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 发表于东方早报 2013-02-24 00:44
在中国古代，天象示警的现象可以简称为“天谴论”，不失为一种制约君权滥用的准宗教因素，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面对自然灾害，天象异常，在传统中国，少有帝王敢于公然宣称自己是无法无天的。
《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
程民生著 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438页，38.00元
岁末年初，东部地区持续“厚德载物[雾]”、“十面埋[霾]伏”的日子里，你开卷读到：“气象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业已成为人类社会21世纪面临的最大威胁”，也许以为这是一部当代气象学新著的开卷语。据《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下称《编年史》)著者自陈，他“力图复原北宋开封府在168年间每年、可能的话乃至每月、每日的气象状况，以便探讨其变化规律与社会影响”。扉页的题辞，意味悠长：
在古代，气象不只是气象，
更是天象——那上天的旨意;
在北宋，开封不只是开封，
更是京师——那是国家的心脏。
于是，开封上空的那滴雨滴，
就有了历史意义，
就有了全国影响，
彰显着历史气象学的蝴蝶效应。
显而易见，《编年史》力图以历史气象学为切入点，“钻进北宋历史的树干，掏取出气象的历史年轮”。但本书部头较大，引征繁富，非专业读者恐怕少有耐心读至终卷。笔者不贤识小，且就着《编年史》的量杯，汲取大宋皇都的若干雨雪，略窥北宋历史上那些发人深思的“蝴蝶效应”。
清楚记得1976年，那年是农历闰八月，民间就有“龙抬头”必有大灾的谣传。短短半年，周恩来、朱德先后去世。7月28日传来了唐山大地震的噩耗，谣言汹汹，更是不胫而走，以至“四人帮”帮刊在评论洪秀全《地震诏》时，也间接承认“反革命分子趁机造谣惑众，妄图扰乱和动摇人心”(《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9期《地转实为新地兆》)。
北宋立国就是在天象示变的流言中启幕的。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一，时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率大军北征之时，只见开封上空“日下复有一日”，“点检为天子”的谣言甚嚣尘上(《编年史》未列这条天象，或出于其时北宋尚未立国的考虑，但仍有必要提及)。于是，就有陈桥兵变、宋禅周祚的故事。开宝九年(976)十月那个雪夜，斧声烛影，宋太宗夺得皇位。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其后北宋民间传说，每年这天太祖忌辰，“必有雨雪风洌之变”，谣言折射出市井里巷对宋太宗得位不正的民心向背。
谣言之所以与气象有割不断的关系，缘于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论”。即便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能发现这种印记。1976年，新华社报道了3月8日吉林市郊天雨陨石，其中最大一块竟达一千七百七十公斤，为当时世界之最。据称，毛泽东听读完电讯，凝望天际，沉思许久说：
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甚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了。(转引自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648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上古中国，天有两种意义，一指与地相对的自然的天空，一指有人格意志的上帝。对天的崇拜派生出两个政治命题：一是天子把君权说成上天授与的，因得道于天而代天理民;二是倘若人君有违天命，有人格意志的上帝首先通过自然的天象发出谴责性预警，最终根据其是否修德从善，决定君权的与夺。
在中国古代，这种天象示警的现象可以简称为“天谴论”，不失为一种制约君权滥用的准宗教因素，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面对自然灾害，天象异常，在传统中国，少有帝王敢于公然宣称自己是无法无天的。大多数君主不仅都会像宋仁宗那样，说些“百姓何罪，责在朕躬，敢不贬损，以答天谴”的话头，而且还会下诏罪己，损膳避殿(即减损常膳的质与量，不升正殿听理朝政)。
