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空间演变与性：东北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1980～2010）
富晓星
【内容提要】“点儿”是中国男同性恋群体进行交往与娱乐的公共空间。本研究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东北男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的变迁；探求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关系、行为和情感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点儿”上被组织和表述；揭示同性恋群体与制度、商业角力的适应性生存状态，并从中识别性的认知的时空发展系谱。研究发现，娱乐产业的发展为长期压抑的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大量新的互动场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实行以来，同性恋群体自身投资娱乐产业创造专属空间，这种空间实践给同性恋群体带来包括身份、资本、性、价值、疾病等方面的重要改变。
【关键词】同性恋 性 空间演变 市场经济
一、引言
在中国语境下讨论同性恋问题，长久以来都是针对同性性行为，而非“同性恋”这个身份。正如周华山（Chou Wah-Shan）所述，在中国历史上，性并不是区分人们的基础，关于性的语言才是分类的标准。①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传统中国根本不存在“性身份”这个概念。同性恋真正作为一个性别身份，并且是行为主体认同的身份，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已经有学者关注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现代性的关系②，他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带有身份政治意味的语汇“Gay”如何接合至中国本土文化，从而建构跨国的性、欲望和认同的实践及意义。跨文化生产的话语分析令人省思，然而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情境下，想象和体会现代性并寻找身份归属的经验研究却是十分缺乏的。
在寻找“同性恋”和现代性的有效连接点上，笔者发现空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用空间理论来研究“权力”、“差异”与“他性”，福柯（Foucault， 1975）、列斐伏尔（Lefebvre， 1991）、索亚（Soja， 1996）等学者已经有了非常详尽的论述。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借用相关范式对本土同性恋群体的活动空间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尤值一提的是魏伟对于成都“同志”空间的经验研究。通过对桑拿、酒吧和健身房的参与观察，魏伟展示了成都同性恋群体对其使用空间意义的赋予和重构，以及同志身份和同志亚文化如何在新兴的消费主义领域内得以形成和发展。③魏伟已经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同性恋群体空间实践的影响，本文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相似，但笔者更为关注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空间设置的变化及其对同性恋群体的性、社会关系及身份认知的影响。也就是说，笔者将循着时间轴线，力图清晰展示中国东北地区（以沈阳为代表）同性恋空间发展的系谱。笔者期望和成都研究形成跨地域的呼应，为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欲望地图增加一个地方空间的注脚。
在空间的物质表达形式——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中，现代性显然是一项集建筑、城市规划、设计（其他艺术）等元素的社会运动。④也就是说，空间作为一个载体，可以透视出结构性力量作用于可见物理空间的机制。联系至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空间恰恰是折射这一不被制度承认的特殊群体存在的有效观察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赋予空间的内部要素，决定着男同性恋群体的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实践如何在其间得以组织、表述和理解；具体表现为在与异性恋群体的互动和协商中决定自身隐藏于或可见于某种空间。从空间外部来看，欧美同性恋称谓——“Gay”的全球流行已然跨越了地方和国家的边界，这种身份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sation）的趋势俨然对以地理范围为边界的空间提出了挑战，然而西方和非西方接触的文化生产的复杂性实则产生了以意义进行空间分类的张力⑤。它与地理空间的重合也好、冲突也好，恰恰是现代性和/或后现代性讨论同性恋生存状态的意义所在，也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分析框架
在本文中，“地方”或“地点”指代城市男同性恋群体活动的具体场所，即同性恋群体通称的“点儿”，如公厕、浴池、酒吧等。空间依存于可体验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点儿”却又超越于它。它包含以下要素：第一，具有可见的物质环境，包括“点儿”的房间、建筑、社区、方位、景观等。第二，包含嵌入在物质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如“点儿”上同性恋群体内部的识别和交往、同性恋群体与公众之间的联系；包含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同性恋群体利用环境优势产生交往，以及环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公厕内部和外部树丛、浴池中不同分区之间的关系等。第三，受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地位、活动系统和认知图式的影响，进行空间分层，如不同亚群选择不同空间编织认同和沟通的意义之网。第四，充满不确定性，同样的地方可根据需要被制度、知识、行为或者物理边界界定为不同的空间，如承载同性恋群体情欲的浴池被公共卫生部门界定为高危行为发生的场所等。第五，如果添加时间的变量，空间的设置及其背后的认知和意义则发生改变。换句话说，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带来“点儿”上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同性恋群体行为、价值和交往模式产生影响，从而完成空间再生产。
