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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中国少数民族的英雄叙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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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中国少数民族的英雄叙事诗

中国少数民族的英雄叙事诗



陶立璠




一、英雄叙事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地位
    学术界所称的“史诗”,又称英雄叙事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特有的门类之一。中国汉族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作品)传统数千年,但至今尚未发现称得起是史诗即英雄叙事诗的作品。
    史诗,是民间文学中叙事长诗的一种,但它的规模要比一般的民间叙事长诗宏大得多。史诗是一种特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往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成为一个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的总汇,所以某一民族的史诗,常被认为是这一民族的“百科全书”和形象化的历史。
    为什么说史诗是一种特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我们在考察一个民族的史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时发现,史诗不是某一民族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产生的。神话产生于人类开创时期或童年时期;歌谣产生于原始人类的劳动生活之中;传说和故事较原始歌谣和神话产生要晚,它几乎贯穿于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性。直到今天,它仍然在不断地创作和流传。而史诗就不是这样,它产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一般说来,是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这一时期,作为神话时代已基本结束,人们的热情已不再倾注于天地的开辟、人类的起源、自然万物的生成等荒诞无稽的解释上面去追求自然开辟史。相反,他们更为关心本氏族、本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各民族创世神话中的民族族源神话,民族迁徒神话,是神话与史诗的连接点,也是英雄史诗的萌芽。马克思把史诗产生的这一时期称为“军事民主制”[①]时代,恩格斯称之为“英雄时代”[②]。这一时期,社会是以氏族和部落为基本单位,人类也已站在文明的门槛之上。母权制让位给父权制,私有制逐渐产生,氏族和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时,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拜让位于对氏族祖先和本部落英雄人物的崇拜。这些英雄人物成为史诗的主人公,他们的功绩,构成史诗的主要内容。严格说来,史诗中的最高统帅,不是国王和君主,他往往是部落军事联盟的统帅。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勇士的统帅”亚加米农,并不是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出现的,这是战争的需要。战争的胜利品由全体人民来分配,这就是军事民主制。恩格斯说:“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③]。随着财产积累,发生阶级差别,部落战争开始变为对财产和奴隶的抢劫和掠夺,“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福利而受到赞扬和崇敬”[④]。这就是国家产生前的社会状况,也是英雄史诗产生的广阔背景。
    史诗产生于造就英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民间的口头创作)也伴随着社会一同向前发展。这一发展,也为史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各民族的英雄神话、英雄传说、民族起源和迁徙诗歌,融进史诗的内容之中,变为史诗的开端。比如一般史诗从英雄诞生开始。民族诗歌体裁的发展,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为史诗的创作也作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史诗的产生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学成熟期的到来。
    关于史诗的分类,有些著作分为创世史诗(或古老史诗、原始性史诗)和英雄史诗[⑤],这种分类是否恰当,有待讨论。创世史诗或创世纪,严格说来不属于史诗范畴,而属于神话范畴。前面讲到各民族的英雄神话,民族族源神话,民族迁徙神话,它们确曾起过神话与史诗的纽带作用。在各民族的创世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创世纪和后世的英雄史诗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即创世纪中的英雄,神性超过人性,在创作上幻想代替了现实。   