在专制政体下，天谴论还为臣民谏正君主预留出一定的空间。借天变示警而直言进谏的情况，在《编年史》中也不乏其例。当然，这种谏言能否起效，最终仍取决于所谓君德。北宋真宗为神道设教而劳民伤财，封禅泰山(祭天大礼)以后，准备再祀汾阴(祭地大礼)。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二月，开封炸响冬雷，朝臣孙奭援引天象上奏谏止：“天戒丁宁，陛下未悟，此其不可。”宋真宗我行我素，但至少没有为难进谏者。宋徽宗则另样做派。宣和元年(1119)夏天，京城暴雨大水，“几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积水之来，自都城以西，漫为巨浸”，李纲试图挽救繁荣表象下危机四伏的大宋王朝，劝宋徽宗“上畏天戒，招徕谠言”，以开放言路来刷新朝政。谁知皇帝不买账，不仅把责任全推到“有司失职，堤防不修”上，还把李纲贬出京城，给个远小处的差遣。按照宋史学家刘子健的说法，北宋徽宗朝的君主政体已转入专制(autocracy)模式，专制而昏聩的道君皇帝堵死了天谴论预留给臣民的谏诤空间。
以现代眼光而论，诚如著者所说，“气象解释与现实政治牵扯一起，完全是一种口实”，但在传统中国，由于“天人感应”论深入人心，气象与朝政确乎难分难解。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其作用的正负面究竟如何，不能一概而论。
先说其正面效应。正因为“天人之交，不啻影响”，面对重大灾变与异常天象，在下“罪己诏”的同时，皇帝总还下求言诏，命内外臣僚上书言事，内容涉及“时政阙失及当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还往往恳请上书者“悉心以陈，毋有所讳”。这类因天变而求言的诏书，不仅见诸《编年史》，历朝历代也都是连篇累牍的。对这种求言诏，后人有理由指责：不仅是连措辞行文都有定式的官样文章，而且究竟有多少实效也值得怀疑。然而，在非民选的专制政体下，既然一般臣民绝无可能谋求更顺畅有效的言论通道，天变求言的方式，对关切生民利病的士大夫官僚来说，不管怎样，总不失为一个普遍进言的机会，对当政者“广修人事以应天灾”，也或多或少有所提醒。例如，咸平六年(1003)十一月京师暴雷震，司天监进言：“国家发号布德，未及黎庶。”时正酝酿改元大赦事宜，宋真宗闻言，当即让宰相“采民病，悉除之”。大中祥符九年(1016)秋季，旱蝗交作，有朝臣上书说，“旱蝗由大臣子弟恣横所致”，用现在的话说，旱象蝗灾都是超级官二代无法无天造成的。宋真宗随即下诏“以警在位”，至少让官二代作威作福不至过甚。
出于对天的崇拜，“敬天保民”自西周以来就成为有道人君的治国典则，在天象异常、灾变严重时，尤其必须躬行体恤。在许多年份的盛夏酷暑与严冬奇寒时，《编年史》都有给在京工匠放假三日的著录。例如，天禧元年(1017)，京师大雪奇寒，“人多冻死，路有僵尸”，开封府便采取了三项措施：京城工匠全部停工;施粥贫民，掩埋死者;减价出卖官炭一百五十万斤，供市民烤火取暖。尽管这些措施成效有限，但毕竟是出于人道的国家行为。
对于气象灾变与官员罢黜的纠葛，问题似乎更复杂微妙。在文过饰非的宋太宗那里，表现得尤其充分。太平兴国六年(981)，开封府自春至夏连续大旱，宋太宗认为是狱讼有冤感应天象，故而亲决疑案。恰有一个叫李承信的官员，因买进烂葱而笞挞菜农，致其病创而死。太宗认定旱灾应验此案，将其弃市，成为有宋一代唯一因气象异常而重判死刑的官吏。官员滥刑，固然可恶，但论法是否当死，仍有可议之处;而太宗拿其顶缸以应天变的急切用心，却灼然可见。
按照天谴论，宰相也是灾变示警的对象。自西汉以降，因天象异常与灾变严重而兜揽职责乃至丢掉相位的不乏其人，北宋也有贾昌朝、夏竦、蔡确与蔡京等宰执为之罢政的例子。淳化四年(993)秋，京师大雨两月不止，史载：“往来浮罂筏以济，壁垒庐舍多坏，民有压死者，物价涌贵，近甸秋稼多败，流移甚众。陈、颍、宋、亳间，盗贼群起，商旅不行。”宋太宗把责任都推给了李昉、贾黄中与李沆等宰执大臣：“卿等盈车受俸，岂知野有饿殍乎?”根据天谴论，燮理阴阳，辅相之职，宋太宗当然有喝斥宰执的权，李昉他们也只有“惭惧拜伏”的份。但天谴论的终极指向还是天子(他才是君主政体货真价实的第一责任人)，宋太宗此举实有推卸责任之嫌。在这点上，宋仁宗远比乃祖来得大度而有道。皇祐四年(1052)冬季亢旱无雪，宰相庞籍表示阴阳不理，自求辞相让贤，宋仁宗却揽下了第一责任人的过失：“是朕诚不能感天，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过也!” 在应对天谴上，宋仁宗还多次与宰执相约，“共修政事，以答天戒”，算得上仁厚的君主。
