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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老龄化、伪传承严重,专家呼吁在高校开非遗研究专业

传承人老龄化、伪传承严重,专家呼吁在高校开非遗研究专业

澎湃新闻记者 韩晓蓉 实习生 吴子涵
2015-08-13 14:29 来自 教育家

    中国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国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名单已达1986人。
但1986位传承人中, 235人已经离世,剩下的传承人50%以上超过70周岁,老龄化严重。中国的传统文化项目同样有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2211种传统舞蹈,目前仅存留1389种,30年间,853种传统舞蹈消亡。
    “繁荣”与“危机”,构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两面。“非遗传承有不少问题,表面、虚假、浮夸、庸俗。”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高春明表示,希望在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现正与华东师大、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协商。
   
    价值观变化让传统文化“不再吃香”
   
    7月25日,由文化部发起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班”在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开班。8月10日,高春明与学员们探讨了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历程。
      中国天翻地覆的价值观,让传统文化与技艺失去了发展空间。
      “连和尚都在买包。”高春明展示了一张图片,一名僧人正打量一款黑色皮包。
     “一些奢侈品牌的包成本有限,生产也很快,但仍供不应求。”高春明说,一款12万元的包很快就能被买走,顾客还需预约登记。
    “山沟里用传统技艺编织一个手工包,可能要一两年,出来后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肯定不能。”高春明说,全球经济一体化,让国人的价值观变了。
    传统戏剧也在丢失。历史上,中国戏剧品种曾达394种,截至2004年,这一数字变为260种,35%的戏剧品种消失。曾在上海繁荣传唱的锡剧和扬剧,目前也仅在无锡和扬州本地存留。

       “伪传承”:这还是刘三姐吗?
      “大家觉得非遗受重视了,就一窝蜂地涌上去,结果很多都在做表面功夫,不是真的传承。”高春明觉得,非遗传承的表面化问题已特别严重。
        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铸造,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打击乐器,古时能指挥军队进退。
         铜鼓的出土带动了广西对“铜鼓文化”的宣扬,从南宁机场到市中心,铜鼓造型的路灯和垃圾桶随处可见,市内博物馆也有铜鼓巨雕,然而至今,“中国没有一本研究铜鼓文化的学术著作,日本呢?已经出了50多本了。”高春明说。
       同样在广西,高春明体验了非遗传承的“浮夸和庸俗”。
      “‘印象刘三姐’演出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高春明说,夜场演出灯光炫目,强光灯用钢筋水泥固定在山体上,“有些山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需要铺人工草皮上去。”
      高春明去漓江时,刚好闻到了隔夜的汽油味——每晚的点火把环节,上千支火把一起点燃、声势浩大,但直至第二天早晨,火把燃过的汽油味依然弥漫,漓江江面,余烬和滴落的油星星点点。
     “这个表演的门票是每人888元,作为旅游项目,它确实像印钞机一样,但是周围的环境、空气,感觉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高春明展示的图片中,刘三姐文化中经典的“对歌”成了女演员展现身材的场景,“这就是为了迎合低级的趣味,这还是刘三姐吗?”
      
       风筝不能飞
       山东潍坊的风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非遗”的知名度带来风筝的商业化,而作为商品的风筝也随之做得日益精美庞大,2米或3米的风筝已并不少见,甚至原本竹制的风筝骨架也正在被铝合金代替。
        “这样的风筝飞得起来吗?”高春明得到的答案是不能。但即便如此,“铝合金风筝”的精美外形仍然受到外国游客的追逐,店主将其以高价卖出,顾客只得到一个风筝的“躯壳”,“装饰品”成了“不能飞的风筝”的新定位。
         高春明回想起曾在上海制作的一个手工风筝,几十米长,能飞起来,风筝用竹木做骨架,“龙鳞”下是带有半圆小孔的竹制圆筒,架上糊纸。放飞之后,风穿过圆筒,糊在上面的纸鳞片随之跃动,“就像是龙鳞在闪烁,”高春明感叹,“我觉得这才真是智慧。”

        “无形文化”:日本的非遗保护
       高春明觉得,要想体验唐文化,或许日本京都比中国西安更令人满意。
      “祗园祭”是日本三大祭之一,每年7月在京都举行,高春明曾两次参加祭典,第一次距今已有30年。
      去年的祭典,他拍下一张与30年前同一地点的照片,两张图片上,彩车、满街的游众和背后的建筑鲜有差异,“我所看到的他们的祭典、礼俗和礼仪,在这几十年中保存得很完整,而且民众一直很热情,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把典礼看成自己的节日。”
      高春明对当地一位原文化馆馆长印象深刻,30年前,年逾70岁的馆长身着和服、赤脚陪着高春明参加祗园祭,“他对民族节日很有自豪感,当时非常投入。”
       在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叫做“无形文化”,这一称谓源于1950年,这也是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开启对非遗法律性保护的年头。
        《文化财保护法》划定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其中和服位列第二条。至今根据法律规定,身着和服的游客可以免费进入京都所有博物馆,京都出租车为着和服乘客提供九五折优惠。
       在中国,旗袍曾于1934年被当时的法律列为“国服”——这是旗袍唯一一次获得法定“国服”地位,自此之后,“国服”字眼再未出现在法律条款中。

       想在高校开非遗研究专业
        中国制度性非遗保护始于2004年。
       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公约》的第6个成员国。
        2006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举行。同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称“名录”)发布,518项传统文化项目入选。如今,名录已命名4期,逾千个文化项目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了专门的法律依据。其间,《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条例》等针对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条例纷纷创制。
       上海的非遗保护立法也正在进行。
        “一开始法条做得很冗长,现在正在浓缩。”高春明表示,立法的过程并不轻松,涉及人财物的敏感问题解决起来比较痛苦,但上海市立法工作的方向已经给区县非遗保护以启发。
      以奉贤区为例,尽管在“精兵简政”的背景下,把非遗“编制”写入法条并非易事,但奉贤区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已专门设立6人编制,“专门机构管理”变得现实化。
      在高春明看来,针对继承人群,还应该有专门的非遗教育,除了专业技艺,还要教授系统的理论。
“非遗研究”则是更高一层的教育,“我们希望在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现在正在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协商。”
       在河南工艺美院任教的郑莉娟也看到了非遗教育的迫切。作为非遗培训班的学员,她觉得,应将更多非遗知识写进教材,“中小学教材中还有一些相关知识,但大中专院校、尤其是在专门的工艺美术学校,非遗教育真的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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