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240柯勇小组研究综述
武汉市地名研究综述
摘 要：地名是一定地域的语言、文字标志，涵有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要素，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记录人类历史的活化石。武汉市地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承并适应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需要，最终形成一种程式化的文化积淀, 形成武汉市独特的地名文化。就所收集的期刊、学术论文以及著作资料来看，国内关于武汉市地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类：一是将武汉市地名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内部研究，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二是研究武汉地名与其他方面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自然地理、历史、楚文化、城市化、旅游五个方面。本文就这两大类进行综述，希望能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武汉 地名 综述
一、研究现状：
（一）、语言学角度
地名是语言的一部分，在地名的研究中，不少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武汉地名的构词特点进行研究，通过归纳并总结出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来为武汉都市化进程中新地名的命名和地名更名提供参考。
从构词法的角度对地名进行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杨红和吴振国在《地名文化的多维度解析》中指出，在语言学上，地名称为专有名词，在结构的划分上，一般地名的后部分称为“通名”，是指地名的一般性；名的前部分称为“专名”，反映地名的特殊性。武汉大多数地名是以路、街、巷、里、桥、楼、墩、湾、村、湖、大道等作为通名，其中有434 个是以“路”为通名，119 个以“街”为通名，“路”和“街”占了全部通名的 68%，是城市通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通名大体上又可分为地理地貌与市政建设两个大类。专名是指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名词，专名又可大体分为人名、地名或单位名。
在语言学的研究中，需要对这些地名进行结构划分。从结构形式上看，地理地貌类通名和市政建设类通名常结合使用，这种结合使通名具有层级性，一般将市政建设类通名作为第二层次，而地理地貌类通名作为第一层次。而专名部分大多是复合词较少部分是单纯词，复合词专名以偏正结构和动宾结构为主，其次是主谓结构，最后是并列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地名常出现“谐音改造”的现象，如“猪巷”改为“居巷”（现为交通巷）。
也有学者从书写符号、音节数量、语素组合策略等方面对地名进行考察。王金芳，刘畅在《武汉城区地片名称语用考察》中提出，武汉市城区地片名称均运用汉字，没有出现阿拉伯数字或非汉字组合；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分别占底片名称总数的15.67%，81.34%，2.99%；地片名称语素的选用运用了谐音、引用等语用策略。而在这三者中，语素的研究最为详尽，他们将地名中出现的语素分为彰显地域特色的个性语素和其他地片名称共有的通用语素两大类。通过对这两种语素的分布比例以及背后的原因分析，对武汉的地名命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二）、自然地理角度
地名与地形地貌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对武汉市地名研究中，有许多文献资料都提及到了自然地理对地名成因的影响。其中山、水自然景观对武汉市地名影响尤为突出。武汉三镇的地理状况各有特色，将它们分开进行研究是学界研究武汉地名与自然地理互动关系是相对有代表性的一种分析方式。
1、 汉口：以“水”为主导的城区
汉口四面环水，城中多湖，因而汉口地名明显受着“水”的控制。有些地名的通名在深层次上受着水的控制，如邵荣霞在《武汉地名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指出， “汉口的地名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凡是与汉水，长江平行的街道称为‘大道’和‘街’，“街”是汉口最古老的通名，如汉正街、长提街、黄陂街……；凡与汉水、长江垂直的街道则称为‘路’”，如江汉路、南京路、天津路、一元路。”有些地名则直接冠以江、湖、海、墩、桥等地名，如：沿江大道、西北湖路。有些湖、“水”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仍保留着与湖、“水”相关的地名，如范湖、六渡桥。
2、 武昌：多以“山”命名的城区
如果说汉口的地形取决于水，武昌则取决于山，武昌地区多山，仅仅自然地理实体类的山名就有69处、就山本身而言，依山形而定名的情况比较常见，如蛇山、马鞍山。邵荣霞在《武汉地名的文化内涵》在文中提到武昌地区“历史上,光蛇山及其支埠的名称竟有十几个:黄鹊山、黄鹤山、江夏山、紫竹岭、高冠山、长春山、洪山、东山、西山、灵山、殷家山、大冠山、黄华山、黄龙山••一蛇山真是地名的富有。”
3、汉阳：“山”与“水”的交错