既然天谴论有宰相引咎辞位的惯例，在朝局政争中便往往用作排挤政敌的杀手锏，朝政的走向由此平添气象的变数。但这把杀手锏，在君相关系与两党权争中都是一把双刃剑。元祐元年(1086)正月，天下大旱已接连四月，旧党侍御史刘挚连珠炮似的弹劾新党宰相蔡确，说天灾乃“奸邪所召”，蔡确“位居上相，正任其责”，借气象异常促使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罢黜新党，推进更化。在群臣进攻下，蔡确去位，司马光拜相。史载，宣布之日，天下微雨，号称“司马雨”。刘挚还说：“不出旬日三得雨，都城近尺，而畿甸尤为沛然。”对照苏辙的说法，“虽稍得雨，终未沾洽”，把“终未沾洽”的雨量说成“尤为沛然”，刘挚显然为党争需要而夸大其词。
在极端气象与重大灾害上，北宋君主的登场作秀，不禁让冷眼读史者掩卷失笑。乾德二年(964)十二月，开封府大雪，宋太祖在讲武殿设毡帐视政，忽然对左右说：“我穿得这样厚实，尚觉体寒，出征西蜀的将帅冲风冒雪，何以堪处!”当即解下自家的紫貂裘帽，命驿骑快递给征蜀统帅王全斌。且不说太祖一袭紫貂裘帽，不能让西征将帅遍裹皇恩的温暖;他有失周虑处还有，开封府大雪，西蜀却未必同此凉热。淳化元年(990)，连续四月不雨，东京民众大饥，宋太宗“蔬食祈雨”，这种把肉食改为蔬食的做秀，古已有之。宋仁宗还算靠谱，庆历三年(1043)春夏连旱，他对宰相说：“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不过，做秀与诚心也真不易拿捏准。还是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岁初暴雪成灾，他光着脚丫夙夜达旦伫立内廷向天祈祷雪霁，这种“跣祷于天”的自虐行为，让他又跌回“近于崇饰”的囧途。
中国历代君主政体一再印证着王朝衰减律，越到晚期，越要借做秀来掩饰，包括借气象做秀。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月，入冬数度下雪，这种气象原本寻常。宋徽宗偏说是瑞雪，在宫中设宴庆贺，马屁文人纷纷歌功颂德：
九衢歌舞醉为乡，共庆飞霙报岁穰。
花趁小春飘宴席，天回和气入雕觞。
十一月，密雪初霁，臣下又献诗说：
喜色生春临魏阙，恩书掣电过幽都。
愿将上帝居歆意，写作宣和吉礼图。
其时，下距金军铁骑第一次兵临开封城下还不到两个月。
时隔仅仅一年，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骑再次南牧，攻陷了开封城。大雪奇寒，天灾与战乱交并而至，宋徽宗与钦宗父子乞和求降而不可得。据亲历者回忆：“二十五日城陷，至十二月、正月，尽皆大风雪，连日不止，略无少异。天道竟何如哉!”最高统治者这才想起了天谴论，下诏承认：“风雪大寒，小民阙乏柴薪，多致冻馁，皆朕不德所致。”宋钦宗允许京师军民樵采皇家园林艮岳上的竹木，民众哄抢踩踏，死者千余，万岁山上的亭榭楼馆顿时被抢拆一空。不仅民脂民膏堆垒起来的艮岳，连北宋倾力经营了一百六十八年的东京繁华也瞬间消逝，犹如梦幻。宋徽宗君臣在吹嘘那幅《宣和吉礼图》时，做梦都不会想到一年后“风雪大寒”中的靖康之难。也许有感于这种近乎残忍的巨大反差，《编年史》在描述这年天象时融注进了伤悼与悲悯：
降雪不止，一片肃杀，开封成了冰窟雪窖般的囹圄，抹平了所有的棱角和颜色，也抹平了所有的辉煌和崇高。漫天飞舞的大雪就像纸钱，为瑟瑟发抖的东京丧落哀悼。
展卷至此，除了悼亡，还有感悟：所有表象的繁荣与涂饰的辉煌，都是不足倚恃的，在不期而至的致命一击面前，转眼都将夷为废墟。
自竺可桢开创中国历史时期气象研究的新范式以来，这一领域并不缺少“史学工作者的历史关注”，但为一个皇朝的都城编撰断代气象史，无疑具有开拓性价值(听说，著者还拟续编《南宋临安气象编年史》与元明清三代《北京气象编年史》，跂予望之)。乍看书名，让人错以为这是资料性的工具书(也确有这一功用)，著者在总论中自述深意：
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的开封气象，在北宋的历史上空咳唾风云，牵动着全国的敏感神经，也牵动着北宋的历史变化。每逢重大气象事件，常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善或改变政治、经济以及人民生活，这使我们感受到历史变化的复杂与微妙。
北宋开封的旱涝雨雪是自然气象，而由此带来历史变化的复杂微妙，则是人间现象。大可不必再去信奉什么天谴论，但不妨也可以看看想想《编年史》的说法：“看的是天，想的是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