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 发表于东方早报 2013-01-13 01:10
笔者按：鲁惟一教授一家四代的学术和社会生涯均富有传奇色彩。鲁教授提到他早年曾参与破解日本军事密码的经历。他效力的机构就是二战期间英政府设立的著名秘密情报所“政府代码与编码训练学校”(Government Code and Cipher School, 简称GCCS)，对外戏称是“高尔夫俱乐部与象棋协会”(Golf Club and Chess Society)，因地点在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后来更以布莱切利园扬名于世，被研究者誉为二战期间对击败德日轴心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个机构。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破解德日的军事密码，由于该项工作的智力要求很高，所以该机构吸纳了大量学术型人才。除了鲁惟一，当时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后来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西方中东史名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鲁先生被招募前正在牛津大学的抹大拉学院(Magdalen College)学习西方古典，进入该机构后先强化学习六个月的日语，接下来是数周的密码破解课程，然后就上手。巧合的是，后来在剑桥和鲁教授长期共事的杜希德先生当时以军人身份在英国海军情报部从事类似的工作。我猜想这种压力和使命感对养成一个杰出学者的素质是极为有帮助的吧。而去年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的拉斐尔·罗威(Raphael Loewe)是鲁先生的长兄，当年也主动参军抗击纳粹，转战北非和意大利战场，以英勇闻名。战争结束后重返学界，成为中古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大家和知名的诗人。
2012年北京的冬寒来得颇早，12月初已冻风时作，这不能不让我更加钦佩刚庆祝了九十寿辰的鲁惟一(Michael Loewe)教授的精力与对学术的投入。这位西方中国史研究界的耆宿自英国剑桥远道而来，先到香港访问，之后接受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袁行霈先生的邀请，来燕园作有关汉代学术文化史的系列演讲。鲁先生的学术生涯贯穿二战结束以来整个西方中国史研究进程，在早期中国史研究，特别是秦汉史方面的贡献，除了十几部专著之外，始终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其影响力和受到的尊敬丝毫未随岁月流逝而式微。
鲁惟一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声望最主要是通过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秦汉史卷而确立，因该卷早有中译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又与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合编《剑桥早期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这是对早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未能涵盖的先秦部分所作的综合研究，在西方学界造成的影响不下于秦汉史卷。而更少为中国学界所了解的是，2010年他又和戴梅可(Michael Nylan)合编一巨册 《中华早期帝国：一种重估》 (China's Early Empires：A Re-appraisal)，同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视作对已带有岁月痕迹的《剑桥中国史》秦汉史卷的补充和拓展。鲁惟一教授的一些著述我当年念研究生时已相当熟悉，他和业师杜希德也多年在英国剑桥共事，但我只在数年前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有关武梁祠的学术会议上见过一面。此次他的来访，我受汉学家研修基地的委托提供协助，虽短短数日，却有缘亲炙其学。数回闲谈，也对先生个人的学术人生有更多的领略，这里稍稍记录我和他谈话中几个涉及他学术生涯的问题以及他的答复，加上我个人的一些说明，与读者分享。
封面鲁惟一像：李媛 绘
您从一开始就参与负责《剑桥中国史》编纂工作，而且也是唯一仍旧活跃于学界的学者，从最初的秦汉史卷，到近年的早期中国史卷和新近出版的秦汉史卷续篇，您都担任主编，能否请您跟读者分享下这方面的经验?
鲁惟一：大家或许不了解，剑桥中国史出版计划肇始，对这一计划真正有兴趣的其实不是在英国剑桥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而是在纽约作为独立分支的剑大出版社。前者比较保守，后者的眼光当时就相当开放。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撰写剑桥中国史的学者大部分来自于美国，而这一系列的销售也以美国为主。最初费正清和杜希德两位的打算是出版六卷。当时的共识是西方对帝制中国出现以前的那段历史缺乏足够的研究，难以做系统的阐述，只能留待将来，因此这一系列就以秦汉史作为第一卷。我原先只是受邀撰写第一卷秦汉史中的章节，很不幸的是我准时交了卷，结果有一天杜希德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我承担起第一卷的主编工作。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切都改变了，西方已经有条件来对早期中国的历史作综合系统的介绍，这就促成了《剑桥早期中国史》的完成。由于《剑桥中国史》原先的卷次已无法改变，早期中国部分只能单独冠名出版。和早先秦汉史卷的取径稍有不同的是，早期中国卷采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但也不轻视传世文献。这一特点可以从该卷的章节目录看出来，基本是一章以考古材料的讨论为重点，接下来一章以文献的讨论为主。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大量新资料和新研究的积累，我们对秦汉史的总体认识也有很大的改变，让我感到必须重新撰写一卷新的剑桥秦汉史来反映这一变化。这就是2010年出版的我和戴梅可主编的《中国的早期帝国：一种重估》，这实际是剑桥秦汉史的续篇。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把编撰这一卷的计划和当年出《剑桥中国史》的在纽约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商量时，被对方回绝了，理由完全基于商业考量。我们后来又联系了以出版汉学研究系列知名的莱顿·布里尔(Brill)出版社，最后居然是当年对出版《剑桥中国史》缺乏兴趣的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欣然答应出版这部著作。
在您看来，在研究早期中国史方面，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有何比较明显的区别?《中国早期帝国：一种重估》在编纂上有何学术宗旨?
