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从南京迁到长沙，又从长沙迁至昆明。1938年1月，赵元任等语言组的人员到达昆明，在拓东路663号建立办事处。稍后，人类学组、考古组和历史组的人员亦先后抵昆。拓东路的房屋不够使用，又租下青云街靛花巷3号作为办公地点。7月，史语所集中在靛花巷3号办公，附近的竹安巷4号则作为职工宿舍。由于日机轰炸昆明城，10月，史语所疏散到城郊的龙头村及其周围地带，四个组分别在棕皮营的响应寺及龙头书坞、瓦窑村的普慧庵、龙头村的弥陀寺、宝台山的观音殿等办公和研究。
历史组主任是陈寅恪先生。陈先生随西南联大师生到云南蒙自的临时分校授课，回昆明后一直住在靛花巷3号，陈先生称之为“青园学舍”。其重要学术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即完成于大病初愈的1940年4月。他在书中的“附论”里写道：“年末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昔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在陈先生的自谦中，道出了这是一部忧患之书，是一部深思熟虑之作。其间还为刘文典先生的《庄子补正》一书作序，给予高度评价，称“（刘）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刘）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1940年出版了其代表作《性命古训辨证》。发表了《<中国音韵学研究>序》、《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及多篇时论文章。组织领导并参加《明实录》的校勘整理，亲自校勘《太祖实录》36卷。在将《明实录》校勘本送香港刊印前，又逐一审阅，杀青定稿，在底本上写批语，做标记，以确保校勘质量。岑仲勉先生着力于唐代文献的考释与辩证。他曾回忆说：“1938年入滇，维时研究所图书在途，供读者只随身零本，八九月间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初与陈寅恪兄会面，渠询余近况，余以拟辑唐人行第录对。”在这里还完成了《读全唐文札记》、《读全唐诗札记》等著作。劳干先生继续做着汉简的考释，撰写了《礼经制度与汉代宫室》、《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居延汉简考证>补正》等著作。他与石璋如先生后来一起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踏上敦煌、居延考察之旅，收获颇丰。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是史语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傅先生亲身主持，持续多年，成就巨大。南迁之时，傅先生让李光涛将档案中的精华部分与图书文物等随所播迁，在龙头村时存放在观音殿中，整理编校工作未曾中断。李光涛入史语所时只是临时书记员，受到傅斯年等名家的指导，并以自己的勤奋好学，终成一位明清历史与明清档案名家，有《明清史论集》、《明清档案论文集》等大量著作传世。
语言组主任为赵元任先生。早在迁滇之前语言组就已开展了汉语方言调查工作。1936年春季赵先生带领几位青年学者调查湖北方言。到昆明后，在赵先生指导下，丁声树、吴宗济等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写成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先生写了“总说明”。在昆期间，他曾为迎接西南联大步行团师生赶写了《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为国立云南大学校歌谱曲。在靛花巷居住不到一年赵元任就赴美任教了。他是公认的语言学大师，在音乐上也是成就斐然。语言组对云南方言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参加调查的主要有丁声树、董同龢、杨时逢等人。先后调查了云南省98个县、123个方言点，几乎覆盖了全省。这些调查材料由杨时逢整理编撰成《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年在台湾出版。赵元任先生为之作序。这部书全面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云南各县汉语方面的状况，语言描述精确，且有方言与古音的对照，是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及语言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深受学界好评。语言组中的昆明人、音韵学家董同龢根据调查材料写成《保山话记音》。李方桂先生很早就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30年代初期曾调查过广西的壮族语言和瑶族语言，抗战爆发后又进行贵州的侗族、水族语言和云南的壮族、傣族语言研究。这些调查为其日后的重要著作《比较傣语手册》及多篇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罗常培是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对云南方言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他发表《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昆明话的特点。以后又发表《云南之语言》，这是第一篇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研究云南语言的论文，对云南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特点、分区及系属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发，这篇文章在云南语言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组主任系李济先生。李先生带领同事开展殷墟陶器研究，以编制《殷墟陶器图录》为中心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他本人在龙头村主要进行殷墟各类陶片吸水比重实验，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李先生被推选为云南民族学会会长，在1939年6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以《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为题发表演讲，后来刊载于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41年第1卷第1期上。李济先生兼任云南大学教授，又兼任设在竹园村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并积极开展相应的工作。董作宾先生在完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后即着手编撰《殷历谱》。