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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四川政协报 2012年07月28日06:34

　　偶阅2001年第10期《读书》中《把我卖了吧！》一文，加深了我读史的怀疑意识。这似与此前我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国史新论》有异曲同工之感。

　　该文介绍，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卖妻现象，长期被看作是极不道义的陈规陋习。许多英国人羞于提及此事，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必须加以革除。到了二十世纪，对女权主义者而言，卖妻成了性歧视、性奴役的证据。英国史学家汤普森在《乡规民俗》一书中指出，上述说法源自不了解历史真相，是把现代性观念强加到这一习俗之上。汤普森花了十多年的功夫搜集到约三百个卖妻事例，他从民俗学视角去解读史实时发现：有些妇女被买走时“非常高兴”“很快乐”“很愉快”“巴不得如此”。卖妻是下层民众在离婚无门的情况下断绝夫妻关系的一种离婚方式。

　　当时，离婚的程序繁琐，花费大，下层妇女只能借助民俗认可的卖妻形式实现离婚、改嫁的目的。卖妻的价钱也少得惊人，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示。如1817年，一个卖妻者把卖妻所得的三四个便士，给其妻买了羊肉和篮子。皮来特将军在德比郡曾亲眼目睹过一起卖妻事件：当一个治安法官试图阻止一起卖妻事件进行时，民众对前来的警官予以围攻和袭击。一位治安法官曾跟人说：“对于卖妻行为，我认为无权干预，因为它是建立在民众捍卫的习俗之上的，剥夺他们这一习俗可能是很危险的。”这些史实是现代女权主义者意想不到的。

　　历史研究表明，抽象的现代观念经常是与当事人的观念相背离的。

　　在评价中国传统政治优劣得失时，近代一些知识分子往往以西方史作为参照系，但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政治制度与事迹却从不肯细心研究。于是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论断，有中国传统之一切政治与历史皆是“专制黑暗”的偏见。这种对传统政治的偏见加深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误解。钱穆弟子余英时曾言，如果这种比较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另一方停留在较低层次（中国），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之发生。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并非漆黑一团。如君权与相权的分设和权重关系，政府对皇室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不可以被专制黑暗四字抹杀。举一显例，比如，按唐制，任免官吏，须经中书省同意，出纳帝命，则为门下省之职。皇帝任用何人，须照此程序办事。唐中宗不经两省私下封拜一些不关紧要的官职时，因为心怯，就把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按常式封发，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表示要下级机关马虎承认。当时称为“斜封墨敕”，“斜封官”为时人所看不起。由此可知，在唐代皇帝是不能随便下诏颁布命令的。明清两代确实出现了相权日益收紧，皇权极力膨胀的现象，特别是清代确实是专制黑暗，但这也不足以代表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不可因清代之专制，便误以为传统政治制度便是如此。

　　作为史家，汤普森深知史实胜于雄辩的道理，他比一般的女权理论家更注重史料的收集与解读。他认为在全球话语中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东西，在某一特定的地域中可能就是合理的。离开历时性的考察，用现代性观念去指责传统习俗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现代性观念强加到习俗身上。他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传统习俗的区域差异开辟了一个超越全球话语的“本土”视野。钱穆则认为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应会通与此制度相关的史实，明白此制度背后的思想与理论。对历史的评价，不能只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不能只凭自己时代的判断来抹杀历史的判断。

　　探索历史有如预测未来，其间迷雾重重。读书人如不能好学深思，探索真相，而凭空悬想，妄加推断，误导民众，流弊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