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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下室“鼠族”

北京地下室“鼠族”

费丽婷:北京地下“鼠族”


发布时间:2014-07-21 09:45 作者:费丽婷 字号:[url=]大[/url] [url=]中[/url] [url=]小[/url] 点击: 14300次


  共识网导读:像所有励志故事的走向一样,一年后,小张的月薪涨到了8000元,并且有其他公司来挖他了。他终于搬出了地下室,也终于有勇气,跑到大连去向自己喜欢的大学同班女孩表白。对于小张这样走出地下室的人来说,那段经历可能象征着年轻时的奋斗、无悔的青春。但对更多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来说,地下室,就只是生活本身。

      北京北二环边,小区环境整洁,绿化不错,满眼落地窗……走进观河锦苑时,我一度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只有楼下一排电动车上晾着的五彩被子,提示着这群地下居民的存在。一楼两扇巨大的落地窗之间,是通向这个画风不同的世界的入口。

    沿楼梯一步步向下,有明显的凉意袭来。这个35℃的七月的北京午后,带来凉意的除了地下室冬暖夏凉的保温效果,还有昏暗的灯光和逼仄的空间感。迷宫般绕来绕去的楼道里,挂着一长排晾晒的衣服。“请勿喧哗”的标语、拐角处装饰用的假花和墙上几幅上世纪90年代常见的静物油画印刷品,显示着房东的情怀。

  楼道尽头正对着的房间虚掩着门,里面传来电风扇呼呼作响的声音,27岁的小杨正躺在床上摆弄着手机。这天,她刚从老家回到北京,准备休息一两天,重整旗鼓找下一份工作。

  这间7平方米的小屋里,墙上被之前的租户们贴满了广告海报和印花墙纸,天花板破了个洞。一张双人床占据了大半面积。说是床,其实不过是用石头和木板垒起来的,上面铺一层薄薄的褥子,褥子旧得有些褪色了,但很干净。角落一个小柜子上摆着各种调料,底下塞着电磁炉和锅碗瓢盆,一袋大蒜挂在墙上。剩下的空间刚好可以开门。“这里环境还挺好的,就是夏天有点潮。”小杨说。

  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Sol Pri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副教授Annette M. Kim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她的研究课题就是北京的地下室租赁市场。她的研究团队搜集了3677条地下室出租信息进行数据统计,地下室出租屋平均面积为10平方米,月租436元,与天安门的平均距离为10.8公里,距最近的地铁站平均距离为1.07公里。相比之下,廉租房普遍分布在更偏远的地区。

  此前北京市民防局和北京市住建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城区的地下空间中,住着近百万的流动人口。在一些非正式的语境里,他们被称为“鼠族”。

  地下迷宫包租婆

  “新街口外大街34号院3号楼,位于小西天牌楼的斜对面。价位在550元至1000元,积水潭地铁北行100米路东,干净卫生,通风良好,环境优美,可做饭,洗衣洗澡,交通便利,有闭路电视,有网线,手机信号好,24小时热水,WLAN,免费暖气。出门是公交,22、运通104、626、621、47、88、331、618、635、609、38、345、344、626、690等小西天站,地铁2号线积水潭站交通非常便利。附近有大型超市,美廉美、物美、新华百货、华联超市,有大型医院,积水潭医院、二炮医院、安定医院……”

  这是眼前这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在58同城上的广告。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有房子空出来,小杨的房东胡秀花就会重新发布这条招租信息。虽然现实和描述有一定落差,不得不承认,这些信息基本属实。更多时候,租房者们找到她,是通过门口写着“出租地下室5857××××”的小木板,或者由一起打工的人介绍。

  根据Kim团队的统计结果,地下室的租金涨跌呈现周期性变化。以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的一年为例,12月到6月是漫长的平静期,平均月租为400元,而7月和9-11月会出现两个高峰,平均月租分别达到450元和460元。

