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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现在我喜欢用虚构的方式来解答人类学问题2012-03-22

专访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现在我喜欢用虚构的方式来解答人类学问题 2003年，《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版本增加了前者的后续《重返多瓦悠兰》。 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人类学家？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回答的是：“人们通过许多途径成为人类学家。当下，人们频繁往来于各地，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迫成了人类学家，甚至当我们只是待在家里，我们也可以通过媒介成为人类学家。我认为人性是人类学家所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有些人曾责备我在书中取笑非洲。但我从未这样做。我取笑的是人类学家无所不知——甚至比住在那里的人们所知更多——的假设。人类学告诉你人们如何生活，也告诉你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但是它不能告诉你人们应该怎样生活。那需要智慧，而智慧并不包含在任何学科之中。” 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目前你在研究什么？“我正在为一本关于天堂的书做研究。关于天堂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它似乎总是别的地方，从不是我们真正生活的地方。就像地球只有在外层空间拍摄时才被看作天堂。这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学家总是对遥远的地方感兴趣。”“现在，我更喜欢写小说，因为我发现内在世界比外部世界更有趣。我不是说人类学完全不是虚构，但虚构确实更好玩。它让你用某种方式探视人的思想，如果你陷于人类学泥沼，你不敢这样做。人类学家被认为总是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们如何不同？所有人具有某种人类的共性吗？没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喜欢用虚构的方式来解答人类学的问题，并且我发现它能给出更好的答案。” 专访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现在我喜欢用虚构的方式来解答人类学问题 2012年01月12日 外滩画报第472期 文/韩见 标签：专访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 奈吉尔·巴利的著作《天真的人类学家》是全世界人类学学生的必读书目，同时也是一本精彩、通俗的非洲逸闻录。 读过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一定会羡慕学习人类学的人——在学术领域，竟然有那么简单有趣的必读书目。即便没有专业知识，也不会遇到任何阅读障碍，它甚至比出版社的宠儿旅行日记之类更好看，因为巴利将行者只走一遍的路走了几百遍，才浓缩出最精华的300页的人类学家观察笔记。事实上，他后来的确成了旅行作家，相比分析数据、建立人类学模型，这对他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有评论说这本书“彻底摧毁了田野工作的美丽幻想”。不会的。一个年轻人充满激情和幽默感的讲述，即使再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也只会激起更多年轻人勇往直前的冲动。 2003年，《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版本增加了前者的后续《重返多瓦悠兰》。《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是奈吉尔.巴利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83年，根据他在喀麦隆北部多瓦悠人住地进行田野调查时的笔记整理而成。这原本是他为博士学位而做的研究。《重返多瓦悠兰》则是他第二次进入喀麦隆的成果，于1986年在英国出版时名为《毛虫疫：重返非洲丛林》。 20多年过去，奈吉尔从一个人类学教书匠、初次尝试田野调查的探险者，变成了担任过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馆长、着有十数本不同门类著作的长者。《天真的人类学家》在中国再版之际，巴利回顾他的第一本书：“《天真的人类学家》很大程度上是一本年轻人的书，这个年轻人发现世界非常令人激动，想要尽可能地探索。他想让自己不朽，以为这样就不必惧怕任何事情。我不再是那样一个人了。” 