本研究拟采用地方—空间—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梳理1980年～2010年沈阳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的变迁，探讨不同空间设置中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和知识系统的变化，以折射社会和文化变迁模式，调整行为、观念和价值的运作机制。同时必须说明的是，1980年～2010年同性恋空间的变化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本研究肯定有所疏漏，限于篇幅不能详尽论述某些相关变量。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前后历时四年（2007年～2010年），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公园、公厕、广场等“点儿”的观察，笔者发现这一群体的行为和交往具有显著的空间性，并以此为观察视角切入思考和写作。笔者使用“滚雪球”的方法，找到在“点儿”上活跃近三十年的10个“老人儿”⑥进行一对一的访谈。访谈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访谈是半结构式的，主要了解不同时空“点儿”的分布情况、变迁原因、“点儿”中的行为交往模式、社会网络、群体使用的词汇和象征意义等。第一次访谈平均时间为1个小时。第二次访谈针对第一次访谈呈现出的新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第一次访谈中的模糊信息进行确认。笔者还组织了一次6个“老人儿”参与的专题小组讨论，以验证“点儿”变迁信息的可信度。通过对圈中“老人儿”的口述研究，并结合地方文献资料，笔者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沈阳“点儿”（如公厕、浴池、公园、酒吧、会所等）的形成与变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商业性的男男性服务在我国北京、天津、沈阳、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出现，自2000年后发展兴盛。笔者采用定向抽样方法，借助沈阳男同性恋草根组织的力量，在家庭式会所和同性恋浴池招募男男性服务者⑦15名，在公园、广场招募散卖的性服务者10名。受访者的年龄在18～42岁之间，抽样一直持续到所有主要的分析元素饱和为止。在正式访谈之前，笔者会向受访者说明研究内容和目的，获得受访者的同意并在他们方便的时间地点进行调研。对性服务者的访谈聚焦于入行原因和方式、与老板和顾客的关系及协调、工作和生活中的社会网络、价值伦理的叙事、性别表演、健康认知和行为风险等方面。
三、纯真年代：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的空间、社会关系与性
（一）20世纪80年代前“点儿”的分布情况
根据受访者的口述发现，沈阳男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男同性恋群体通常选择奉天第一繁华区——清皇宫外城的四平街作为寻找同好的最佳地点，富有那个年代风雅意味的茶社和浴池成为群体识别和交往的空间。
公余茶社所在地是老奉天城唯一一块“杂巴地儿”，三教九流，很多闲人在那儿活动。公余茶社是一个小型的曲艺演出剧场，有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大演出接不了。它离会兰亭（浴池）有50米，中间有个公厕。我听老人儿们说，那时候“挂”人⑧都不在茶社里面，都是在外头蹭戏听。在外边遛达遛达，遇到合适的联系完了在外头没人的地方搞。⑨
此后，男同性恋群体又将足迹扩展到四平街之后出现的另外两个繁华地段。其一是张作霖1921年开发的沈阳新商业街区——北市场，那里的戏院、茶楼和老字号浴池成为新“点儿”。其二是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界处的皇姑屯三洞桥地区，桥下的公厕是圈内人公认的历史悠久的“点儿”。茶社、戏院、浴池、公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男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的主要类型。
仔细分析，这些“点儿”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从城市区位来看，“点儿”多分布在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上述四平街所在的古城是最早的沈阳政治中心（1840年～1898年），商埠地——北市场是1905年～1911年的政治中心，皇姑屯所在地区是1911年～1931年沈阳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第二，“点儿”同时处于交通枢纽地区，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的自建铁路已成网络，沈阳本地人和外地人均来往便利。同性恋群体之所以选择人口流动频繁的特定城市板块，和城市具有的特性相关。首先，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正如诺普（Knopp）所述，城市具有匿名、偷窥、展示、消费、喧嚣、权力、危险等特性。⑩松散的社会网络、都会的匿名性和多样的生活方式，最便于隐匿自己的存在。其次，繁华的政治经济中心意味着高人口密度和多元化人群，这提高了同性恋者找到拥有相似倾向的他者的可能性。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之处，即便是在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极端年代。“两人在报栏看报，眼神一照，一个走到前背手给找人手势，或者摇钥匙，不敢当面表示，相中就一起溜达。”11这是沈阳同性恋群体寻找同好的方式。笔者2011年在成都、西安的调研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如成都两个古稀之年的同性恋者表示，“文革”期间，他们是在人挤人看大字报时，借由前面的人将手背在后面好似无意触碰到别人的生殖器而发现同好的。
选择城市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进行交往，同性之爱的社会环境看似自由宽松，实则社会制度并未放松对这一人群的控制和惩罚。从医学角度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西方世界的同性恋研究开始从病理学范式向文化范式转换之时，中国社会却采用西方的过时模式，仍旧将同性恋视为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这一处理方式仍滞留在西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早期性学水平上12。从法律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是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法研字第7929号文——“关于成年人自愿鸡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的内容13。也就是说，同性恋在刑事处罚上尚未规定为犯罪。最高法院的几次批复也显示国家并没有要惩罚此类行为的清晰意图。耐人寻味的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同性性行为的司法解释通常被纳入到“流氓罪”中，并依据情节是否恶劣来区分违法和犯罪。14