  一进入7月,又到了胡秀花忙碌的时候,最近,这里只空出来一间房。

  作为坐拥42间地下室的房东,胡秀花是这个地下迷宫的管理者。早些年,亲戚承包下了这片地下室,至于花了多少钱,她不愿透露。42间地下室在观河锦苑3号楼底下相连成一座迷宫,在小区的4号楼和5号楼下面,也有相似结构的地下室。

  2005年,北京开始施行《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152号令),被看做是地下室经营的准入令。由于外来人口猛增,一些地下空间被出租或者开设成地下旅馆,成为一条生财之路,大部分的地下室经营者都来自山东、山西、吉林、黑龙江等地。

  胡秀花自己带着孩子住在一个下楼梯处的两间。7平方米的房间同样被床占去了大半,桌上的电脑屏幕显示着四格楼道监控画面。楼道里的是为数不多的发光体,给人安全感。“上边要求装的。上边老来检查,上半年每个星期都有人来。我们这儿都检查过,都是合格的。”

  尽管坐拥庞大的地下迷宫,胡秀花还是搞不清楚来检查的人是什么部门。小区物业的李先生告诉我,人防办、房管局、工商的人都来过,每年都会有人定期来查,“消防等达标了就行,有需要整改的会找我们,比如之前线路乱接,现在都改好了”。

  近年,勒令整改或暂时关停地下室的事时常发生。2006年,北京市民防局、市建委和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布《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规范》,规定利用地下空间从事旅馆业,设置宿舍,以及作为其他租赁住人的,房间内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4平方米,不得设置上下床,房间内净高不应小于2.4米,房间内要有紧急疏散图。

  2008年,为了配合北京奥运会,地下室整体关停了5个月,里面的住户全部清空;2009年,配合60周年国庆,租户再一次被清走,一停又是3个月。

  2011年1月,“十二五”期间,各区县都制定了人口调控的目标。拥有大量社区地下空间的东城、西城、朝阳和丰台等区政府直接把目光投向了地下空间的清理和整治,丰台更是明确提出将投入2.4亿元清理地下空间。“北京百万鼠族遭遇大清扫”是当时相关媒体报道的标题。

  2013年7月,北京出台《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并开始了大规模整治地下空间的行动。

  如何安置,始终是清退地下租客的最大难点。

  地点和居住质量的博弈

  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结合地面建筑建立起大量的地下人防工程,但很多都处于闲置状态。因缺少专项基金维护,又缺少专人管理,许多地下人防工程垃圾成堆,日渐破败。

  为了改变地下人防工程这种脏乱差的状况,上世纪90年代,政府提出“以用促管,以洞养洞”的方针,鼓励使用人防工程,并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当时的承租人开始利用人防工程开办地下旅馆,但数量并不多。

  到了90年代末,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这些地下空间开始被更广泛地用于出租居住。到2004年,北京形成了人防工程出租的高峰,进而逐年递增。

  就在那时,小杨夫妇从山西老家来到了北京。

  丈夫小孙是个厨师。几年前,小杨夫妇在一家成都小吃店打工,住在集体宿舍里,“一个大房间里睡很多人,两口子就一个上下铺,不方便。”三年前,小孙换了一家餐馆工作。在餐馆老板的介绍下,他们搬到了附近这间地下室,每月租金700多元。

  在地面以上,这样的租金在北二环边上是难以想象的。附近链家地产的中介告诉我,观河锦苑79平米的两居室,月租报价是6500元。附近的一居室月租在4000元左右。最便宜的是平房,20平方米,能洗澡不能做饭,每月2000元。

  Kim的研究团队的调查结果显示,67%的地下室租户工作地点在1公里以内,去上班的步行时间在15分钟以内。这是他们在地点和居住质量之间做出的权衡。

  观河锦苑的地下室距天安门的直线距离是5.4公里,距最近的积水潭地铁站390米,显然拥有更高的“含金量”。

  小杨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附近的物美超市当收银员,不包吃住,每月工资2400元。“本来工资就不高”,更让小杨吃不消的是,“还动不动就罚款”—收了假币要罚双倍,结账时不小心漏扫了东西要罚双倍,就连吃饭时间超过半小时,也要罚款。

