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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绍宗]一篇20世纪的学林佳话

[吕绍宗]一篇20世纪的学林佳话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3月4日   



一篇20世纪的学林佳话

■吕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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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是学术本色,求是,是学者本分。它说来易,做来难。不过有篇佳话可供传颂,几位名家可为学界垂范。



“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

  如今的郑土生先生,已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家。从他的著作《莎士比亚研究》、他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江泽民题写书名)、《莎士比亚辞典》(钱锺书为其题写书名)中读者都能领略到他的学识。他的莎学论文《真善美是永恒的主题》曾获优秀科研、学术创新特别金奖。另一名论《莎学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获得第三届“新世纪之声”全国征文一等奖,还被国际莎协作为“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莎评之一”,收入其主办的《莎评论文摘要》。他创作的诗体评论《莎士比亚颂歌》,1200多行,在美国艺术家协会和世界人物出版社联合举办的莎学“国际交流评选活动”中获得一等奖。1998-2000年的国际莎协和美国莎协负责人,美国莎协举办的“莎士比亚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的两主席达里尔·帕尔默和周郁蓓曾两次来信诚邀他和李肇星出席他们的会议,说“如果你们能光临我们的会议,我们将深感荣幸,是我们友谊的最好象征”。英国莎士比亚中心主任、国际莎协前秘书长罗杰·普林格尔说:“您的经历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您的事例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的老领导、前国际莎协主席菲利浦·勃劳克班克对我说的‘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完全正确。”

钱锺书、杨绛“做媒做保”,力挺求是

  2006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一次会议上,郑土生发言中提到一起学林往事,让人听后思绪绵绵。20世纪80年代,年轻的郑土生查阅大量资料并认真研究后,发现我国十多位资深专家有关莎翁代表作《哈姆莱特》的说法与史实不符,于是写了篇名为《哈姆雷特故事的起源和演变》的论文。不料写后四下皱眉,无处敢于发表。一个地方看后坦诚告诉他:“你的文章材料扎实,文字流畅,富有创见,只是你写出这么多国内权威的错误,不仅我们不敢发表,恐怕国内没有一家刊物敢于登载。”处在一定的学术大环境下,这是肺腑之言,其估计也完全正确。郑土生又把文章连投几家,都被一一寄回,确实“没有一家刊物敢于登载”。

  不过,作为学者的分内事,作为学者的本职工作,郑土生觉得应该把自己调查研究的真知告诉国人。错误的观点,即便有威望的专家说错了,也应实事求是加以纠正。多位专家,异口同声重复的同一个错误,更应当加以纠正。不然慕名追随者岂不日众一日?

  无奈之下郑土生去见钱锺书、杨绛先生,四顾无路之时他终见柳暗花明。钱、杨两先生看了文章,“忍不住”挺身而出,联名举荐郑文。在给一家杂志的信中,钱、杨难以容忍地说:“这篇文章很有根据地历举我们学术性书报的道听途说,方面之广,时间之久,令人惊叹,所以忍不住多事,做媒做保。”见到钱、杨两先生的信,杂志作为“读者献疑”登了郑文。编者话也说得实在:“要不是钱先生、杨先生的联名推荐,涉及这么多名人,我们也不敢登。”若真那样,这篇“很有根据地历举我们学术性书报的道听途说”的文章,也只好永在屉中喂鼠,天下节衣缩食订阅报刊的读者也只好年复一年,喜捧错讹当真知。

卞之琳、杨周翰、孙家琇闻过则喜,礼贤下士

  当时郑土生的文章涉及到十多位资深学者,其中属卞之琳、杨周翰、孙家琇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最具代表性。三位都是我国莎学权威,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研究会的副会长。

  卞先生1953年已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并长期担任西方文学组的组长。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西方文学组成建制地并入新所后,卞先生一直是所党委、所核心组、所务委员会、所学术委员会、刊物编委会毫无疑义的委员。他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英国诗选》都备受学界推崇。杨周翰是著名的北大教授,北京大学西方文学教学研究室主任,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协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会长,著、编颇丰,曾兼任外国文学所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委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家琇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著名教授,在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方面多有建树。我国戏剧家中不少人受过她的莎学滋养。所以钱锺书支持郑土生学术求是的文章,同时也对郑土生说:“在我国莎学界中,孙家琇先生是最有学问的老先生之一。”