20世纪80年代之前，男同志在三洞桥那个公厕来回晃，女的不敢上厕所就报警，说他们扰民。我们被抓到公安局，头一次拘留15天，通知家里和单位。第二次劳教三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才开始慢慢不管。15
来自沈阳、北京、西安和成都的个案口述显示，20世纪80年代之前，同性恋行为多以流氓罪和鸡奸罪进行判罚，并以布告和游街的形式公之于众。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老一代在触及这个话题时常谈之色变，显露出心有余悸的神情。收集的案例中描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也有在内部圈层道听途说的故事。这种包含语调、表情、语言在内的叙事本身就可视为一个事件。他们的叙事方式不是自发的，而是融合了叙述者对于个人和历史的理解，承载着他们对于群体经历的想象、判断并据此组织个人讲述记忆的方式。由此呈现的事实是，对于老一代同性恋群体来说，刑事判罚、行政处罚、同伴互相揭发、通报单位和家人的恐惧占据了他们记忆和感知的主导位置，圈中人在谈及这一话题时不免进行“妖魔化”的想象和夸张性的描述。
在老一代同性恋者看来，同性恋作为“罪”的意义和影响远远大于“病”。“罪”的社会震慑力量使得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群体交往慎之又慎，这体现在同性恋群体多选择公共空间的隐蔽之处进行交往，比如在“点儿”上找到中意同伴，一起走到茶社外的无人之处、公厕外的树林或浴池的盆塘等地点发生肢体上的亲密行为。在这些“点儿”上，同性恋者的交往是没有语言的，无论是真实的个人信息如姓名、单位、家庭住址等的交换，还是一系列活动的推进主要依靠非语言的交流形式——眼神。
识别完全凭眼神。我走哪你跟我走哪，你要是有感觉你就停下来，或者我主动搭讪。一个眼神就知道怎么回事，眼神和正常人不一样，具有共同的信号。16
你坐在那里，我看你一眼，一会儿又回头看你，一会儿又回头看你，然后我先走出去，你也跟出来，搭个讪借个火我们就对上了。17
同志的眼神，看到漂亮女人只是看，碰见喜欢的男人是会闪光的。18
身份的缺失必然带来话语的隐晦。同性恋作为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性存在状态，是没有社会网络和资源可利用的，如果想表达自身并寻求同好，唯有借助自身资源，即戈夫曼（Goffman）意义上的作为拥有某些有限符号装备的个人19。作为社会结构棋盘中的缺席者，同性恋者没有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而眼神作为个人拥有的符号信息系统，无疑是传情达意的最佳工具。同性恋群体在发出“闪光”的寻觅目光后，首先是要识别同道，如果对方回应，则第一次目光的交换证实彼此共有的取向特征。第二步是中意与否，如果对方仍旧回应，如“你要是有感觉你就停下来”，就以此作为彼此交往甚至是性接触的前奏曲。第三步是最终确认，因此就有受访者所述的“我看你一眼，一会儿又回头看你”，如果对方仍旧回应，那么可视为开始正式交往的标志，即第四步发生亲密行为。当然，这是笔者将眼神拆分进行分析的结果，而同性恋者的交往常常是通过一次目光的交流，就相互获得了包含上述所有甚至更多的信息内容。在眼神的发出方和接收方均是文化持有者的情况下，这是多重表征含义发生协商和互动的快速过程，而对于异性恋群体不会产生过多影响。因此，同性恋群体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进行的交友可归结为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二）寻找真爱：20世纪80年代的“男人一条街”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到全面反思过去，解放思想的新时代。“解放思想”是20世纪80年代颇为流行的政治口号，在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不仅是思想的解放，还有身体的解放，一个红红火火的表现年代开启了。
“文革”期间被视作“封资修”的舞会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全国各地的舞厅相继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的沈阳，在市体育场和中山公园附近出现了四家舞厅，这也成为当时单调的休闲生活屈指可数的调剂。这个区域是在原日本“满铁”附属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铁”附属地是20世纪初除古城、商埠地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1905年～1911年）。同性恋群体将活动空间扩展于此，至此“点儿”的范围遍布不同时代的城市中心板块。20
那时候同志跳舞，互相搂着抱着，舞厅交流认识人，两个人说话投机就一起回家了。那个时候也安全啊，人心好，每个人都敢往家领人。第二天上班，钥匙留给你。见面还是过去老人好，说话实在。21
同性恋群体融入异性恋的休闲生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疏解内心苦闷。同性恋群体也自嘲：“中国改革开放，同性恋的事情也就有点改革开放”。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开始走向分化，社会评价不再以政治、阶级为标准，公众自主意识不断扩大，各种积极性也得到激发。在性的表现上，则是从公共领域的道德审视重归私人领域。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年代，造就了一代同性恋者不胜唏嘘的“男人一条街”的社会记忆。
“男人一条街”的盛况，每天晚上不下几百人，环路车站对面，体育场南边的体育用品商店大院，一晚上都有300～400个，影响整个体育场。街上隔三五步就是一帮人，大家都认识，不认识两三天也全都认识了。那时候咋音、造型、跳舞，四个人跳四小天鹅，跳红色娘子军劈大叉，一帮人围着看。我们还排“沈阳十大妈”，没选上的还生气，那就整一个十妈助理吧。那时候外地人一来一帮一帮的，城市之间有交流。丹东来人了，沈阳人接待、吃饭。大连来人，抚顺来人。省外的包括西安、鹤岗、唐山都来。22
“男人一条街”从早上8点开始就有人，到天亮，24个小时几乎都有人。我们都很怀念那段时间。那时候人多啊，那个好啊。上午街上人少，晚上6～7点人最多，有的人在那坐着、遛达、站着，人的姿态都不一样。有的还拉帮结伙，想挑头。他一伙，你一伙，天天乱喊，释放情绪，都不背人。23
“男人一条街”是围绕上述四家舞厅形成的一块方圆一公里的地理区域，是20世纪80年代同性恋群体活动的主要“点儿”。人性的过度压抑附带着过剩激情的酝酿，同性恋群体日夜聚集在这个地理区域，尽情挥洒青春，追求自由和欢愉。外地的同道中人也借由其邻近沈阳火车站的便利交通来到沈阳参与这场集体狂欢，甚至有些同性恋者宁愿辞掉工作也要享受这份快乐。
追求和发展真爱是20世纪80年代同性恋群体所渴望的，这种真爱不仅可以理解为两情相悦、坦诚相待，甚至可将情感转化理解为具体的指标：如不求回报、财产安全等。在同性恋群体的心中，20世纪80年代的圈子“人好”、“单纯”，具体表现为“第二天上班，钥匙留给你”。用财产安全来说明情感的真纯，这种“转义”需要置于一个社会变迁的情境中来理解。也就是说，这种“转义”是有一个参照系的，它的产生和20世纪90年代与2000年后圈中情感和价值观念的变迁息息相关，笔者将在下一节具体讨论。总之，20世纪80年代沈阳男同性恋群体的交往和活动从之前的“不可见”转向“公开化”，圈中人的交流和爱欲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是具体可见的；同时公开展示的还有男同性恋群体的时尚和俊美，他们以一种纯真、快乐和渴望的心态面对未来的生活、感情和欲望。