鲁惟一：我的印象是西方学者更愿意作大问题的分析和综合，中国学者更多做具体专题的深入研究，当然这是很概括的说法。与最早出版的秦汉史相比，《中国早期帝国：一种重估》涵盖面广得多，宗教和知识思想方面的讨论变化最大，同时也包括了艺术史的研究。我和戴梅可只是确定哪些是我们希望涵盖的面相，至于各章节作者具体的取径我们并不强求统一。有些章节着重呈献新近的考古资料，我们特别愿意在这一著作中保存这类研究。
您是当代西方最早全面研究汉代历史的学者之一，您觉得目前汉代史研究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重视的方向和关注的层面?西方近年汉代史甚至中国早期帝国史的研究有哪些特点?
鲁惟一：汉代研究在过去似乎更多注意西汉，东汉方面却严重不足。我一直试图寻找到东汉社会的发展程式，从政治到宗教，但尚未能成功。我想我们不妨从有争议性的事件入手，去讨论东汉发展的轨迹，比如产生《白虎通》的东汉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需要从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去考察。过去对于东汉的研究，太多的关注放在诸如宦官和外戚专权一类的问题上。地方豪强兴起的问题讨论也不少，但这个问题还是不容易解释清楚。就汉代史研究而言，日本学者的贡献很多，但我对早年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较持保留态度，他们受到太多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影响，有比较机械的一面。东西两汉的区别至为显著，除了政治结构外，从礼制到学术变化都非常剧烈。比如《史记》和《汉书》显示出来的文化立场就很不同。司马迁的时代孔子很少在文献中被引到，而班固时代则已经成为权威，汉朝的政治实践也从西汉早期的追随秦制变为追随西周。这一转折过程中我认为王莽是关键，但他在思想和制度上起到的积极作用和产生的深远影响被过于低估。我在十多年前曾撰写《论儒家伦理在后汉时代的失败》(收入 Peter Kuhfus 主编的《中国历史的尺度》论文集)一文讨论王莽的实验和儒家政治的局限等问题。在港大任教的王爱和教授同我的看法类似，都认为王莽是唐代以前儒家化最彻底的统治者，他的实践塑造了东汉的政治文化。我们的视线因此不光要注意西汉奠定时期和所谓的强盛期比如汉武帝时代，也要关注西汉消亡前的最后五十年，尤其是汉元帝和成帝时期。
西方的汉代史研究近年也有不少发展，美国的发展尤其迅速，但这里面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较为传统的实证研究，比如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和芝加哥大学等处。有的更体现二十一世纪出现的新取向，或者说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似乎要把当下出现的问题放进古代的历史中来研究。
在我们近日的谈话中您曾提到，您的祖先是德国犹太人，1820年代移民到英国。我知道您的曾祖父路易·罗威(Louis Loewe)是希伯来学的大家，也是最早钻研古埃及学的学者之一，从那以来到您四代，每代都培养出杰出学者，特别是在古典犹太学方面，可说是极为典型的学术世家。您多年来一直在剑桥生活和执教，剑桥大学的学术氛围和传统对您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吧。您能否谈谈这些方面的感受?