  最多的时候,小杨一天打三份工,上午去物美当小时工,中午骑车赶到一个餐馆忙中午的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吃点饭,再赶去另一个超市,到晚上10点下班。“这样能多赚点。有的11块钱一个小时,有的17块,最多20块。平时不歇班,歇班这一天我还想再去找别的。”

  有时10点多回来,再做两个人的晚饭。“他上班一天也挺累的,我很少让他做饭,他要是累倒了那怎么办啊。”

  从地下到地上

  从小杨的房间走到厕所,需要转7次弯。刚搬来的时候,她需要记住口诀,“左右左……”。厕所共有三个隔间,供地下四通八达的42户人家使用。胡秀花向我解释,这里白天晚上都有人出去上班,一般情况下3个是够用的。

  厕所旁是浴室,关着门,门上贴着“洗澡一次20分钟6元,超时每分钟3角”。

  对于每月生活费三四百的小杨夫妇来说,洗澡是一项奢侈的活动。“平时自己烧点水,擦擦就行了,有时隔一两个星期到那去洗一次。”

  “我天天看到房东他们两口子。这儿晚上有人说话啦,吵架啦什么的,都是他们去管。”小杨挨个敲了敲四面的墙,“就这一面墙,其他三面都是薄薄的一块板儿,这边说话那边都听得见。”

  有些“邻居”就这么隔着墙认识了。右边的女孩喜欢唱歌,每天晚上唱到11点,小杨不想吵架,就没去说过她。另一个原因是,“唱得还挺好听的”。

  如果不是我的到访,这会儿小杨应该躺在床上用手机看小说。“这个《斗破苍穹》挺好看的,我都看完了。《飘渺之旅》看了3遍,也是仙侠小说。我书挺多的,这几个都是。”小杨给我展示她小米手机里的几个电子书app。房间里有网线,一个月50块钱,不过小杨没有电脑,也不爱玩手机游戏,闲下来就看电子书。

  在此之前,她刚“上去”收了晒的被子,“想趁热热的躺会”。我的到访打乱了小杨的计划。

  晒被子,是这个小区里最容易让地上居民和地下居民产生联系的活动。物业的李先生有时会接到住户反映,晒被子影响小区环境,“不让晒被子,如果我们物业看到会给收了”。

  Kim团队在调查中也注意到,尽管在经济上,地下居民几乎不会对地上居民造成影响,但在物理距离上,地上居民更希望离他们的地下邻居远一点。

  保安老赵倒认为,双方应该换位思考,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毕竟大家都不容易。后来才知道,他也住在地下室中的一间。

  小杨也知道小区不让他们把被子拿上去晒,“不好看”。但她实在没办法,地下本来就潮湿,“衣服在楼道里晾干就行,被子只能自己偷偷地拿上去晒会,物业要是管的话再收回来。”


  大部分时候,物业并不会介入地下居民的管理。“他们都有值班室,主要是房东负责管理。有需要物业调解的,我们也会去找地下室房东。”

  地下的“北漂”梦

  小杨送我上楼的时候,在楼道里遇到了邻居阿飞。这是一个20多岁的圆寸头男人,穿着肯德基宅急送的制服正准备去上班。在小杨的描述中,阿飞“长得不像好人,所以每次他跟我们打招呼我们都不理他”。

  不过这一次,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小杨展开了第一次短平快的对话。

  你在哪里上班?金融街。

  你那儿还缺人吗?缺人。

  要不要我?要。

  一个月几千?一小时20元。

  交流打工信息显然是这里拉近距离的最快方式。房东胡秀花管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租户叫“上班族”—104的女孩在西单当售货员,也有的是小两口。

  白天,他们爬上地面,和地上的人们共同构成了繁忙的北京。晚上他们回到地下,隐没在城市的夜色中。

  阿飞的家乡在甘肃农村,讲话口音有些难懂。加了微信后发现,他打字的语法也经常难以捉摸。有天,他突然在朋友圈里说,“这个月底辞职去外地不想呆在鬼地方了太伤心了亲爱的北京月底离开你们了拜拜”。

