的大臣安重诲推却后，报告给皇帝，说自己拒绝了。明宗私下派人又将白鹰要回来。有一天在郊外狩猎，告戒从人，“无使重诲知也。”五代之时，干戈频仍，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以致父子之间，互相残害。《旧五代史·李谚珣传》载：“谚珣素不孝于父母，在乡饱其供馈，同列恶其鄙恶。”他甚至弯弓射杀自己的母亲。这一时期，为了立功名，位将相，取天下，一方面虐待亲生父母，另一方面却又不惜改名换姓做义子、假子，拜倒在权贵脚下。如后唐沙陀，前蜀王王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等，均有不少义子或假子。这正说明五代遭乱离，父子不得相保，以他人为父，被视为寻常之事。无夫妇，是指五代时，妇女再嫁频烦，这种风气延自唐代。唐代公主再嫁者，凡二十六人。还有三嫁的。后周太祖郭威有四位妻妾，均是娶的寡妇。翻翻《旧五代史》，此种现象屡见不鲜。
五代除伦理上的纲常败坏之外，还生出其他许多弊俗。如中国妇女的缠足之风，就始于此时。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说，妇女裹足之说，不载于经史，经史所载者，惟曰窈窕，曰美而艳，或言领言齿言眉目，从未有言及足者。唐人著作和文人诗文中也未言及裹足风俗。张邦基《墨庄漫录》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五代以后方为之。这是宋、元时代的看法，因去五代未远，还是可信的。金、元时，裹足之风盛行，直至明、清，士大夫以致汉族平民妇女莫不缠足。
六、段成式与《酉阳杂俎》
记载隋、唐、五代风俗的古籍很多，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中的纪、传、志外，唐代开始有许多文人笔记小说记载风土民情。如《大唐新语》（刘肃撰）、《朝野佥载》（张鹫撰）、《杜阳杂编》（苏鄂撰）、《岭表录异》（刘恂撰）、《宣室志》（张读撰）、《酉阳杂俎》（段成式撰）等。其中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最具有代表性。《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成书于公元九世纪中期，它以朴实而翔实的史笔，记述了唐代统治阶级的秘闻轶事，南北朝交聘使者的应对和礼仪，民间婚丧嫁娶，风土习俗，古代神话、传说、故事、传奇，旁及特产交流，中西文化等。这些翔实的资料，或采自秘府珍籍，或记自耳闻目睹，“所涉既广，遂多珍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风俗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段成式，字柯古，祖藉山东临淄，大约生活在唐德宗贞元和懿宗年间。七世祖段志宏从唐太宗李世民征战有功，父段文昌，曾任宰相，工诗，有文名。成式少年时代即苦学精研，尤深佛理，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出为庐陵，缙云、江州刺史，终太常太卿。他的经历使他对古代典籍和唐代风俗极为熟悉，涉笔所录，生动可信。《酉阳杂俎》记载风俗文化的文字，分散在许多篇什之中。居住、饮食、服饰、岁时节日、人生仪礼、巫术、信仰、宗教、禁忌、文娱、体育、民间口头创作等无所不包。其中《礼异》、《天咫》、《贝编》、《境异》、《怪术》、《酒食》、《黥》、《广知》、《尸穸》、《诺皋记上》，续集的《支诺皋上》、《贬误》等，于风俗记叙尤为广博。如《礼异》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如，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仗打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婚礼，其中“结青庐”，以棍棒拷打女婿的风俗至今仍在边疆民族地区流行。如甘肃的裕固族，当姑娘出嫁时，要为其准备一个小帐篷，姑娘戴上头面（新娘的标志）后，移居帐篷内，就不许再回娘家的居室，这小帐篷就是青庐习俗的传承。棒打新郎，显然是古老抢婚习俗的遗留。唐代婚礼，《礼异》篇的记载是“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窗，箭三只置户上。妇上车，聓（婿）骑而环车三匝。女家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将上车，以蔽膝覆面。妇入门，舅姑以下悉从便门出，更从门入，言当躏新妇迹。又妇入门先拜猪樴及灶。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又娶妇之家，弄新妇。腊月娶妇不见姑。”可见唐代婚俗比之北朝，有很大变异。又《酒食》篇，记述了唐代食品的种类及制作方法，如折粟米法，乳煮羊胯利法，赍字五色饼法，蒸饼法，鱼肉冻（月+正）法等不下几十种。唐代衣冠家（今之美食家）评论当时名食，名菜有肖家馄饨，漉去肥汤，可以瀹茗；庾家糉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饆饠，其色不变；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騣驼峰炙。总之“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黥》篇记述唐代各民族的纹身习俗。《尸穸》篇记丧葬习俗及其禁忌颇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酉阳杂俎》中于民间口头创作的记载。如《支诺皋上》记《旁（施去方字旁）》故事，是文献记载“两兄弟型”故事最早者。又《叶限》故事属世界播布之“灰姑娘型”故事，也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情节和格林童话中《灰姑娘》故事大致相同。许多学者考证中国为“灰姑娘型”故事发祥地。兹录《叶限》全文如下，以相对照————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惠善陶金，父爱之。末岁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时尝得一鳞二寸馀，赪鬐金目，遂潜养于盆水，日日长，易数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余食，辄沉以食之。女至池，鱼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复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鱼未尝见也，因诈女曰：“尔无劳乎，吾为尔新其襦。”乃易其蔽衣。后令汲于他泉，计里数百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向池呼鱼，鱼即出首，因斫杀之。鱼已长丈余，膳其肉，味倍常鱼，藏其骨于郁栖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复见鱼矣，乃哭于野。忽有人被髮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尔无哭，尔母杀尔鱼矣！骨在粪下。尔旧，可取鱼骨藏于室，所须第祈之，当随尔也。”女用其言，金玑衣食随欲而具。及洞节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远，亦往，衣翠纺上衣，蹑全履。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觉遂返，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
其洞临海岛，岛中有国名陀汗，兵强，王数十岛，水界数千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屐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屐之，竟无一称者。其轻如毛，履石无声。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锢而拷掠之，竟不知所从来，乃以是屐弃之于道旁，即遍历人家捕之，若有女屐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屐之而信。叶限因衣翠纺衣，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为媒祀，求女必应。陀汗王至国，以叶限为上妇。一年，王贪求，祈于鱼骨，宝玉无限。逾年，不复应。
在这则故事的末尾，讲到故事的记录，有这样一句话：“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由此可知这则灰姑娘故事，流传于广西地区。联系至今仍在壮族中流传的《达架和达仓》，傣族中流传的《金鲤鱼》，彝族中流传的《阿诺楚与阿诺诟》，藏族中流传的《自讨苦吃的姑娘》等同类故事（均有一只遗失的金缕鞋），可见《叶限》这一自秦汉以来就在中国境内流布的灰姑娘故事，源远流长，历久不衰。
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统一国家的再度出现，社会风气与精神面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不相同。特别是唐代开国时期的贞观年间和唐玄宗开元年间国泰民安，世风向上，但这种升平景象毕竟太短暂。所以隋唐时期，封建社会仍然避免不了浮糜之风。另外，这一时期作为关系民众生计的饮食、服饰、婚姻、丧葬、岁时节日、信仰宗教等风俗也有了很大发展，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