汉阳原本在在龟山以南，汉江以北，所谓汉“阳”，后来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面入江，但是汉阳之名保留下来了。汉阳的老城区房屋多半依山傍湖,有很多由湖堤演变而来的地名,如三槐岭、顿甲岭、月湖堤等。
（三）、历史角度
1、地名是城市历史发展的大事记
武汉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只要有战事,就会留下军事地名。军事地名因而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要骨架,绵延2000多年的战事都可以在武汉找到痕迹。冷兵器时代所有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比如军事城堡、兵营、练兵场、战场、兵器库、军粮仓、养马房等等应有尽。东汉末年，吴国和蜀国在武汉留下了三国时期的系列地名，宋代大将军岳飞奉命驻守武昌和汉阳，留下了的地名，明清以来的军事屯垦，营兵练甲等活动留下的地名等等，这些历史底蕴十足地名记录了许多武汉城市发展的诸多大事，凸现了武汉是中国历史上的“强兵巨镇”的特点。当然除了军事地名以外，武汉还有许多其他历史悠久，具有文化底蕴的地名，比如武昌城的楚望台、放鹰台，就是朱元璋第六个儿子在楚地所留。
近代历史上有许多大事件都在武汉的地名上留下了痕迹，如张之洞修建京汉铁路,在汉口留下了滑坡路、双洞门、双洞巷等地名;詹天佑主持修筑粤汉铁路,在武昌留下了通湘门、四美塘等地名;武昌首义留下了首义路,红楼,彭刘杨路等;抗日战争后留下了张自忠路,陈怀民路,卢沟桥路等十余条纪念性路名。在这些重大事件地名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一些人物,他们的名字也被作为了地名。比如熊廷弼路、张之洞路。地名和人名的呼应对照，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地名背后的文化底蕴。
2、地名是历史事件的重要旁证
地名可以成为历史记载的补遗。通过地名甚至可以破解历史之谜,证实一些只是传说或者被当时的史官忽略的历史真实。地名常常是历史事件的重要旁证。明代嘉靖皇帝去北京继皇位时,是否路过武汉,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然而,从地名印迹看，嘉靖皇帝确实路过武汉。如果把相关的地名探驾巷(今弹夹巷)、报驾巷(今鲍家巷)、南岸接驾嘴(今南岸嘴)、接驾嘴(今集家嘴)、接驾河(原东西湖捷径河,已湮没)等地名连接起来,就是一条非常清晰的北上线路。通过地名,我们看到了从探驾、报驾到南北接驾,再到接驾河送皇帝北上,清清楚楚。还有史书中记录的中国南方出现的一个较长时间的人口大迁移——“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这一史实在湖北和武汉的地方志中记录较少，但是武汉地名却将它们记录下了，如来旺山、筷子街。
3、地名中也保存着趣闻逸事,民风习俗
一个地域内的大事小事,都可以在地名中保存着痕迹。地名作为城市的记忆，常常有出乎意料的效果。如因为一群懒汉而得名的快活岭（谐音现名：跨鹤岭），因为四个勤劳美丽的缝补工而得名的四美塘，因为错听武汉话“端水吃”而误地名的丹水池，等等生活小事，趣闻轶事都被地名活灵活现地保存下了，如董玉梅的《武汉三镇地名文化谈》所说：“如果说,城市的大事是筋骨,那么这些小事就是血肉,有了这些小事组成的地名,城市的历史才更有亲和力,更充满人情味”。
（四）、楚文化角度
作为荆楚文化腹地与厚土的武汉,它的许多地名,都与荆楚文化有着深厚渊源,都闪烁出楚文化的瑰丽光华。关于武汉地名和楚文化的互动关系，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地名取自楚地的经典诗赋
武汉的许多地名,直接出自楚地经典诗赋的精彩名句。如出自楚辞的“行吟”为行吟阁之名，武汉别名“江城”出自李白的《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中写道:“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还有鹦鹉洲、太白巷等等地名都与古代经典诗赋相关，反映出一个诗意盎然的江畔之都。
2、地名诠释楚国先民的经典故事
武汉的地名背后有着许多关于楚国先民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深含着一种文化底蕴，它折射楚人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如黄鹤楼的传说蕴含着楚人乐善好施的精神，古琴台的高山流水的故事折射出楚人对知音的热情追求等等。这些地名透露出的思想观念至今仍活跃于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3、地名标记楚人后裔的奋斗足迹
武汉的许多地名,形象而准确地记录了楚人后来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发建设的足迹,以及改天换地的历史狂飙。如著名的“张公堤” 见证了近百年来
楚人后裔与水患作斗争的历史,见证了武汉市政建设的巨大变化。“张公堤”本名“后湖堤”,1905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主并督修。“后湖堤”的修成,有效
地抵挡了府河的泛滥, “后湖堤”之名理所当然地为“张公堤”取代。还有诸如鄂城墩、天门墩、黄家墩、王家墩等地名,鲜明地标示出这片土地的开拓者们的籍贯与姓氏。《地名文化的多维度解析——以武汉地名为研究样本》一文也说到：“武汉是湖北省省会，虽然地处“吴头楚尾”，但也自然而然承接了荆楚文化的理念。武汉作为当今楚文化的核心区域并向周边辐射。”在武汉的地名中，有许多地名是与楚文化直接相关的，如楚材街、楚风街、楚善里、楚望台等等。
（五）、城市化角度
城市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标志。城市化的发展给社会带来极为广泛的影响，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地名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也受到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名的变更现象正是这一影响的体现。经研究发现，不学者主要从两大方面研究城市化对地名的影响。