  我问他是否真的要走,他说从2001年来北京到现在13年了,感觉北京太累了,想离开。“我感觉到北京不是我呆的地方。”

  在Kim团队调查的52位租户中,大多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年轻人,其中20-35岁的占57%,35-50岁的占33%,其余10%在50岁以上。他们之中有53%从事餐馆服务员、保安、清洁工等蓝领工作,另外47%在私企、IT公司等从事白领工作。

  资深游戏开发员小张曾是这47%中的一个。在湖北工业大学读市场营销专业时,他就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不善言辞,爱玩游戏,“家里人觉得是不务正业”。大二的时候,他想何不研究一下游戏是怎么做出来的,就自己买书自学。

  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决心到北京去做游戏开发,没敢告诉家里。和无数北漂青年一样,他的起点是一间租金450元的地下室。

  对一个学市场营销的人来说,游戏开发是个难度很高的行业,没有公司想要一个门外汉。经历过几十次面试被拒后,终于有一家小公司要了他,工资800元,做非常简单的工作。“他们想的大概是,比实习生还便宜,用着试试吧。”

  因为喜欢游戏,小张很好学。总是熬夜学习,有时白天会睡过头,“地下室里没有阳光,让人感觉不到时间”。

  像所有励志故事的走向一样,一年后,小张的月薪涨到了8000元,并且有其他公司来挖他了。他终于搬出了地下室,也终于有勇气,跑到大连去向自己喜欢的大学同班女孩表白。

  对于小张这样走出地下室的人来说,那段经历可能象征着年轻时的奋斗、无悔的青春。但对更多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来说,地下室,就只是生活本身。

  那天,和阿飞站在楼道口聊天,小杨抱着晒好的被子下楼,没走几步滑了一跤,直直地坐在台阶上。“这谁啊!怎么那么多水啊!谁啊倒的水!气死我了!”她边骂边爬起来下楼了。

  她再次上来的时候,我问她,没事吧。她说,没事没事,我结实,耐摔。

  回不回家乡?

  虽然厨师工作收入不错,每月能赚5000元左右,但夫妻俩的生活仍不宽裕。

  “我公公得了脑梗,婆婆身体也不好,俩人顶不了一个好人,每月得给他们2000块钱。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县城上一年级,我哥哥一家帮忙照看,一个月给他不到1000块钱。小女儿刚两岁,公公婆婆给看着,一个月光奶粉就要2000多。差不多他的工资就没啦。”

  有时候小杨也会想,要是嫁到一个公公婆婆都健康的家庭,日子会好过很多。但这些话,“自己想想就可以了”。

  好在小孙对小杨很好,“他知道我不喜欢花钱,自己舍不得吃,买衣服时也是想给小孩买。”小杨穿着四五年前家里带来的浅蓝色布裙子,和在动物园批发市场买的白色T恤。“他老劝我自己吃点好的,别光吃馒头什么的。他对我真挺好的。”

  几天前,小杨刚离开山西老家,坐上回北京的火车,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村子里出了大事,三个小孩被邻居杀害了,其中一个是她家两岁半的小侄子。村里有小孩的家庭人人自危,小杨也不例外,“我不放心,他们要万一出了什么事,后悔都来不及了。我都想把小孩儿接过来。”

  作为这个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小孙不得不一直留在北京。“他很少回家,我们经常在这边过年—过年的时候工资高嘛。”小杨停顿了一下,“唉,也想小孩儿,没办法。”

  真回到家,看到俩老人往那一坐,俩小孩往那一站,夫妻俩又“压力山大”—“哎哟,算啦算啦,咱俩还是出来吧。这老的小的都是自己养,看不到他们心里还没那么多压力,看到也心烦。”

  正聊着,小杨的电话响了,铃声是梁静茹的《勇气》,来电显示“老公”。

  “天天打,一天给我打两个电话,有时候吧还挺烦的。”撂下电话,嘴上说烦,小杨却是一脸羞涩的幸福。手机壁纸是夫妻俩结婚时拍的婚纱照,那时她还白白胖胖的。“以前好看,现在瘦了,压力重。我家小孩说这是阿姨,爸爸跟‘阿姨’照的相”。

  小杨回想,刚结婚的时候两人不懂事,总是吵架,后来一起在北京打拼,反倒生出一种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深来。

  逃离北京吗?