    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古代的游牧民族中,英雄史诗特别发达,有些形成了发达的史诗群。号称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的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瞩目。此外,如蒙古族的《智勇王子希热图》,《红色勇士谷诺干》、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阿勒帕米斯》等等,也都是著名的英雄史诗。它们和长篇英雄史诗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划时代的意义。英雄史诗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产生和流传,并不是文学史上出现的偶然现象,它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就是它以长篇的韵文体制,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以它绚丽多彩的作品,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宝库,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史诗的空白,同时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独特的艺术画廊,不愧为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只是在口头流传,或以各种手抄本的形式展转传播。作为各民族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并没引起中国一些文学史家们的注意。和国外对于英雄史诗的研究相比,我们对史诗的研究尚处于启蒙阶段,和国内对于外国英雄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如对荷马史诗、印度史诗等的介绍和研究相比,也有着很大差距。比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谁也不否认它在中国以及世界英雄史诗中的桂冠地位。它的产生时代目前无定论,有说产生于十—世纪,有说产生于十三世纪,也有说产生于十四、五世纪。实际上这部史诗产生的年代,比学者们争论的时代要早得多。从史诗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它无疑产生在藏族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那种部落纷争、战争频繁的年代里。最初可能是一些歌颂格萨尔的短篇史诗。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才演变发展成现在所具有的庞大体制和规模。这种规模究竟有多大,未见全貌。一般说法,整个史诗有六十多部,一百二十多万诗行。它的流传简直成了一个迷。目前发现的不仅有藏文本,而且有蒙文本。“藏文本流传在广大的藏族居住地区,也流传在土族,纳西族等地区和尼泊尔、不丹、拉达克几个国外地区。蒙文本流传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蒙古族居住地区,在国外流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⑥]。这部史诗早就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法文、英文,德文、印度文的部分翻译本,成为国外学者研究《格萨尔王传》的珍贵资料。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1776年)俄国的旅行家帕拉莱斯,就曾在俄国出版过他的《格萨尔的故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1839年),俄国的斯英迪特在彼得堡印行蒙文《格萨尔王传》,并译成德文出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的郭增对《格萨尔王传》的人民性艺术性进行评论,并译出七章蒙文本的《格萨尔故事》。1902年,法国的弗兰克从西藏搜集了藏文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并于1905年在印度出版了藏英对照本《格萨尔王本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德维尼尔女士,十八岁时到青海地区,拜藏族永格登为义父,记录了藏族艺人说唱的一部分《格萨尔王传》,后译成法文,1931年在巴黎出版。另外法国学者石泰安也曾到中国四川藏族地区搜集《格萨尔王传》,1956年在巴黎出版了《林土司本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又写成《格萨尔王传研究》一书[⑦]。这说明《格萨尔王传》实具有世界影响。相形之下,我们对这部史诗的研究远远落在外国学者后边。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同《格萨尔王传》的情况相似。这部史诗共八部,二十多万诗行,在柯尔克孜地区广泛流传,“玛纳斯奇”(专门演唱玛纳斯的民间艺人)朱素甫·玛玛依能演唱全部史诗,他是活着的荷马,对柯尔克孜族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这部史诗已记录完备,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艰巨的研究任务。