其一，城市化进程自身影响地名变化。因城市化的推进，部分地名不得不被更改或废止，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经济中心的转移，部分地名尤其是农村地名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方庆在《武穴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地名文化变迁》一文中提出，“城镇化在时间上是逐步推进的过程、在空间上是农村向城镇渐变的过程、在就业上是农业向非农业渐变的过程、在生活上是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向城市现代生活方式渐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重心随之转移，地名发生相应的变化。方庆以“广济县”更名为“武穴市”为例，通过分析地名的历史由来和文化意蕴，对申请变更地名背后的原因进行思考，得出城镇化进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经济发展对地名变更的必要性要求，进而做出“‘广济’、‘武穴’地名之争就是地名文化之争,即广济的千年历史文化与武穴的现代港口文化之争,或是传承历史与发展经济之争。”这一结论。通过对这一例子的详尽分析，证实了城市化发展对地名会产生影响，且这一影响的实质是经济发展要求与传统文化内涵之间的矛盾。作者基于城镇化对农村地名的“吞噬”的现状发出“在全国上下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今天,我们要把地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为推动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和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的号召。
其二，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名规划影响地名的变更。地名规划决定了一个城市大部分地名的分布，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名缺少有目的的设计，对地名资源利用不充分、地名命名没有特色、地名资源需要系统利用和规划等的问题关注越来越广泛。针对这些情况，张丽娟在《基于城市特色的地名规划设计方法研究》提出“基于城市特色的地名规划设计方法”，从地名的分布状态研究地名规划，形成理论并应用于实践中。文章针对地名规划设计的方法研究和通过地名渠道彰显城市特色的重要研究意义，按照 “地名规划”和“城市特色”两条主线，从地名规划的指位特性和城市特色的文化特性着手，分析梳理了大量地名采词素材，总结现有地名规划设计的方法，并对比各方法利弊和应用状况，进而推出基于城市特色的地名规划设计方法的概念、方法和应用意义。该方法层次分明、适用性强能被广泛应用，在完善和补充地名规划的方法研究之外，也赋予地名规划深刻的地方文化内涵，通过地名规划彰显城市特色。
地名规划设计本身还缺乏系统化的方法，现实环境中有很多的地名更名之争，如湘黔两省“夜郎”县名之争、湖北赤壁、云南香格里拉地名冠名，都是地名规划尚未形成系统造成的。不少学者对地名规划进行了研究，地名学研究方面，中国古籍中记载了大量地名，而且对许多地名的读音、含义、位置、沿革等都有阐述。新中国自50年代末开始研究地名标准化，1977年成立中国地名委员会，1980~1985年展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出版的著作有褚亚平主编的《地名学论稿》、张力仁的《中国城市地名命名方式及其区域差异》等。80年代以来，诞生了大量以各地地方志为基础，研究地名反映出的历史文化价值等的文稿。真正地名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一世纪，是伴随地名规划实践展开的。目前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城市规划和地名规划关系、探讨地名规划编制内容、探讨城市规划实践应用、研究地名采词分类以及其他相关研究这五个方面。
（六）旅游角度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武汉市地名无不烙上历史沧桑、地理变迁、文明发展的印痕，其独特的地名文化内涵不言而喻，因为有学者提出武汉地名文化应该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旅游资源来发掘和利用。对于旅游者而言，地名是了解一个地方的窗口，地名也因而成为某种形象的重要标识，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郭清霞和陈文就在《武汉地名文化资源旅游价值的发掘利用》中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发掘和利用方向：一、武汉地名的旅游形象标识功能的开发利用；二、武汉地名的旅游形象标识功能的开发利用，以下将简要进行展开说明。
武汉地名的旅游形象标识功能的开发利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旅游景点的定位标识。对旅游者而言，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地名指针是否准确，关系到旅游者的旅游心情和本地的旅游形象，因此我们要重视旅游地名的定位作用，通过地名帮助旅游者准确定位。二、旅游地形象标识。地名是在历史的发展中约定俗成的，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地名在传播中具有很强的扩展、渗透功效。人们可根据地名想象旅游地的特点、旅游商品的特色，旅游服务的个性。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强化旅游地和地名形象标识间的联系，增强一致性。三、旅游商品与服务的形象标识。例如东湖宾馆、梨园大酒店这些以地名命名的酒店，传递给旅游者的信息不仅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还是其特有的服务。以地名来命名酒店可以使酒店和地名交相辉映，有利于彼此的形象推广。