  “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杨叹了口气。在她的梦想中,将来最好是能自己开一个小饭馆,老公当厨师,自己忙前忙后,把老人和孩子都接过来一起住,“这样我能放心点,而且自己开饭馆也不用花饭钱了”。

  另一边,阿飞也倒数着离开北京的日子。“不想回家,想去别的城市看看,有什么发展的门路。”不过这一次,“一、二、三线城市是不想去了。”

  2013年,因为讨厌北京的空气,小张也离开了北京,南下去了深圳的腾讯。走出地下室的他,没再被经济问题困扰过。

  “我们正面临这一个历史性的城镇化过程,尤其是在亚洲。试图住在城市里的人口空前的多,人口密度太大,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怎样管理城市空间。”Kim教授在她的讲座上说。

  “北京市清退地下出租屋居民的方针没有动摇,然而在没有支援政策及搬出后的安置措施的背景下,若要强行清退,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因素。北京市当局正在慎重推进该计划。”NHK纪录片《北京鼠族》以这段话作为结尾,背景音乐是街头歌手嘶吼的歌声:“有没有希望,燃烧这梦想,有没有力量,燃烧这梦想,有没有方向,燃烧这梦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实习生陈嘉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时代周报》 | 来源日期:2014-07-17 | 责任编辑:孟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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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鼠族地下浮生:面对高房价地下室变“家”

中国网-资讯中心 china.com.cn/info  时间: 2014-01-07  责任编辑: 刘桢珂
[提要]这里本是北京的一处人防工程,但随着北京房价的高攀,和庞大流动人口的增加,很多外来人员因低廉的价格而选择了租住在这种改造后的地下居所,成为被称作“鼠族”的地下租客。

如果没有地下室,“鼠族”的青春和未来就可能无处安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平悦实习记者刘玉林发自北京五月的一天早上,王名接到了居委会打来的电话,要求“迅速清理”他用来经营旅馆的地下室,并“上报进展”。

此前一天,北京市法制办公布了《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市非居住用途的普通地下室将被禁止出租、开办旅店、幼儿园、医院等,否则“由建设(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一下罚款……”

“都去开了两次会了,我们是极力反对拆除,如果没有地下室,这些租客们住哪去。”王名抱怨道。

这里本是北京的一处人防工程,但随着北京房价的高攀,和庞大流动人口的增加,很多外来人员因低廉的价格而选择了租住在这种改造后的地下居所,成为被称作“鼠族”的地下租客。

秘密巢穴内的无隐私生活

“在北京这个大楼林立的森林,我们像老鼠一样住在这样那样的地下秘密巢穴……”一位北漂曾如此写到。

类似在北京这样的地下室里的房间有多有少,多的地方可达上百间,少则十几间。就拿王名经营的双井百环5号楼的地下空间为例,这里有40多个房间。走在里面,像进入迷宫一样,左拐右拐,才能走到底,两边房间都有各自的编号。每间小小的门里面,就是一户人家,就有一段故事。

地下室的房间大小不一,有的十几平米,有的只有几平米。

地下室的隔断是用木头或铁皮做成,敲一敲,发出清脆的声音。隔壁邻居住的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交谈可以很清楚地判断,在地下室,邻居间没有隐私。

不过,人员流动很快,还没来得及问候一声,说不定隔壁住的人就搬走了,明天就有新人搬进来,租期有长有短,只要你提前和老板谈好就行。租金嘛,从两三百到七八百不等。

地下室住着各种人,有来自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大学毕业生,有进京务工的“农民工”,他们是街边的小商贩、超市的营业员、工地的建筑工,还有短住的旅行者、寻医问药的“病患家庭”。