四、商业年代：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身份和欲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给计划经济下匮乏的物质生活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娱乐业的发展。笔者从沈阳工商部门获取的资料显示，练歌城、演歌厅、歌楼、台球社、棋牌社、游戏厅、音像社、酒吧、咖啡屋、音乐茶座等休闲娱乐产业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的转向、工作制度的改革（假日增多）、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生育率降低、儿童入学率提高）将公众从单位和家庭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革新（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多样化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的种类要丰富得多。除了传统的公厕、公园、广场等城市公共设施外，同性恋群体也步入市场经济制造的商业空间中寻求消遣和娱乐，并开始制造自己的空间。
（一）“点儿”的新特征：从免费到收费
在“男人一条街”衰落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沈阳同性恋群体将“点儿”转移到“男人一条街”向北六百米的中山广场。在那里，有一个名噪一时的迪吧（Disco Pub）——“中国跳”。
“中国跳”是体育馆改造的，二层楼，舞池很大，在DJ台东南角，比较胆大的同性恋都在那一片，周五周六有三五十个。在跳舞间歇有反串演出，老一辈的梦幻组合开始走台，时装秀，DJ就说这是香港演出队，介绍时装模特：这是芳芳小姐，今年19岁，许看不许摸。24
迪吧在20世纪90年代的沈城是新兴的娱乐产业，是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时髦去处。同性恋群体向来对时尚生活嗅觉灵敏，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摩登空间。根据访谈了解到，沈阳的同性恋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主要流连在包括“中国跳”、“步行者”在内的7家迪吧。市场经济的繁荣扩大了同性恋群体的交往空间，创造出来与时俱进的新“点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同性恋群体拥有更多的选择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不同空间中穿梭。比如不喜欢喧闹的迪吧可以选择“静吧”闲聊，可到卡拉OK宣泄情绪，可到录像厅寻找对象等。商业的发展使得同性恋活动的“点儿”逐年增长，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的4家舞厅，20世纪90年代的沈阳同性恋群体主要在7家迪吧、2家酒吧、1家卡拉OK、2家录像厅进行活动和交往。
“点儿”的类型和范围的扩大促使笔者思考20世纪90年代同性恋群体空间的制造、组织和设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同性恋群体为何选择新兴的娱乐场所作为认同和交往的空间？首先从政策层面看，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恋非刑事化，这打消了同性恋群体对于“罪”的顾虑。其次从体制转型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化，其中一个表现是个体从对家庭和单位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私人空间和可以自由活动的公共空间。再次从文化变迁来看，市场带动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不赞同以往的“忆苦”和“诉苦”实践，转而强调欲望的满足与展现。由此，市场经济为同性恋群体的新空间铺垫了时间、社会和文化的设置。
20世纪90年代刚刚流行迪吧，异性恋活动的地方对我们更有吸引力。小孩儿附庸风雅，都是有钱人去，1997年一晚上在迪吧消费怎么也得六七十元，啤酒一瓶就得25元。“步行者”酒吧在医大南门，那一排都是清吧，老板懂外语，招了外国人，外国人拿碟放国外最新的曲子。外国人比较愿意和别人聊天。25
根据以往“点儿”的特点，拆迁、收费成为以公厕为主的“点儿”衰落和转移的直接原因。受访者的讲述折射出从免费到消费成为“点儿”的新标识。此外在以异性恋为主的新的公共空间中，同性恋群体如何交往？通过受访者的描述，两个层面的空间实践得以呈现。其一是同性恋群体通常选择占据娱乐场所的一隅，如“中国跳”DJ台的东南角作为认同、交往和娱乐的空间。对于这样的空间制造，笔者使用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的观点，即人们遵循日常生活轨迹的显著行动，为一个地方选择和标记中心从而建构一个地方。26王斯福强调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不同社会结构的变迁中，那种渲染着乡愁情绪的、地方不断再造的韧性。联系至沈阳的同性恋群体，无论在多么严酷的社会环境下，“点儿”都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同性恋群体既遵循以往的交往实践，在免费的城市公共空间（如公厕、广场等）进行识别和交往，同时又不满足同一类型的“点儿”的更迭，而是在新的时间设置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是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开辟了以消费为基础的新的认同空间。而这个新空间又进行了以收入为标准的“点儿”的分层，不菲的价格成为门槛，只有部分有经济能力的同性恋群体才能消费得起这类娱乐场所。这实则为新空间的建构注入阶层的标记，并确立了新的地理空间中心。
同性恋群体认同的“中国跳”空间中心是DJ台的东南角，友情、好感、爱欲等各样感受在其间流动，流动的边界是东南角所辖的地理范围，而异性恋认同的空间中心也许大相径庭，尽管他们共享一个商业空间。这也正是王斯福所谓的同一地方多声道的表现。王斯福意义上的多声道主要是指不同特质的人群分享相同的空间，创立不同的中心，赋予地方不同的意义。27这引发一个新问题，即对于同一群体内部的不同声音在空间上如何呈现。笔者想利用20世纪90年代同性恋群体的研究发现来展现同一群体内部空间的层级细分。在异性恋为主的迪吧中，一部分同性恋者按照传统的隐藏原则，热衷于DJ台东南角小群体的劲歌热舞；而另一部分人已不满足于小群体的自娱自乐，而是将表演的空间扩展至异性恋群体的舞台上，恰如受访者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反串演出，男扮女装进行时装秀、革命舞蹈和小品表演等。革命舞蹈有“江姐绣红旗”等，小品有“乡村女教师”等。这样的桥段一般是在迪吧最火热的时段——零点过后，在众目睽睽的舞台上表演的，配以煽情的话语，如“这是芳芳小姐，芳龄19岁，许看不许摸”，将娱乐气氛推至最高潮。眼尖的观众可以识别出男性扮演女性，却未必知道这是以同性为喜好的另一群体的公开表演。这种表演不似传统戏曲中的“男旦”现象，它取材于都市时尚，如装扮成“香港来的演出队”，表达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可及的想象；另一取向是对传统革命题材的“性”化改编，如将苏联革命电影《乡村女教师》挪移至中国乡村场景并添加了和村长暧昧关系的情色设计。反串演出的多重象征符码，从某种程度上恰似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隐藏的文本”28，旨在特定空间中，以一种特定的温和表演姿态，表达弱势群体对于权利不平等的策略性批评。同性恋群体以一种谐谑性的剧本改编和表演实践表达了他们自身也许都未意识到的、对于主流异性恋文化的非正式反抗。这种特殊的空间实践恰恰说明空间设置中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影响。