武汉地名的旅游形象标识功能的开发利用亦可在三个方面展开。一、使地名成为武汉历史文化变迁的时间隧道的站牌。专题文化旅游可以在线路的设计上，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或空间序列，通过那些独特的地名串联起来，使旅游者通过这些地名的联系更清楚地了解历史的文脉，通过地名的来历更好的加深记忆。二、使地名成为历史故事的标题。例如在介绍武汉这个地名的由来时, 我们可以讲到武昌与三国文化有关, 汉阳则来自古代的命名规则。三、使地名成为武汉特有文化内涵的符号。城市的个性通过特有的地域和地域文化反映出来，地名往往又见证了地域的特色和文化，例如江城、汉口、长江大桥、东湖、月湖、龟山、蛇山等均反映着武汉地域的风貌。
“武汉地名的文化资源旅游价值的发掘利用”无疑为武汉地名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其研究结果也具有实用型。
附：中国地名研究现状概述
纵观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历史，可以以清末民初为界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即在前一阶段是漫长的传统地名学阶段，而在此之后是现代地名学的兴起阶段。中国地名学从传统迈向现代是一个一步一步不断渐变发展的过程。
传统地名学根据其发展的性质可划分为一下几个阶段：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秦汉时期的奠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隋唐时期的成熟、宋元时期的承前启后和明清时期的繁荣鼎盛六个时期 。从最早的专题性介绍地域的《汉书地理志》到《大清一统志》、从《水经注》到《郡县释名》、《今县释名》这些经典的地名学典籍中关于地名学思想与地名渊源解释，均是在某一处针对出现的地名进行解释，二从来么有刻意的进行长篇的专门性的地名学研究。这些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对于地名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学说只是偏向于对具体的、个别的地名记载与解释，而把地名作为整体看待、从而探讨其发展和分布的普遍规律是非常零星的。这是中国传统地名学最显著的特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冲同地名学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地名学拥有沿袭几千年的研究成果，且拥有与世无比的大量文献资料，从而为现代地名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考证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我国的现代地名学根据其发展的性质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清末民初时期的的确立，新中国建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成长以及“文革”以后至今的不断成熟。现代地名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将侧重点着重于的实用性，学术性的研究应用与实际的地名的例子非常多，理论地名学研究相对较少，而地名学史研究则呈现出愈来愈少之势。
二、研究不足和展望
（一）武汉市地名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虽然关于武汉市地名研究的文献资料数量众多，研究的方面和范围也较为广泛，但是通过总结我们仍可以发现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存在有一些不足之处：
1、在进行武汉市的地名研究时常常将武汉市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地名繁多，因此只能就大类进行分析和研究，例如：历史、自然地理等，相应的得出的结论也较为宽泛，针对性不强。
2、在武汉市地名研究中，由于地名数量较大，故选取样本普遍熟悉度较高，而一些熟悉度较低的地名相对缺乏研究。
3、武汉市地名研究的角度较为集中，与时代发展的接轨度不高，还有待进一步开阔。
（二）武汉市地名未来研究展望
1、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小范围区域进行具体研究，将研究角度更加细化，提高研究结果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对一些熟悉度低的地名可以进行专门整理和研究，从而对已有的研究角度和结论进行印证、纠正或补充。
3、对武汉市地名的研究应该适当与时代接轨，有所开阔，例如信息化时代对地名的影响等。
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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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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