从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到制造坏名声的奈吉尔.巴利 提到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没人能绕开马林诺夫斯基。这位田野调查的发明者将人类学理论和田野采集的主从关系掉了个个儿，自他起，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人类学家们前赴后继地奔向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甘做“土著”。因而，当他的日记出版，将他还原为有缺点的凡人时，人类学界义愤填膺。日记揭露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厌倦感、对健康的焦虑、性爱的匮乏、孤寂，也揭露了他对研究对象的愤怒，更暴露了他并未如自己所言完全与欧洲人隔离。当时，学界普遍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不该出版，因为它破坏“偶像”，令大众对这位人类学先驱失去景仰。 奈吉尔.巴利的意见正相反。马林诺夫斯基曾说，田野工作者的日记是“安全瓣”（safety flap），他使记录者的私人忧郁不至于混入科学笔记中。《天真的人类学家》侧重于一般人类学专论嗤之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的部分，巴利意在让学生和非人类学领域的人见识到，“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间有何关联，并期望让从未做过田野工作的人也感受到些许田野经验”。 自从马林诺夫斯基号召人类学者“从教会的阳台起身，走进部落做研究”，传教士便成为人类学者眼中的“敌人”，认为他们摧毁传统文化和土著自尊，仿佛和他们打交道便染上污点。然而奈吉尔发现：“传教士完成了许多工作，包括对当地文化、语言、翻译、语言学的研究……没有教会的协助，我的研究绝对不可能完成。”他将书的一章命名为“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以示抗议。 有了教会作为后援，奈吉尔.巴利深入多瓦悠人的部落开始了他的田野冒险。在他的“不重要”的讲述中，有许多与多瓦悠女人交往的内容。在很多原始部落，整套文化模式仅有男人熟悉，女人知道其中诸多细节，但无法窥见全貌，也不能公开承认。多瓦悠人也不例外。曾有人指出，女性观点在人类学者的记录中总是神秘缺席，巴利承认：“人类学在传统上无疑有男性偏见，虽然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女性人类学家的人数惊人。”然而在多瓦悠村庄，他发现女性报告人非常有用：“男人自认为是宇宙最终秘密的宝库，必须巧言哄骗，才肯跟我分享。女人却认为自己所知讯息毫无价值，可以随意转述给外人听。”再加上他在多瓦悠社会地位特殊，人们视他为无性别者，所以女性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吐露实情。 这些研究过程中的细节充斥着奈吉尔.巴利的著作，它们一旦被化为理性模型，就变得不那么有趣，而且损失了大部分过程；有关作者被冒牌牙医强行拔掉两颗完好的门牙、因语言能力问题闹出难堪笑话、喀麦隆政府令人抓狂的办事风格等生动故事，则更不会出现在传统的严肃理论书中。因此，《天真的人类学家》的遭遇比马林诺夫日记好不了多少，它出版不久，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就考虑是否将奈吉尔.巴利清除出该共同体，因为他给整个学科“带来了坏名声”。巴利则认为：“这样的事正说明，写作是值得的。现在，它通常是人类学学生的要读的第一本书。” 从非洲到印度尼西亚 非洲无疑是人类学家的宝库。奈吉尔.巴利一直对19世纪的非洲很感兴趣，“欧洲对于非洲的许多观念在那时候开始形成，其中不少保留至今”。“当西方开始观察非洲，非洲也试图解释西方人。”巴利告诉记者，“和我一起居住过的最有趣的人之一是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卡拉巴里.伊交人（Kalabari Ijaw）人，他们介于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卡拉巴里.伊交人在很短的几年时间里，从贫穷的渔夫变得相当富有。他们将奴隶招募到自己的军队和贸易公司中，在奴隶交易里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其中一个奴隶成了国王。“但是作为外来者，他不能接近作为传统资源的宗教权力和祖先的神社。所以他们以西方雕塑的样式建立了新神社，放在贸易公司里。舶来品变成了国家认同的标志。首领佩戴大礼帽，隐蔽社会（？？？请核实什么意思）的成员穿背心、柱拐杖，一艘船的船头雕饰成海之女神。在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奈吉尔.巴利在多瓦悠村庄待了18个月，尽管如此，没有交到一个朋友。“多瓦悠人没有友谊的概念。如果你是个男人，你的‘朋友’是与你一起接受割礼的人，如果你是女人，你的‘朋友’是你丈夫的其他妻子。”“我在非洲从来没有过归属感，但在印度尼西亚则有。那里的人们友好极了，而且那么真诚，我很快就交到了朋友，立刻感觉那里是我想要待的地方。”巴利第一次与印度尼西亚人接触是在英国。