（二）“Gay”的语义学：文化身份的接合和形成
20世纪80年代前，沈阳同性恋群体内部戏称同好为“拍儿”和“铁子”。与其相似的是，笔者在其他地理区域也发现了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语汇指称，如西安称“货儿”、北京称“兔爷儿”、四川称“幺哥”和“飘飘”等。改革开放后，也就是说同性恋人群通过各种渠道开始了解同性恋时，“Gay”这个新名称在20世纪90年代的“点儿”上悄然流行起来。这个裹挟在大量外来新鲜事物中的词汇很快被同性恋群体所接受，并取代了地方语汇。
笔者关注隐藏在“铁子”、“Gay”背后的语义学问题，即同性恋群体在何种场景下使用哪个称呼以及意义所在。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全球资本流动过程中带来的一个文化巧合，即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同性恋有群体性的认识自我的需要，而“Gay”恰逢其时地伴随外来资本（如喇叭裤、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传播到了中国社会，二者不谋而合。 “Gay”似乎意味着身份的形成。然而接续的问题是，使用了一个新称呼，就意味着他们从情感、认知、价值等角度做好准备接受一个新身份吗？这恐怕需要进行群体的细分。身份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更加强调个体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个体社会化和文化获得的机制。29换句话说，人类学意义上的身份看重个体在所属群体中共享的同质性的资源与价值，它是趋向于群体的一个同质性符号。在笔者看来，“Gay”是这个同质性符号的能指，它是基层同性恋群体在认识自我过程中的一个“洋标签”，它因扫除了“同性恋”三个字所带来的“变态”的负面含义而被积极地使用。然而符号的所指是否也蕴含着“Gay”所包含的民权运动与身份政治的含义？将“Gay”引至中国内地的圈中精英人士，希望借此向同好灌输舶来理论并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但是“老人儿”和“点儿”上的活跃人士告诉笔者，“Gay就是代号，叫什么都无所谓”，30至于这个词从何而来、有何意义却不得而知。其后流行的“同志”与“Gay”类似，它以折中的姿态更接地气地连接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性身份。31然而无论是洋标签“Gay”、土称呼“铁子”，还是土洋结合的“同志”，这些称呼在基层同性恋群体中并无二致，符号的所指即身份的认同却固执地沿用地方历史和文化的脉络，如依然选择“点儿”进行交往和在“点儿”上使用眼神交流等。
（三）“诈骗”与“卖”：“点儿”的被污染
冯姝娣（Judith Farquhar）在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时，谈到对欲望的沉湎成为日益强大的消费王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大众的欲望变化得太快。32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追求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即是民众不满生活现状，改变原有生活理念（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脑体倒挂”、“下海”等现象），寻求一切赚钱的机会。在同性恋群体还沉湎于“男人一条街”的纯情和浪漫时，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在“点儿”上出现了。
20世纪80年代关注这个圈的人少，很少有人知道。那时候活得简单，无忧无虑，“点儿”上溜达，虽然钱少但开心。后期慢慢转变，金钱观念越来越强。1990年后有诈骗的，外面人利用同性恋弱点要钱。不给就告诉公安局来抓你，都是管年龄大、胆小的圈里人要钱。33
20世纪80年代不要钱，朋友好，买个雪糕什么的就一起玩了。“男人一条街”属于纯同性恋，互相关心一起玩，不喜欢女的，现在有一半是挣钱的，有混饭的，特别乱。有抢有骗，什么类型都有。现在一转脸，家都能给你搬走。在你家里玩，你走了，雇汽车能把你家里东西偷跑。34
按照男同性恋群体的说法，诈骗现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点儿”上。这种诈骗遭到男同性恋群体的挞伐，因为当事人是以谈恋爱为借口来骗取同性恋者的金钱，感情的欺骗加之金钱的损失使得经历数次社会运动的同性恋群体感叹社会变化之快之乱，从而更加怀念20世纪90年之前的纯情年代。“安全”除了指“生命平安”，在时代变迁背景下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意义维度，即感情的衡量标准。此外，“卖”的现象几乎同时出现，在迪吧已经有年轻小伙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金钱，并且人数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才出现咋音和卖的。他们有80％不是同志人群，就是能赚钱。35
一些同性恋者认为此现象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这实则隐含着老一代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多元价值走向的不解和批评。在他们眼中，原有意识形态下的主流道德观在“一切向钱看”的潮流中出现松动和异化。年纪轻轻的小孩对于物质的过度追求已然违背人性诚信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种趋势的引导下，同性恋俨然成为一种情感资本，成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对刚刚认为环境宽松，可以“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老一代来说，这种现象挑战了他们对于爱情理解的极限，他们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污染”了逐渐兴盛起来的“点儿”。
五、危险年代：2000年后专属空间的建立、性网络与疾病