总之,因为许多原因,他们聚集到一起,就成为暂时的同类人,没有谁会比谁清高,没有谁会比谁低等。

地下室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亮着灯。每天早上,闹钟把沉睡中的人们催醒,一天的忙碌开始了,大伙挤在水池边排队刷牙洗脸。

清早的喧闹过后,谋生的人们陆续离开,日光灯下的过道显得空荡荡,只有监控室里的电视还在响,阿姨们在打扫着走廊,偶尔,有人穿着睡衣拖鞋“嗒嗒”跑出来上厕所,然后又飞快地溜进自己的房间。

每天晚上8点左右,是地下室最热闹的时候,谋生的人都陆续回来,洗澡的洗澡、洗衣服的洗衣服,挤在这个不大的水池旁。一些人还在房间吃饭泡面,走道里充斥着饭菜的味道。

一些大学毕业生的人生阶段

“这里住的最多的还是大学毕业生。”因为住地下室需要登记身份证,王名发现租客身份证很多都印着大学的集体宿舍。

王雷就是其一。2010年,从南京某大学广告专业毕业的王雷漂到北京。最初,王雷在南三环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但每月700多的房租让他无法承担,当时正在实习的他每月薪水才1千多快钱,“房租就占了大半,生活几度出现窘境,而且北京的房租也在涨。”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转入地下是王雷当时唯一的选择,他的房租也立即缩减到薪水的三分之一,“刚搬进地下室的时候我还是挺兴奋,至少摆脱了工作了仍然需要家里的贴补的尴尬状态。”

不过,王雷很快发现这间格子大的地下室存在种种问题:放在房间里的烟抽起来异常吃力、桌子上的书角都开始打卷、被子开始变得潮湿、电脑屏幕都有了水气……“太重的潮气让晚上的睡眠质量降低,因为身体总是感觉有些黏,常常感觉到腰疼。夜晚时分能很清晰地听闻到隔壁的种种声音。”

王雷打算工资涨到3000元时就离开,但是,他不知何时会涨工资,也不知那时能否还找到700元的房间。

和王雷同一年毕业的李峰也在这个地下室住。一间6平米的小房间,摆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剩下已没有多少空间。大部分时间,李峰或坐或躺在床上,电脑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

李峰说最难受的是早晨,每天早上,当李峰从沉睡中醒来时,在周围一片漆黑中,地下室的灯光会显得格外刺眼,到了地面,外面的阳光[最新消息价格户型点评]会让他再一次造成短暂的视觉障碍,“没有什么过度,与外界的反差太大了,眼睛有时睁不开。”

“我当然希望住到地上,但现在无力承担这么贵的房租。”李峰说。他其实很讨厌每天从地上回到地下,现在他会选择在附近的肯德基看书。不过,当这些店要关门时,他还是要回到地下,至少这里是他的休憩之所。李峰决定住完这个月就离开地下室,因为工作开始稳定,月收入能够达到4000多元。

“打持久战”的坚守者

不过,也有的人选择在地下室“打持久战”。山东聊城的谢建良在地下室已经住了快两年,目前他并没有逃离的想法。

2009年7月,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谢建良揣着1千多元钱来闯北京。在金台里的地下室,谢建良租了一个三人间的地下室,每个床铺290元,在精打细算中开始了他的工作历程。

谢建良的第一份工作是行业网站的编辑,这与他的专业工商管理有些搭不上边。“可能心态不好,我干完一个月就辞职了。”

谢建良的第二份工作是图书编辑,主要工作内容是校稿,出版社承诺一个月校80万字给谢建良4千元。谢建良希望能够借此搬离地下室。“但没想到,出版社许诺的兑现的差距太大,一个正式员工能拿到3千就算不错的,见习人员有时拿到手的只有1千多块钱,工资水平很低。”

