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母语：消逝中的坚守（2）

文：作为一位学者，您提出了“第二母语”、“第二汉语”、“文化混血”等重要概念，能否就此谈一谈？是在什么背景之下提出来的这些概念？
阿库：这些都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与我长期从事彝/汉双语创作和用汉语进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经历有关。在高校我不能只搞创作，我便开始做理论。我慢慢地以文学为契入口，试图深涉到当今中国被国家承认的55个少数民族共同的精神走势和文化命运中去，发现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并思考和解决问题。就拿彝族来说，我发现我的很多同胞中的晚辈，甚至同龄人都已丧失了母语能力。但是我又不能不认他们，我与他们有亲属关系，包括我的很亲很亲的亲人，他们都不会说彝语，但我又不能说他们不是彝族，可我们之间总是有十分微妙的隔膜，这使我们都很尴尬。每当我在思考这种状况时，我就想到了“第二母语”这个概念。他们历史性地遭遇了汉语，并先天获得了与我不一样的用汉语生存的能力。但是，我又不能否定这些人的族缘。那么按照族缘、血缘的角度，彝语永远是我的这些已经没有了彝语能力的彝族同胞的母语，但是他们今天确实不能操这种母语，不能用这种母语生活。这实际上启发了我，产生了理论命名的欲望。作为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不可忽略的一个理论命题，“第二母语”已成为了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同样，“第二汉语”，是我在研究这些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时，不论这些艺术家懂不懂本民族语言，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本民族的一些审美理想和思维习惯。由于语言和思维间的微妙关系。我发现他们总带着自己的言说方式、认知方式来叙事和抒情，他们就和单一的在汉语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汉民族作家不一样。大家在同时面对一个故事、一个画面、一个场景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认识的角度，叙事、语言的运用、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有区别，而这些区别，除了有个体差异外，还有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因为作家有个体差异，但是因为你的民族背景不一，那么同是在用汉语说话时，也会风格不一。进一步地追问下去，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带着本民族的东西，带着地域性的东西，思维方式、价值取舍等这些东西带进了汉语，他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的叙事传统或思维习惯。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用的是“藏式汉语”；巴久乌嘎用的是“彝式汉语”。这就是少数民族作家的“第二汉语”。
文：就如同中国人所讲的“汉式英语”一样。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听说阿来好象不会说藏语？
阿库：我不知到阿来会不会藏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从小在藏地文化圈中耳濡目染，他的性格、习惯都已养成，他的地域智慧、民间智慧早已成形。这就是一个作家所拥有的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一个优秀的作家对广义的语言更灵敏、更自觉。这些对他的语言观肯定是有影响的。
文：您提出这些概念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阿库：大概是在95-97年吧。
文：“文化混血”又是怎么回事？
阿库：今天，我们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都无法在单一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写作，而是在拥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和宗教观念之外，又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汉语教育，吸收了从古典到现代以来的汉语文化的养分。另外，少数民族作家还通过汉语获得西方的影响，这些综合影响渗透到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根系和审美构成里面，包括我个人，文学创作的背景已经是多元的，只不过我的精神立场永远植根于我本民族的文化地质层。关于“文化混血”我另有专文论及。
文：立场是这样的，方法是多样的。
阿库：对。方法是多样的，知识结构是多样的。所以，民族文学的今天，已经是“文化混血”的时代。比如，在阿来的《尘埃落定》里，你读到的不仅是藏地的历史场景和民族风情，除了那些你所陌生的希奇古怪、神秘诡谲的东西以外，还有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等很多艺术观念和精神质素借鉴与创造性的引入。只不过他选取的叙事线索、文化意象和生活素材是藏地的。
有很多人说，母语诗歌很难发表，没人看，又不能赚稿费，对于这些，我说，我都知道，那时侯那么艰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现在不靠稿费生活了，所以更要坚持。记得多年前我就告诉自己：我要用健全的身体保护好我的母语。同时，我还要用我的母语与当代世界对话。我的语言方式虽然是彝语，但我的艺术观念却从来都是向世界开放的。
文：很多人在强调民族性时，都会引用这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您对这句被引用无数次的话感受肯定是很深的吧，能否谈一谈？
阿库：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
文：不对的原因是什么？
阿库：说它不对，是因为这种说法好象是把某一个民族与世界隔离开来，其实，整个世界原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人性深处，世界永远是息息相通的。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只要有幸生存到今天的族群，就有资格对这个世界发言，以自己的母语说自己想说的话。我们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分子。世界的原生性存在是造化早已安排好了的。我们需要的只是相互的认同与尊重。过去，西方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西方中心论”，认为东方是蛮荒的。但是，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悠久灿烂的东方文明逐渐被认可，这种观点不攻自破了。而说它对，是因为这种说法的本意在强调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个性和差异性。
文：在《垃圾》一诗里，您用调侃而悲伤的语气说出了内心的愤懑与伤感，本民族的一切传统文明都被垃圾一样扔掉了。在您看来，是谁把它变成了或当成了垃圾？您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
阿库：一个生命样态，一种文明、它出现了，就有被分解、被淘汰、被过滤甚至被灭亡的可能性，这是符合自然律的。那么引入到彝民族的生存命运里来，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可能正面临历史性的危机。
文：也就是说不是外来的。
阿库：不是外来的，而是这种文化本身，已经到了不能继续以这种方式存在下去的地步。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彝族原有的精神方式、生存智慧、思维模式已表现出空前的低能，如果无法超越自己，可能就要从历史上消失。
阿库：可以指彝语，也可以指其它很多在历史上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的语言和文化。在这历史性的危机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省自己民族的症结，在新的时代，作为一个自觉的文化人，在保护中批判，在批判中保护。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我们的这种“垃圾”，它也可能不是垃圾，而是被当作垃圾。那也就是弱势与强势的问题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自然生命意义上的平等，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谎言，物种是这样，文化也是这样。现在有一种叫紫荆泽兰的毒草从云南到四川四处蔓延，所到之处，别的草都不能生长。人类文化也是这样，在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之下，可能会造成某些小型社会和少数族裔原生文化的灭绝。面对这些，我们人文学者应该作深刻的自我反省。
文：您在《永远的家园》一文中指出：消逝中的坚守，您认为坚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哪儿？
阿库：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怎么说呢？消逝可能是一个事实，而坚守可能是一种态度。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它的消逝，还是在坚守中可能带来一些变革、焕新呢？注入新的血液，使传统文化在我们的身体里发生一次裂变，并促成一种转型，理论上是成立的。只要我们在真切的感动中不要放弃理性的思考。但坚守并不等于保守，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不能让自己赖以栖身的母体文化被肆无忌惮地消灭掉。否则，你就屈从了新的野蛮。如果熟视无睹的话，那么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无知啊！我们总得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言啊！