蒙古族长篇史诗《江格尔》,主要流行于西蒙古,即新疆的阿尔泰山区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蒙古族聚居区,即卫拉特蒙古族之中。目前已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在卫拉特蒙古族中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异文。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如此浩繁,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它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需要一支庞大的队伍。只靠少数人无法弄清这笔遗产的蕴藏情况,无法清理现存的文献资料,也无法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如果说民间文艺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的话,对史诗的研究尤其是这样。
二、少数民族英雄叙事诗的内容特色
    摩尔根说“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⑧]。这种阶梯,摩尔根认为有三级,各级均有自己的文明标志。蒙昧社会的标志是鱼类食物、用火知识、弓箭发明;野蛮社会的标志是制陶术发明、驯养动物,灌溉法种植农作物,用土坯和石块从事建筑、冶铁术发明和兵器使用;文明社会的标志是标音字母和文字使用。摩尔根认为荷马史诗,正是产生于人类社会的高级野蛮社会阶段,也即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这一点我们从蒙古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的史诗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史诗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史上,是一种文艺百科全书。它所表现的内容相当广泛也很有特色。史诗内容的特色,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落战争是英雄史诗描写的中心题材
    当人类社会跨越蒙昧阶段和野蛮阶段向文明阶段发展时,氏族制度逐步瓦解,同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战胜自然力的能力大大增强。“征服大自然的初步胜利,唤起了他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且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⑨]。为了维护安全,抵御自然和外部落的入侵、掠夺,部落战争成为“英雄时代”经常发生的事情。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就成为英雄史诗中当然的主人公。比如,蒙古族英雄史诗(民间俗称《镇压蟒古斯的故事》或称《平魔传》)包括众多的短篇史诗。这些史诗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据史料记载,公元七世纪前后,蒙古各部处于氏族社会末期,这时一些先进的部落开始孕育着奴隶制因素,蒙古各部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狩猎和放牧。史诗对这种经济生活,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作了细致的描写和曲折地反映。如《红色勇士谷诺干》中的主人公谷诺干,是一位理想化了的原始部落的酋长和军事首领。他代表着正义、勇敢和力量。在他的统领下,部落民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但在远离谷诺干部落的山谷里,住着一个十二个脑袋的魔鬼。“它不愿从事劳动,偏偏仇视安宁,它想终年混战,抢劫善良的人民。它老想残害出名的英雄,侵吞别人的领土,它总想奴役普天下的人类,霸占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十二头魔鬼趁谷诺干外出打猎,远离部落的时候,抢走了他美丽的夫人,于是发生了战争。这就是氏族社会瓦解之后,随着财产积累促使社会发生阶级差别,部落战争开始变为对财产和奴隶的抢劫和掠夺的现实。史诗中的十二头魔鬼显然是临近谷诺干部落的另一部落的酋长。另一史诗《大无畏的楚伦勇土》中发生的部落战争的直接起因也是为了畜群和财产。由此可见,以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现实,为保卫本部落利益而发生的部落战争,是英雄史诗产生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内容。
第二、英雄人物是英雄史诗的第一歌颂对象
