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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啊,基本上民俗和非遗各自的建构性应该算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了。在此基础上,如果大家还是一直关注外延性的权力运作、群里的制衡、话语的分配,而较为忽视非遗研究的主体,才会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吴秀杰老师的那篇文章是个很好的回应,你可以把非遗放置在文化实践领域,开拓民俗的公共性和尝试理论的实用面向,但是也不见得这制衡和削弱了作为文化批评的民俗学工作。能理解学者们会提出这种疑虑,毕竟当一种研究成为规模,大家的整体关注点像前面说到的,那也会带来某种捡到芝麻,丢了西瓜的可能。表面上看,我们在争论一些很具体的操作,好像文化是突然被我们关注到、重视起来的,非遗是突然变得很重要的,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在回答一个问题:民俗学借助当下这个特殊的非遗时代与现代性做个一个有效的结合。当然,或许,这问题也不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