你可能也已经看出来了，我的很多想法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太少了，那么我的存在才有价值。
文：所以，在听了您去年圣诞节在成都市图书馆作的关于少数民族母语诗歌创作的讲座后，一个听众在网上发帖子说：对你坚持用母语创作非常崇敬，但又觉得特别悲凉，为你惋惜。
阿库：是的，听众都很有人情味。
文：实际上，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象都德的《最后一课》里所描述的那样。而一种语言的消失是令人痛心的啊。因为语言里包含了很多民族的特性。没有了这种语言，也就没有了这个民族的存在。现在，“Chinese”被译成“汉语”，而不是字面上的“中国话”，我就疑虑。
阿库：你有这种困惑，实际上是因为你对各民族文化的尊重。其实，你译成“汉语”还是“中国话”，都没有问题。少数民族也会认为，汉语就是他们的语言，中文也是他们的语言，只有我这种人，非常在乎母语与母语之间细微的差异。
文：少数民族的汉语与内地汉族说的汉语不一样，一听就能听出来。
阿库：我的诗歌中也有一些不符合汉语语法逻辑的地方，在创作中，当汉语的思维无法解决我心中的块垒的时候，我就用彝语。
文：那您平时是用彝语思维，还是用汉语？
阿库：我平时说话和思考都用两种语言：一是彝语，一是汉语普通话。
文：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世界之间”，即：华裔美国人的“华裔”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游离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困境。那么，你作为一个彝族中国人，您有无类似的困境？
阿库：没有。在历史上，“中国”这个概念，是为中原“华夏”和周边的“四夷”所共同认同的。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与历史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渊源有关。大一统的意识不仅汉族人有，周围的少数民族也有。比如：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当政时期，他们也都以统一大中国为政治理想。
文：您倒没有“彝族中国人”的困惑。
阿库：但是母语叙事历史濒于中断毕竟是一个事实。这会给我带来很多莫名的焦虑、尴尬和压力。目前像我这样有双语能力的人更是自觉地承受着这样的压力。然而，正是在这种困境和压力中，我才有更强烈的冲动去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我生活得很轻松，我大概也不会思考。
文：十年前，你的生活是不是很困难？
阿库：那肯定啊！那时刚刚工作，很清贫。工资都不够用，一半花在买书上。靠近二十年的积累，现在我在专业领域的藏书还是不少的。
文：您在成长过程中曾想过当诗人吗？您的童年和少年在故乡的经历如何影响了您的写作？
阿库：从小的理想就是走出农村，以前读书就是为了升学，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离开农村，因为我有机会看到过这样的前辈。而我写作是从高中开始的。在上大学前，我会说会听彝语，但是不会读写。在82年进大学时我才开始学彝语，由于有基础，我学得得心应手。我的成长与家庭有很大的关系。我母亲就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在当地很受乡亲们尊重。我的大姐高小毕业，对我影响最大，家里有勤劳奋发的传统。我是我们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地的老师都把我作为例子教育后来者。我上学很早，而很多孩子都是十几岁才开始上学。我的村子里，主体是彝族，还有汉族、藏族杂居，相互都懂彼此的语言，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多元文化的氛围中。
文：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的情况，它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如何？