在中国各民族中流传的短篇和长篇的英雄史诗大都以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命名,而且史诗的一开始都讲到英雄诞生。《格萨尔王传》第一章《在天国里》讲道,格萨尔王原是白梵天王的三儿子顿珠尕尔保。他聪明英俊,膂力过人,诸般武艺样样精通。这时候,下界人间,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妖魔鬼怪到处横行。各个地方,差不多都被他们霸占着。善良无辜的老百姓,遭受他们的欺凌迫害,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于是白梵天王派顿珠尕尔保下界投生。就在格萨尔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僧唐惹杰,听信第三个妻子那提闷和弟弟超同的谗言,将其母遗弃。于是格萨尔降生在一个又小又烂,四面透风的帐篷里。长大后“身上穿一件难看的黑山羊皮破皮袄,脚上穿一双难看的红腰子破马靴,腰上扎一条难看的结六个疙瘩的麻绳作腰带,头上戴一顶难看的象鹰翅膀一样的尖尖帽;背后插一个小旗儿,骑上小马驹,跑遍上沟下沟一切地方,去寻找吃的东西。”格萨尔在这里完全被描绘成一位贫苦的牧民。由于他具有超人的才智,出众的武艺,才平定了周围的部落纷争,娶珠毛为妻,纳妃称王,成了上岭尕地方的部落首领(黑头人君长)。史诗还讲他虽为部落首领,但每每事必躬亲,甚至到蕨麻海边放牧牛羊马群,他的爱妃珠毛,也亲自背水煮饭。一旦战争爆发,他马上将国事交付手下的大将而独身只往。他完全是为了上岭尕部落的利益,反抗肆虐,除暴安良。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勇敢、力量和智慧的化身。以他的一生事迹为主要线索所形成的史诗,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藏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的生活画面。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一开始也讲述着英雄的诞生。史诗一开始就讲:奴役着柯尔克孜族人的卡勒玛克汗王从占卜者那里获悉,柯尔克孜人中将要降生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就叫纳玛斯。他将率领柯尔克孜人推翻卡勒玛克人的统治。残暴的卡勒玛克汗王便派人把所有怀孕的柯尔克孜妇女抓来剖腹检查,妄图扼杀即将诞生的英雄。但是在机智的柯尔克孜人的掩护下,玛纳斯平安降生人间。玛纳斯幼年时,已长成力大无比的英雄。他亲自参加劳动,同情贫苦百姓,逐渐团结八方勇士,统一分散的柯尔克孜部落南征北战,为柯尔克孜部落报仇雪恨。其他几部主要讲述玛纳斯的子孙后代,与卡勒玛克人进行的斗争。除玛纳斯之外,史诗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如他的爱妻卡尼凯,就是他深谋远虑的得力助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中的江格尔,是宝木巴部落联盟的盟主。他征服和统一了许多部落。领导组织了六千零十二名勇士和五百万奴隶胜利地进行了许多次故乡保卫战。洪古尔是史诗中的红色雄狮,在他身上集中了蒙古人的九十九个优点。他对故乡、对人民的无限忠诚,雄狮一般的勇敢精神,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是草原勇士的典型。在《江格尔》众英雄的身上,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美好愿望和英雄理想。阿拉坦策基,史诗是作为智多星塑造的,说他能“牢记过去九十九年的祸福,预知未来九十九年的吉凶”。萨布尔是铁臂力士;沙纳拉具有坚毅不拔,任劳忍怨的英雄品格,明彦是世界第一美男子,凯吉拉干是口若悬河的祝赞手,雄辩家。就是史诗中的女主人公,如江格尔的妻子阿盖,莎布塔拉,洪古尔的妻子哈林吉措,也是不仅人才美貌,而且具有惊人的才智。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专一更是史诗尽力歌颂的。  
    史诗把英雄人物作为它的第一歌颂对象。格萨尔、纳玛斯、江格尔、洪古尔,谷诺干、希热图等,在史诗中都是一些箭垛式的英雄人物,他们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时他们的性格又是极其复杂的。在战场上他们铁马金戈,威武雄壮,在家庭中又执着于爱情,诉尽柔肠。如在《格萨尔王传》《降伏妖魔》之部中,当格萨尔出征降服妖魔时,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在部落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他无疑是集体利益和意志的象征。但史诗也用了大量篇幅和抒情唱段,描写珠毛对格萨尔的眷恋之情,以致使格萨尔念及爱情,忧柔不断,表现出格萨尔善良敦厚的性格特征。
    第三,史诗展现了广泛的生活画面,揭示出妇女的悲剧命运
    史诗在其产生和流传过程中,跨越了几个漫长的社会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新的内容注入其中。所以他在内容上又是其极庞杂的。如人类童年时期对图腾的膜拜、原始宗教信仰,对天地日月、祖宗亡灵的祭祀,在史诗中都有反映。有些史诗还反映了人类婚姻制度的演变。在史诗产生的时代,大都采取族外婚的形式,氏族和部落内禁止通婚,男子到外部落娶妻,女子远嫁他乡。原始时代“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庭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地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⑩]。女性社会地位的这种变化,我们在少数民族的史诗中经常可以遇到。格萨尔王有许多妻妾。《降伏妖魔》一章,描述了妖魔长臂恰巴拉忍毒龙抢走爱妃梅萨绷吉而发生的一场战争。《红色勇士谷诺干》中,描述了十二头魔王抢走谷诺干美丽的夫人而发生的战争。智勇王子希热图骑马驰向太阳国,去向幼年订婚的盖丽茹公主求婚。完婚回来后,又和洗劫故乡的十二头魔鬼展开生死斗争,解救双亲和受难的百姓,胜利返回故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史诗的时代已和神话时代大不相同,女性煊赫的时代已经过去,古代神话中保存的母权制的残余,在史诗中已不复见到,代之而起的是男性英雄,这时男女结合,“既不是精神相通,更不是理想一致。男的武艺超群,女的美貌,就能构成结合的基础”[11]。史诗中为女性而战的描写,充分揭示出妇女的悲剧命运。