进入21世纪，公众休闲娱乐的消费需求继续扩大，多种多样的娱乐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沈阳统计年鉴》的数字显示，个体和私营注册的娱乐服务业从2000年的1039家增至2008年的1182家。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的空间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并呈现从占用公共空间一隅到建造专属空间的转化。
（一）“同志浴池”、“同志酒吧”和“家庭式会所”：专属空间的建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同性恋群体多占据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隅，借用空间提供的优越环境——如浴池中的盆塘、公厕中无隔断的茅坑等直接观察对方的身体，寻找同好并进行隐秘交往。随着社会环境对于同性恋群体及同性性行为的日渐宽容，这种隐秘交往逐渐半公开化，同性恋群体进而产生建立专属空间的诉求。1998年，沈阳出现两家同性恋者投资的“同志浴池”，专供圈中人交往和娱乐。这种趋势在2000年后逐步扩大，截至2010年沈阳共有6家“同志浴池”。相形之下，“同志酒吧”更为红火，从20世纪90年代同性恋群体在以异性恋顾客为主的酒吧进行消遣，到2000年后开始建立“同志酒吧”这一专属空间，至今“同志酒吧”已有22家。
“同志浴池”和“同志酒吧”的兴起，恰是同性恋从行为向身份显化在空间设置上的体现。建立专属空间不仅便利了同性娱乐和交往，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同性恋群体建构自我，即不再寄居在其他空间组织而创造属于自身的独有空间。如果添加时间设置，可发现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这种空间建构成为可能的重要影响因素。笔者对“同志酒吧”经营者LB和M先生的访谈显示，沈阳人不太认同酒吧这种消费方式，所以沈阳的酒吧经营一直不景气。很多酒吧开业时间很短就经营不下去了，为了生存和刺激消费而开始另一种产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卖孩子”36。
开酒吧能扩大经营，顾客和孩子越来越多，同时酒吧也可以做掩护，生意不错。每个酒吧有10～15个左右孩子。家庭式会所的孩子人数差不了多少。酒吧的优势在于有门脸，外地人找不着娱乐场所可以到酒吧，喝酒找孩子，更方便一些。37
可以说，“同志浴池”和“同志酒吧”应身份认同的需求产生，又因市场和利益的刺激，某些专属空间在“此”商业空间交友休闲的基础上很快地发展了“彼”商业空间，并且立刻成为主打卖点，门庭若市。
（二）地下性网络与艾滋病风险
所谓的“彼”商业空间，是以“同志浴池”、“同志酒吧”和“家庭式会所”38为基础发展男男性产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后“点儿”上出现的“卖性”现象是散兵游勇，那么2000年后，“卖性”已然成组织和成规模地繁荣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家庭式会所”的发展，十年之间秘密发展了50余家。男男性服务者、娱乐场所老板和客人作为重要的“三足”，构成这一特殊的性产业网络。
异性恋群体的入行现象耐人寻味。异性恋男性多数通过媒体务工广告（如报纸上刊登招收男公关、浴池按摩技师等）和中介公司介绍入行；还有一种途径就是在一般服务性场所中工作的异性恋男子会巧遇执著的同性恋客人，因为抗拒不了对方给予的金钱诱惑，抱着尝试和赚钱的心理和客人发生有偿性行为，从而慢慢走入这个行业。由此可以看到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分化的一个走向，身体成为消费对象已然成为民众接受的社会事实。“性”成为承载商业利益的重要载体吸引了资本的投入。应时而生的男男性交易不仅呈现同性恋性别身份的资本运作，还将异性恋、双性恋等多元人群裹挟其中。笔者访谈到的异性恋个案对待男男性服务工作，除表示同性生理行为需适应之外，大多没有经过太多道德规范的自我谴责，他们和女性性服务者一样，向农村的父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职业。选择这一特殊行业，正如江绍祺（Travis Kong）的研究显示的，男男性服务者以身体作为资本可以最快速度获得城市公民身份以及相匹配的经济收入。39然而，男男性服务者对于同性恋圈层的影响却招致批评。“素质”（quality）成为关键词。男男性服务者的“低素质”显然与其未商业化之前利用男同性恋者的感情骗取金钱的行为有关，据此行为牵涉到城市男同性恋者为主的顾客和大部分来自农村的性服务者之间的城乡差别，从而固化了农村“污染”城市，农村性服务者“搅乱”城市同志圈层的负面印象，强化了同性恋群体内部对男男性服务者的双重歧视。40
男男性产业网络兴盛之时，恰恰是艾滋病在男同性恋群体中呈现迅猛增长之势。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艾滋病在男同性恋群体中的感染率从2001年的1.5％增至2009年的5.3％。41男男性服务者群体中的艾滋病感染率为5.1％，和男同性恋群体相似，42然而由于其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使其陷入更为复杂的高危境地。笔者考察了不同空间设置中的艾滋病风险。在四家娱乐场所中，异性恋性服务者的人数大于50％，他们因其更为浓厚的男性气质而倍受同性恋顾客的欢迎。在性交易过程中，异性恋性服务者多处于被动的接受方，这除却顺应顾客“玩”的要求外，被动式的性行为方式也使他们从心理和生理上更能适应同性性行为。然而，肛交行为中的接受方较之主动方更具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将波及至异性恋性服务者的女性性伴。同时在娱乐场所中，低龄的性服务者缺乏健康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更易受到顾客诱导而发生高危性行为。在公园、广场活动的性服务者无论从卫生条件、健康知识还是安全套使用率上远远不及娱乐场所的性服务者。并且由于这一群体流动性强，相关组织很难触及他们并给予系统的外部干预服务。易装性服务者（Transgender MB）的情况更加令人堪忧。432009年的调研发现，沈阳34名易装性服务者中自我确认HIV阳性的就有4人。笔者对其中3个HIV感染者进行访谈，了解到他们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性服务时基本不使用安全套，这无疑增大了农民工群体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艾滋病的流行为21世纪“点儿”的交往增添了疾病的风险。疾病的风险不仅存在于同性恋群体之中，而且随着资本流动向南延伸至国内各大城市的同性恋群体中，也随着城乡流动传播至乡土社会中的妻子和女伴中。此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空间——互联网在同性恋群体中的普及，也使得性交易活动从传统的熟人网络转向通过隐秘快捷、成本很低的互联网开展，疾病的风险在虚拟空间中无所遁形，着实在扩大。同时，伴随着新兴的娱乐场所中毒品的使用，其无以名状的快感将预示着同性恋群体中更多高危行为的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为艰难的控制策略。
六、结论
本文对三个十年的总结——纯真年代、商业年代和危险年代，呈现出同性恋群体的欲望特征和走向。这种欲望的系谱通过上述空间的演变地图直观清晰地呈现出来。娱乐产业的发展为长期压抑的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大量新的互动场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实行以来，同性恋群体自身投资娱乐产业创造专属空间，这种空间实践给同性恋群体带来包括身份、资本、性、价值、疾病等方面的重要改变。