谢建良又一次辞职,搬离地下室的想法也因此落空,此后他又不断地面试、换工作,但唯一没有换的就是这个地下室。

去年10月,谢建良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当项目策划,月平均工资达到4000元以上。

可生活渐渐宽裕的谢建良,此时却放弃了搬离地下室的想法,“地下室挺好,冬暖夏凉,我去过朋友住的高楼,很热,又用不起空调。”

高房租把他们“打回”地下

与此同时,北京飞涨的房租还把一些人从地面“打回”地下。

张海华就是如此,6月3日,儿童节刚过,西坝河南里一栋居民楼,18平米左右的半地下室,张海华一家三口从不远的太阳宫楼房搬至这间“鼠居”。而这间地下室对面的房间,正是六年前老张家一家人落脚的地方。老张的妻子宝大姐还清楚地记得,2003年底非典猖獗时,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在那一住两年,只不过那时她没想到,在搬离6年之后,他们一家又要再度回到这个地方。

1996年,因为打工的工厂倒闭,张海华和妻子宝大姐来到京城,开始了十几年的北漂生活。当时,老张23岁,宝大姐22岁。刚开始,夫妻俩在中国林业大学内的一家印刷厂上班。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夫妻俩出来单干,开始接收一些小型的印刷事务。3年后,收入趋于稳定的夫妻两要了孩子。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居住在朝阳区的关西庄,一间12平米左右的平房,房租每月只需三四百元,直至2003年房屋拆迁。

孩子越来越大,收入也逐渐好转。2005年,张海华和朋友合租了太阳宫的一套大两居,当时是3200元/月。随着时间疯涨的,还有北京的房价和房租。几年的时间中,这套房子的月租从3200元涨至4000元。今年5月,房子租期到了,房主突然要大幅度提高租金,从4000元一月直接涨至7000元一月。老张一家顿时傻眼了,这意味着若要续租,则每个月房租支出几乎要翻一番。整个家庭月收入也不超过1万的老张一家,面对占比接近40%的房租无比惆怅。

“房租、吃饭、孩子上学,家里其他花费,哪样不要钱,每个月赚的钱根本攒不了!”这笔账算下来,老张决定带着一家子重返地下,每个月不到800元的房租、水费、电费、宽带支出,这样可以省下不少。

得知北京要清理地下室的消息,老张有些担忧,“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等到必须搬走的时候再说吧。按照现在的房租价位,搬到上面住根本不现实,只能找更远的郊区平房,或许换做‘蚁族’?”

“地下室问题”需要综合治理

无论是逃离的、坚守的,还是再次轮回的“鼠族”,都不否认地下室在他(她)们人生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地下室,他(她)们的青春和未来就可能无处安放。

但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去年12月1日发布《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禁止“群租”后,有关部门计划在五年以后大部分“鼠族”将从人防工程“撤离”,自此,“租不起”更“买不起”的“鼠族”真的面临着无处安置的局面,而今年的《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又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

《蚁族》一书作者、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为鼠族提供保障房是一个方法,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不如先给地下室治理确定一个长一点的过渡时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考虑实际情况,不一刀切,制定过渡期,这样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也曾在他的博文《面子与抹子》中提到:“消灭蚁族和鼠族,根本的办法是改善就业,以及多建廉租房(对这些没有户口的人开放)。”

“把蚁穴和鼠穴给拆了禁了,等于是抹子抹平了一切。”张鸣写道:“用抹子抹平,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恶化。……改善不了就业,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住,他们也得生存。”

  文章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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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帖说的那个小西天的那一片地下室,就在学校旁边,我去过,还在那小区里青旅住过。那一片地理位置是挺好,可小区略显老旧,估计地下室也挺旧。辛苦租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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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新的都市群体。是否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这些都需要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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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的城中村一样,靠拆迁来掩盖问题,只是将人挪到三环五环之外。新盖的小区里,打开门里面依然是空荡荡,破旧的沙发、桌椅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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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清理地下室住户何时休……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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