  但一生做过杰出贡献的专家很多,一辈子从没说过一句错话的恐怕一个也举不出来。可贵的是说错了允许批评,欢迎批评。卞、杨、孙三位大学者在这方面树立了足资效法的榜样。他们听取批评,特别是听取自己晚辈的批评,表现了三位大学者的气度。当年作为中学生的郑土生,是读了卞先生译的《哈姆雷特》才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后又读着卞先生的书进了外国文学所。郑土生的文章发表后对卞先生尊敬如初,卞先生对郑土生的指导也热心如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卞老恰恰从这篇纠正自己失慎的文章看出年轻人的才干,因此决定从此把研究莎士比亚作为郑土生的研究方向。到了卞先生晚年,郑土生常去看望卞先生,向他汇报英国学界研究莎士比亚的最新状况,给先生带去最新的资料。有一次,卞先生说:“我体力已不行了,看不了了,现在你是真正的莎学专家。”一篇多么美好的学林佳话啊!

  在北京高校著名教授中特意提到孙家琇教授,还因为老教授不仅虚心听取晚辈的看法,还因这篇指出自己笔下不周的文章而主动邀请郑土生作为副主编,与她和周培桐、石宗山先生一起主编我国第一部中型《莎士比亚辞典》。钱锺书有感于这种美好的合作,在腕臂疼痛难以执笔时,还强忍疼痛为《莎士比亚辞典》题写了书名。此书不仅受到国内外好评,也获得我国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到2002年,郑土生、冼宁、李肇星、武专主编《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时,孙家琇教授又应邀出任了全集的顾问。这又是一则多么美好的学林佳话啊!或如国际莎协前秘书长普林格尔说的,又是一则“很感人的故事”啊!

一篇时读时新的学林佳话

  2008年1月30日,《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为该报写的述评《当下学术批评何以如此难》说:“现在大环境是学术批评很难。”难的原因,一方面,如《文艺研究》主编方宁所说,“流行于市的要么是同行学者之间的相互捧场;要么是在底下做愤青状,而一旦要他们写文章,将看法或批评公开化,很多人甘愿选择沉默。”“当被批评者是一般人不愿意得罪的尊者长辈,或者批评所涉及的内容需要做大量案头工作”时,批评也很难开展。郑土生文中涉及多位大家十分尊敬的权威。其中杨周翰先生是郑土生大学的授业恩师,卞之琳先生是郑土生所在的外文所西方文学研究组的组长,但他尊不因其讳,敬不为其隐。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在批评时,又仅仅局限所提专家文中的差错,而对人不作整体否定,不重话伤人借以突出自己。既不媚俗,不世故;也不夸张,不呈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种多么值得提倡的学风!

  2006年11月9日《中华读书报》登有一篇署名文章,叫《敢说真话的邹承鲁先生》,说2006年10月,被誉为“中国科学界的良心”的邹承鲁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被误认为是这位年轻学者所作,因为里面批评了某一学术权威,遂遭喝斥与恫吓,学术权威差人打来电话,说“我”——该文作者,“如果不‘争取主动、采取行动’,以求得被批评者的谅解,他们将让我‘绝对拿不到学位’(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并将直接把我‘关进大牢’”。看了郑土生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子教三娘”的文章,卞之琳先生却把他选为自己莎学研究的接班人;孙家琇先生看了这篇“子教三娘”的文章,则把他选为自己编辑辞书的副手。一种多么宽广的胸怀!一种多么值得提倡的学风!假若卞先生也那么心胸狭窄,一怒之下把年轻的郑土生逐出门去,改作其他,今天也就引不出“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这话。假若孙家琇先生也那么心胸狭窄,“莎士比亚的春天”也许就不那么绚丽。

  2006年9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刊登记者刘铮、崔清新、顾瑞珍同写的一篇通讯,引用全国政协专题会上政协常委甘子钊教授、政协常委陈佳洱教授和政协委员黄尚廉教授三位院士的发言与感叹,题为《“科研造假,比豆腐渣工程还好搞”》。报道说,在上海一著名高校,一项“震惊中外”的科技发明,举世触目之下竟是一起科研造假大案。而这起“震惊中外”的造假大案,评审却程序圆满,是评委们一票一票投出来的。造假者获得的“大量科技项目巨额资金支持,都是经过专家评审与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他的“许多项目的验收和成果鉴定,都经国内权威机构测试和著名专家评审”。学术评审,成了以合法形式支持学术造假。通讯把这些现象称作“学术腐败蔓延的体制性原因”。钱锺书、杨绛先生的“做媒做保”,力挺求是,卞之琳、杨周翰、孙家琇先生的从善如流,礼贤下士,却都是因为郑土生文章的正确,而不看身份的高低贵贱,也不论关系的疏密远近。作为学术领袖,学风清雅,品格端方,让人觉得洁如雪,白如玉,一种多么值得提倡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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