从空间变迁来看，在从过度压抑中解放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同性恋群体和其他民众一样沉浸在过剩激情的宣泄中。同性恋群体将活动空间植入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娱乐业——舞厅之中，并使群体之间的交往和娱乐在“男人一条街”等城市公共空间中可视化，由此，同性恋群体经历了一场难能可贵的集体兴奋。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公众从“社会主义公民”（Socialist Citizenship）逐渐转变成“市场公民”（Market Citizenship）的身份。44同性恋群体的空间制造与实践，也开始与全球资本体系相联。不断增长的娱乐服务业，创造出新的“点儿”类型，即建立在消费为基础的公共空间（如迪吧、酒吧、卡拉OK等），这一空间同时成为同性恋群体进行分层的一个标准。进入21世纪，同性恋群体的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为同性恋群体量身定做的专属空间（如同志浴池、同志酒吧、家庭式会所）应身份认同的需求而产生。市场经济刺激利益最大化，从而将“男色消费”引入专属空间中，东北地区的男男性网络基于此商业空间织就并延伸至全国不同地理区域的主要城市。由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同性恋群体的空间设置带来扩大的范围和多样的类型，并为空间实践的运作机制提供市场的解释。
从情感和欲望来看，逝去时代的政治激情和过度压抑的私人欲望，使得同性恋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为渴望和追求纯爱的情感状态。这样一种可贵的真诚是短暂的，以至于老一代同性恋群体在遭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带有欺骗感情性质的“卖性”现象时感到愤慨。他们将这种现象从道德层面斥为“污染”同性恋空间的行为，实则暗示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激情与当代经济转型之间的结构性博弈。笔者从两个层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一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用追求利益的行动平衡或者说是填补政治运动的破坏力量，其结果是原有的道德规范被解构，这在刚刚出来透气的同性恋群体中的表现是，挑战20世纪80年代纯爱观的多元欲望和实践在愈来愈广的同性恋活动空间中得以展现和接受；二是从“素质”角度讨论男男性服务者，实则是逐渐扩大的城乡不平等在男同性恋群体中的反应，即农村户籍的、多元性取向（包括异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认同者）的群体从事同性性产业，是同性恋圈层中低素质的体现。这种愈演愈烈的社会现象同时说明性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成为影响男男性服务者从业的一个重要变量，相形之下性取向、性欲望、性愉悦等变量排在其后。
从身份建构和认同来看，空间中行为、关系、信息的流动体现出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同性恋身份的矛盾性。不能否认跨国的“Gay”身份认同塑造了中国同性恋群体的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和DIY公民身份（Do-it-yourself Citizenship）。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对于基层同性恋群体，尤其是经历过大时代变迁，受到各种社会运动历练的“老人们”来说，对“Gay”复杂的意义与认同的纠结得到消解。笔者稍显刻板地认为，“Gay”的理解是有“老”“幼”之分的。“老”在年龄段和时空变化的双重指代，恰恰说明“Gay”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暂时性挪移。在老一代心中，“Gay”和“西方”一样就是个使用的称谓，反衬出制度、历史和文化刻写的时空韧性。这从某种程度上又反向说明，“Gay”和“同志”的接合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产物。
从分享免费的城市公共空间，到占用收费的商业空间，再至创立自我消费的专属空间，同性恋群体在执著地制造空间的过程中，体会和想象着现代性赋予他们的延迟的身份，正如受访者的感叹，“同志比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要压抑，别人开始赚钱了，我们才开始接触社会”。45市场经济带来的同性恋空间的不断丰富，为同性恋身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与全球相连的平台。颇具意味的是，相较于延迟的现代性身份，疾病并没有延迟到来。从2000年开始，随着资本全球流动的艾滋病在各类同性恋空间快速蔓延，这使得刚刚卸下“精神病”负担的同性恋群体又背负上艾滋病的污名。同性恋空间随之被赋予新的意义——个人和群体不安全性行为的高危场所，对此，有待笔者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有效’应用模式探究”（10YJC84002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人们耳熟能详的是“断袖”、“余桃”等关于同性之爱的典故，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于同性性欲那种欲说还休的含蓄表达。
②参见魏伟：《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载《社会》2009年第4期；Lisa Rofel， “Qualities of desire—Imaging gay ident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Vol. 5， 1999， pp. 454-474； Lisa Rofel，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l，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5-156； Travis Kong， Chinese Male Homoualities：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Routledge， 2011； Loretta W.， Gay and Lesbian Subculture in Urban China， Routledge， 2010。
③魏伟：《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
④Stephan Feuchtwang， “Theorising Place，” in Stephan Feuchtwang（ed.）， Making Place： State Projects， Globalis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 UCL Press， 2004， pp. 3-32.