这是一部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法，进而研究商代纪年的宏大工程，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和大量的计算，有相当的难度，在辗转迁徙过程中董先生一直坚持研究，前后十年，终成名著，正如傅斯年在其序中所说，“发乎勇，成乎智”，“昔在昆明彦堂（董作宾）始为祀谱其好合之妙，不特见者惊之，即作者亦自惊也。”董先生又因为登封周公测景台的调查研究成就卓著，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召开的“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并在会上发言。李先生还致力于甲骨卜辞的摹写及甲骨书法，后来成为甲骨书法名家。梁思永先生研究西北冈的铜器，将铜器高低、顶部宽窄在旁画图注明。胡厚宣先生曾以3个月时间写成《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达10余万字，引用卜辞二千余条，后编入《甲骨学商史论丛》续集第一册，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被誉为“长篇巨制，气象万千”。吴金鼎与王介忱、曾昭燏等开展大理洱海一带的考古，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发现史前遗址21处，发掘了其中的5处，写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对于认识中国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奠定了西南史前考古学的基础。这份报告于1942年中央博物院出版。石璋如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提议组织“天工学社”，梁氏为社长，石为秘书，全社就只有他们2人，还刻了印章，并开展手工业调查，进而开展云南农村社会及建筑调查。2007年台湾出版了石先生的调查报告《龙头一年》，包括龙头村与龙泉镇、农业、手工业、岁时祭仪、生命礼俗及新移民等六个部分，在443页的书中收录了351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如实记录并生动地展现了70多年前昆明附近乡村的历史画卷。而《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中的有关章节则将读者带入历史现场，让我们真切地感受老一辈学者的家国情怀与学术追求。
人类学组主任是吴宝良先生。吴先生是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奠基人，他带领同事先后开展了“中国人颅骨研究”、“丁文江遗著整理”、“殷墟颅骨研究”、“各族下颚骨颏孔位置比较”、“罗罗体质分析”、“中国人蹠骨与跗骨之比较”、“中国人发旋之统计”、“云南头骨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国族体质分类”、“摆夷体质研究”、“昆明人锁骨之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凌纯声是我国民族学的开创者，他与芮逸夫早已密切合作，曾一起到浙江丽水调查畲族，湘西调查苗族，滇西调查佤、拉祜、景颇、傣、傈僳等民族。1935年至1936年芮逸夫参加“中央”合勘滇缅南段界务，并考察其未定界内的民族。在龙头村，他们整理撰写《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介绍湘西苗族的第一部学术著作，50余万字，经过反复修改，直到1947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凌纯声先生作为“内政部”聘请的专家，编写出《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并参与筹划全国风俗简易调查，起草调查表等。他撰有《中国边疆之土司制度》、《云南民族之地理分布》、《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等多种著作。
傅斯年向来重视图书文献建设，对书籍的采购与收集有很严格的要求，故而史语所保存了大量珍贵图籍。这是史语所的重要家底，也是一种学术特质。到达昆明后，用了三个半月时间将已转运到重庆的图书打包邮寄到所中，共计8811包，特别珍贵及大本不便邮寄者装为71箱，由长途汽车运往昆明，加上之前携带来的，总共有13万册中西文图书。开始是在与靛花巷仅一条马路之隔的竹安巷租下一处宽敞幽静的四合院，拟作研究室和图书馆。邮包尚未收全，敌机轰炸昆明，这些图书也就随所再迁龙泉镇。先是将图书集中在响应寺，后来在弥陀殿设中文书库，在观音殿设善本书库，而响应寺则为西文书库。这是当时大后方惟一的最完备的文史图书馆，不仅保存了国粹，而且还充分开发利用了这批文献资源。在供本所使用的同时，昆明的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及学人多可借阅。史语所与西南联大订立了《图书阅览及借用办法》。联大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在蒙自时，史语所还派人送书到蒙自。在昆明城中，可通过靛花巷的办事处办理外借手续。为方便阅书留宿者，傅斯年还函告梅贻琦：“贵校教员如有来此看书而留住者，如同时人数不过四人，可在本所办公室中临时安排铺板，差足舒适；其饭食一事，除有友人在此可以设法者外，亦可在敝所同人的公厨搭用伙食，并无不便，仅铺盖、盥器须自备。”为读者着想，考虑十分周到。
史语所的学者们原以为可以在龙泉镇多住些时日，傅斯年、梁思永、李济、董作宾等都已建盖了新房。1940年春，傅氏为庆贺董作宾新居落成专门用篆书题写“平庐”横幅相赠。后来，董氏甲骨文书法时常用“平庐老人”印章，在台湾的居所仍以“平庐”名之，以纪念这段难忘的日子。1940年夏天，日军占领越南，轰炸更加频繁，昆明也变得紧张起来，史语所决定再搬到四川宜宾的李庄，用傅斯年的话说，这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10月份开始搬迁，12月中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离开龙头村。离开时，有职工52人，眷属82人，标本、仪器及图书文献等965件，重约110吨。至此，史语所的昆明时代也就画上了句号。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当时中国人文学科的最高殿堂，在云南短短3年时间，却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学术岁月。史语所的研究人员大都是顶尖级学者，却从未淡忘书生的报国情怀，始终坚守学术精神，坚持学术研究，立足云南大地，开发利用边疆学术资源，奉献出的是一流的学术成果，留下来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爱国精神和学术传统。（昆明日报）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昆明岁月(春城记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6a8a&scene=1#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