阿库：这是我用来考学生的考题。“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是“中国文学”里面非常年轻的一门学科。但是，这种文化现象古已有之。有很多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包括魏、晋、南北朝以来，都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汉语作家，也有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比如彝族就有自己的古典文论，大毕摩是彝族的宗教祭司、教育家，他的典籍里面就有大量的文论。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少数民族文学”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的相关政策、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指导下，由中国作协创办了《民族文学》杂志，来专门发表少数民族身份作家的作品。同时，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包括凉山，也有自己的文学园地。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了几十年，到现在为止，大致经过了四个时代：

第一代：跨新旧两个社会，他们从解放前就开始写作。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表现的是翻身得解放以后的喜悦与感恩，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带来新生活。之后，文革期间没有什么文学。

第二代：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改革开放，少数民族文学正本清源，开始恢复到文学审美的轨道上来，而不仅仅是政治的附属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对民族历史文化开始本体回归的一代。

第三代：九十年代以后，实验性的一代。他们也有民族的一点影子。我自己介于第二、和第三代之间。主要是对民族文化的梳理和反思。
第四代：当下的二十一世纪，是超越的一代。他们在诗歌中以个人、而不是以民族来发言，因为他们越来越年轻，丧失的民族性越来越多。比如么佬族的鬼子，其作品与民族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林白、陈染等人，他们从九十年代开始创作，虽然有民族身份，但是对自己的民族知之不多。他们在小说和诗艺上越走越远。但是，第三代和第四代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文：他们是少数民族，但是写的却不是少数民族的事，作品中民族性越来越少。你觉得这种现象是可喜还是可悲？
阿库：有的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诗人当你说他是民族作家时，他还回避，甚至不高兴。很奇怪。
文：那他与其他中国汉族作家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阿库：再没什么区别，还是有地域性的，民族性与地域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民族性弱化的同时，地域性得到了强化。其他汉族作家没有民族背景，而他有。将来丧失的越来越多，根据历史的规律，将来还是有可能要回归的。历史总是螺旋式地上升的。当他走得太远以后，离自己的根越来越远，就会很苍白，生命力就会很孱弱，这就会提醒这些作家回归，我们也寄希望于这种回归。离开了母语，今后的中国民族文学的差异更多的可能是地域性的差异，而民族差异越来越小。除了西藏这么一个文化、自然、生态独特的背景之下，还有新疆、内蒙等这种大西北的独特的生态环境，其民族性会保存得比较好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小。
文：您的学生都是少数民族吗？
阿库：有来自西南地区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当然也有汉族。
文：您学生的民族自觉性怎么样？
阿库：可能因人而异。从农村来的强一些，而来自城市的却大同小异。比如一个白族人，他的族性、血缘上留给他的东西已经很少了，他已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但是通过高等教育之后，可能他们会对那些民间资源更加重视。
文：这次您被俄亥俄州立大学邀请访美，能否谈谈您对这次美国之行的展望。
阿库：我会以十分负责的态度将我所掌握的彝族文化与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准确地传达给美国学生。当然，我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更多的了解美国的少数族裔的母语生存和文学创作的情况。在此，我还要再次感谢为我此次能顺利赴美讲学付出了大量心血的马克?本德尔先生，我还要通过努力的工作来感谢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各位专家教授。

文章来源：阿库乌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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