⑤按照Lisa Rofel的观点，是通过特殊的有意义的实践而给予意义的空间分类。
⑥“老”有两个含义：一是被访者年龄在50岁以上；二是在同性恋圈中资历较深。
⑦向男性提供有偿性服务的男性，也有一种较为通俗的说法为“Money Boys”（简称MB），即索要金钱的男孩。
⑧地方词汇“挂”即指联系，“挂人”就是联系性伙伴。
⑨笔者于2008年7月在沈阳对FZ的访谈笔录。
⑩Lawrence Knopp， “uality and Urban Space—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Bell David （ed.）， Mapping Desire： Geographies of ualities Routledge， 2006， pp. 149-161.
11笔者于2007年8月在沈阳对L的访谈笔录。
12Chou Wah-Shan， Homou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ongzhi in Chinese societies， Gay and lesbian asia： culture， identity， community， Vol. 40， 2001， pp. 27-46； 参见张北川：《同性爱》，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13笔者浏览了1980年～2010年的《法制日报》，发现关于同性恋的报道数量少、篇幅小，相对深入的报道只有3篇。在既有的同性恋报道中，对于同性恋法律层面的界定、阐述和探讨以及法律适用的内容少之又少。这恰恰从法律信息传播的层面说明，同性恋作为一种“有伤风化”的社会现象被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所区隔，防止其在社会上传播，造成不良影响。由此，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值得思考。
141979年刑法中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构成流氓罪，具体在执法过程中会出现把成人间私下里互相同意的性行为认定为“其他流氓活动”，从而定罪量刑的情况。关于法律视野中的同性恋群体，具体可参见郭晓飞：《中国“同志”人群的法律环境——以案例为中心》，载《中国“同志”人群生态报告（一）》，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2008年。
15笔者于2010年8月在沈阳对LB的访谈笔录。
16笔者于2008年7月在沈阳对D的访谈笔录。
17笔者于2009年4月在沈阳对MT的访谈笔录。
18笔者于2007年8月在沈阳对Ke的访谈笔录。
19戈夫曼所指的“有限符号装备的个人”，是指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前台进行表演时，会根据舞台设置、互动对象等因素适时调动个人资源，表征不同的意义，以使表演者和观察者均感合适和愉悦。参见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5页。
20关于沈阳男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的具体分布及其空间再生产，笔者使用列斐伏尔和索亚的空间理论，对围绕“点儿”组织的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实践进行阐释。参见富晓星、吴振：《男同性恋群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及文化生产：以沈阳为例》，载《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0年第1期。
21笔者于2008年7月在沈阳对MD的访谈笔录。
22同上。
23同注16。
24笔者于2010年8月在沈阳对JJ的访谈笔录。
25笔者于2010年8月在沈阳对M的访谈笔录。
26同注④。按照笔者的理解，王斯福使用的地方（place）具有丰富内涵，比如社会互动、身体和情感的力量、异质性的多感知等。最为重要的是，地方一定要有一个认同的中心。相较而言，空间（space）的意义较为单一，强调其可观察并充满同质性。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空间”概念和王斯福的“地方”概念相似。
27同上。
28“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是斯科特用以描述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的分析性概念，参见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9Reginald Byron，“Identity，” in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eds.），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Routledge， 2005， p. 292.
30同注15。
31“同志”这个词的使用更具张力。它带来了另一个“内”“外”视角的思考，即港台地区的“同志”话语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同性恋话语？港台地区开展同性恋的社会运动和研究工作比中国大陆早，也较早地进行了同志研究的本土反思。它借用了“同志”的传统语境，并置了过去和当今，革命和时尚，从而在尽可能包容外来文化的同时消解二者的对立。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不详述。
32参见［美］冯姝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马磊、江素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3同注15。
34笔者于2008年7月在沈阳对JJ的访谈笔录。
35同注11。
36“孩子”是男男性服务者的拟亲式称呼。
37同注15。
38男男性服务经营者自己购买或租住民宅，和雇用的男男性服务者共同生活和工作，在内部管理和对外服务上营造出家庭氛围，这一处所被称为家庭式会所。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集中讨论以场所为基础的男男性产业，不涉及城市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的男男性服务。
39Travis Kong， Chinese Male Homoualities：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pp. 143-194.
40同注②。
41Chou EP， Wilson DP， Zhang J， Jing J， Zhang L，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Prevalence Is Increasing among Men Who Have with Men in China： Findings form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ransmission Disease， Vol. 38， 2001， pp. 845-857.
42目前没有关于男男性服务者艾滋病感染率的官方数据。5.1％是采用元分析统计方法，是从国内“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和国外的“PubMed”、“Embase”数据库进行搜索和筛选相关文献，最终确定20篇中文文献和9篇英文文献进行数据的均值计算而得出的。
43从2007年开始，一种新型卖淫群体出现在男同性恋群体经常活动的城市公园，即一些男男性服务者戴上假发、涂上浓妆、穿上女装，假扮成女性性服务者在夜间招揽生意。他们服务的主要群体为外地来沈务工的农民工群体。
44同注39。
45同注⑨。
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责任编辑：黄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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