那时他为大英博物馆组织一个展览，三个雕刻家从苏拉威西岛的托拉雅来到英国，和他一起居住。三位艺术家在伦敦市中心建造、雕刻和绘制一个巨大的托拉雅水稻谷仓。“因此，他们成了人类学家，而我必须做他们的‘人种学助手’，向他们解释英国文化，这让我知道了这项工作的难度。”此后，巴利花了大量时间在印度尼西亚旅行，“那儿有14000个岛屿！”。直到现在，他每年仍要去那儿待上一段时间。他不已经不再与那些在非洲工作时认识的人来往，但仍与托拉雅的朋友互通信件。 有一段时间，奈吉尔.巴利在大英博物馆整理有关斯坦福.莱佛士的收藏，这些藏品恰好是1811-1816年莱佛士统治爪哇岛时留下的，也是最早进入大英博物馆的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收藏。“我发现读他的信件很有趣，那是一个来到爪哇岛并绝望地爱上它的人，当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心都碎了。”不同的人们彼此如何形成牢固而又奇怪的观念，巴利总是对这样的过程感兴趣。所以，2009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德国画家Walter Spies的书，“是他使巴厘岛为欧洲人所知，并且引发了巴厘岛旅游热潮”。 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简单地将奈吉尔.巴利定义为“人类学家”，因为当他的主要研究兴趣转向东南亚，他的写作就变得难以归类。关于莱佛士的那本《水坑码头公爵》，便是传记、自传、自然史、人类学和旅行见闻的混合体。显然，吸引他的已不是将数据填塞到学术框架之中，而是将他所看到的世界更好地展现出来。 B= 《外滩画报》 N= 奈吉尔.巴利 B：能具体谈谈你的田野经验中，男性报告人和女性报告人的不同观点吗？ N：通常，人们提供的关于他们做的是什么的“官方”模型倾向于是男性模型。不过我发现，关于所发生的事情，女人通常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与男人所说非常不同。在多瓦悠村庄，如果你问男人和女人同一个问题——他们和谁结婚，他们描述的画面完全不同。男人认为他们的确将女人“当成”妻子，但是他们与兄弟一起经营村庄，女人则将自己看作村庄生活的稳定中心。 当我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与米南人一起生活时，我尤其受到这样的冲击。在那里，男人解释问题时总是诉诸伊斯兰教，这一宗教赋予男性以重要性。相对的，女人则根据当地风俗来解释事件，在这些习俗中，“男人像灰尘”，而且晚上进入房屋时甚至需要征得女人的同意。许多社群中都有这样的说法，“男人说话但只有女人在听”。对于某个事件，她们常常能给出比男人更好、更平衡的说明。 B：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人类学家？ N：人们通过许多途径成为人类学家。当下，人们频繁往来于各地，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迫成了人类学家，甚至当我们只是待在家里，我们也可以通过媒介成为人类学家。我认为人性是人类学家所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有些人曾责备我在书中取笑非洲。但我从未这样做。我取笑的是人类学家无所不知——甚至比住在那里的人们所知更多——的假设。人类学告诉你人们如何生活，也告诉你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但是它不能告诉你人们应该怎样生活。那需要智慧，而智慧并不包含在任何学科之中。 B：目前你在研究什么？ N：我正在为一本关于天堂的书做研究。关于天堂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它似乎总是别的地方，从不是我们真正生活的地方。就像地球只有在外层空间拍摄时才被看作天堂。这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学家总是对遥远的地方感兴趣。 B：你现在似乎不写纯粹的学术书了，写了许多游记、传记和小说。 N：现在，我更喜欢写小说，因为我发现内在世界比外部世界更有趣。我不是说人类学完全不是虚构，但虚构确实更好玩。它让你用某种方式探视人的思想，如果你陷于人类学泥沼，你不敢这样做。人类学家被认为总是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们如何不同？所有人具有某种人类的共性吗？没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喜欢用虚构的方式来解答人类学的问题，并且我发现它能给出更好的答案。 《天真的人类学家》[英]奈吉尔·巴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 本文由《外滩画报》链接：http://www.bundpic.com/2012/01/17431.shtml 本文转载自http://www.face21cn.cn/renleixue/xuejie/article_2012_03_22_10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