鲁惟一：剑桥对我的影响的确很深，不过这倒未必来自于其汉学研究的传统。这方面的影响最早应该来自我的父亲赫伯特·罗威(Herbert Loewe)，一位剑桥犹太法典的专家和典型的人文学者。另一位对我进入汉学领域有积极影响的是德裔学者西门华德(Walter Simon)。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为躲避纳粹而移居英国。四十年代开始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积极推动中文的教学。他使我对中国古典学问的妙处和相关书目有了了解。同在亚非学院任教的刘殿爵(D. C. Lau)和葛瑞汉(A. C. Graham)两位学者也都对我有很多启发。他们两位都是研究早期中国思想的大学者。刘殿爵英译的《论语》《道德经》和《孟子》水平都很高，他对清儒学问的熟悉引导了我，而葛瑞汉对《庄子》思想有很独到的解说。碰巧的是我的第一个教职也是在亚非学院。剑桥对我学术的影响更多大概还是来自于中国学以外，比如来自于欧洲史和日本史的研究。剑桥大学教学生活的紧密结合对我的汉学生涯也有帮助。我是卡莱尔学院(Clare Hall)的终身院士。这是剑桥大学系统里面一所比较年轻的学院，正因如此，该院的学术视野较少受到当时剑桥保守学风的限制，对那些当时被视作边缘的学术领域比如汉学有更多的重视。多年来我得以利用卡莱尔学院的这种优势展开与东亚学者的合作。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许多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国学者来剑桥访问，都是卡莱尔学院和我接待的。比如李学勤教授就是最早来访和合作的中国学者之一。
您是西方学者中最早从考古材料特别是汉简入手研究汉代社会和文化的，很早就关注汉代的日常生活。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小册子《早期中华帝国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多次重印，迄今仍是西方读者了解汉帝国特色的经典读物。您目前是否还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鲁惟一：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居延汉简开始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到日本，和大庭修、藤枝晃等合作，后来又在莱顿和何四维(A.F.P. Hulsewé)教授合作，这些都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影响。目前我们对汉代生活的了解由于考古资料而大大丰富起来。我本人近来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直接的研究，不过去年我倒是出版了一部历史小说《丙：一位从田舍儿到县令的汉代人物》。我在小说里虚构了名叫丙的一位西汉人物，目的是通过他的成长故事来给西方读者介绍汉代的物质文化生活，其实也是根据新近的资料和研究来对《早期中华帝国的日常生活》一书做补充。我觉得一个学者负有两种使命，一是面对专业领域，出版学术著作，一是面向大众，让他们了解你有兴趣的历史。
以上几个问答其实只代表鲁教授此次来访中对笔者讲述的个人经验的很小部分。与他的闲谈中，他还多次提到一位在剑桥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做出很大贡献的学者，这就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鲁惟一最近特地就北大出版的多卷本《中华文明史》英译本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写了评论，讨论二战以后西方撰写中国史的背景与特点。由于篇幅关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的是缩略版，而内容详细得多的完整版原文将由在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通讯刊载。文中特别提到代表着与《剑桥中国史》路径不同的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的科技与文明》，鲁惟一先生说李约瑟是位充满矛盾的巨人，他在剑桥的学院里恪守学术规则的古板面貌和他勇于闯破社会规范的私人生活世界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一印象在我读到的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近年出版的极为精彩的李约瑟传记中得到充分的印证。《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虽是一位严格科学出身的学者以同情的眼光去呈现另一古老文明的贡献，不经意间却开启了传统史学关注范围以外的广阔天地。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一延续至今的工作带给我们的已经不再是中国有无科学这类问题，而是一个物质文化的世界。鲁惟一可说是能对这两种历史视野都具有理解力和同情心的人。他出生于一战结束后的承平时期，一次晚宴谈话中，他动情提到，由于他父母都受到维多利亚文化的浸润，他的血液里也留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因子。而一战对他父母辈人所造成的创痛远比二战来得深远。英国几乎每镇都竖有战争阵亡人员纪念碑，从纪念碑的记录可以清楚了解，在这场被英国人称为“大战”(The Great War)中的英国阵亡人员人数远多过二战时期。在《泰东》(Asia Major)杂志为鲁惟一八十诞辰所出的专辑里，席文教授也提到一战在代际转换上的意义，鲁惟一这代人一面承载一战前的传统，一面开启未来。顺便说一句，访谈鲁惟一教授那天，当我踏进他的酒店房间时，看见桌上放了好些文稿和书籍。我特别注意到他正在阅读牛津史学的重镇休·特雷费-罗珀(Hugh Trevor-Roper)有关英国近代史的文集。他笑说特雷费-罗珀似乎是个随时准备制造争议的学者，极有智慧却又不好相处。大概和李约瑟一样，都是对鲁惟一的史学风格有影响的传奇人物。一位浑身散发着火药味和讽刺精神，另一位则生活和学术风格呈现两极化。而冲淡平和的鲁惟一对他们的关注恰说明了剑桥牛津两校学术传统的多样和相互融合实在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