三、少数民族英雄叙事诗的艺术特色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史诗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2]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对史诗美学价值的高度评价。作为一种规范和范本,表现出史诗在题材选择上,在各民族民间文学体裁中,没有比它再广阔的。史诗反映了整个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的生产、生活,社会风情画面;在结构上,没有那一门类的民间叙事作品可与史诗相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总是一个民族的性格的象征;在语言上,史诗融汇了口头韵语和散文形式的精华,造成史诗语言壮丽雄伟的气势。下面我们将史诗艺术上的特色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结构宏伟,气势磅礴
    史诗,除单篇的作品之外,一般都是宏篇巨制,结构庞大。这种结构形式是由史诗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决定的。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叙述了格萨尔一生的战斗事迹。它的结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分章本,一种是分部本。分章本是把格萨尔的一生事迹,在一个说唱本里分若干章来叙述,实际上是一种简缩本。如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就是这一类型的本子。它共分五章,即《在天国里》、《投身下界》、《纳妃称王》、《降伏妖魔》、《征服霍尔》。有些分章本尚有第六章,即最后一章《安定三界》。这种分章本将英雄格萨尔一生中的主要行事都包括了。分部本往往取格萨尔事迹中的一个片断,敷衍成首尾完整,独立的一部。也有些分部本,是新增加的情节。这样就使整个《格萨尔王传》的分部本多达几十部。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和《格萨尔王传》不同,它不以玛纳斯一人的事迹贯穿整个史诗,而是写了几代人的斗争,共有八部二十多万诗行。史诗的第一部《玛纳斯》从英雄诞生写到英雄逝世。以下各部《赛麦台依》,叙述玛纳斯的儿子赛麦台依继承父业,与卡勒玛克人斗争,最后被叛将坎乔劳肯杀害;《赛依台克》写第三代英雄赛麦台依的儿子赛依台克严惩叛徒,驱逐外敌,重新振兴柯尔克孜族的英雄业绩;《凯耐尼木》写第四代英雄赛依台克的儿子凯耐尼木平息内乱,抵御外侮,为柯尔克孜人缔造和平生活的业绩;《赛依特》写第五代英雄:凯耐尼木的儿子赛依特,斩除七头妖魔,为民除害的英雄事迹;《阿斯勒巴恰、别克巴恰》写赛依特的两个儿子阿斯勒巴恰和别克巴恰继续与卡勒玛克人的斗争,《索木毕莱克》写第七代英雄别克巴恰的儿子索木毕克战胜卡勒玛克人的英雄业绩;《奇格台依》写第八代英雄索木毕莱克的儿子奇格台依与再次前来侵犯的卡勒玛克掠夺者的斗争。《玛纳斯》各部之间既可单独成为独立的篇章,内容上又相互联系,从而形成史诗宏伟的规模。整部史诗通过玛纳斯几代人的斗争事绩,表现了柯尔克孜人勤劳勇敢的品质和他们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它是柯尔克孜人民顽强意志的生动体现。蒙古族的《江格尔》和藏族、柯尔克孜族史诗的结构又不相同。《江格尔》着力描写以江格尔为首的英雄群体的英雄业绩。在江格尔手下有六千零二十名勇士,对这些热爱故乡,珍视友谊,嫉恶如仇、英勇善战的众多英雄,特别是英雄雄狮洪古尔,史诗都作了热烈的描写与歌颂。这就形成了《江格尔》庞大的史诗规模。
    决定史诗宏大规模的内在因素是它充实而丰满的内容。一定的内容总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去表现。各民族的英雄史诗,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它的宏大的规模中,我们看到了各民族劳动人民天才的智慧和创作上的才能。
    第二、神话、幻想与现实巧妙交织
    史诗产生的时代与神话产生的时代相当接近,所以它无法摆脱神话对它的影响。史诗并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它是在长期的人民口头创作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全民性和集体性的品质。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既是神奇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真实的,又是理想的。它们往往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它的产生是很早的,它几乎概括了公元七世纪到十世纪青藏高原部落纷争的社会现实。之后,史诗在长期的口头流传以至形成它的庞大体系时,在内容上起了许多变化。它的神话(原始神话)色彩逐渐为宗教意识所代替,特别是佛教思想浸透到史诗的各个篇章。尽管如此,这部史诗的光彩并未被淹没,相反,在宗教外衣的保护下得以保存和发展。史诗中讲道,格萨尔虽是天神之子,但当他投生下界时,却成了真正的人。他对众多的妖魔的胜利,是人对神或人对魔的胜利。在他身上更多地体现了神话,幻想与现实的交织和统一。如史诗中关于格萨尔人间生活的描写,处处给人以现实感,仿佛使我们闻到了藏族所特有的酥油茶的芳香,民族生活特色是很浓的。如珠毛命婢女阿琼吉、里琼吉打酥油茶的场面,就具有人间烟火气味。酥油茶煮好之后,敬天神、敬大王、给婢女喝,剩下的喂马、喂狗,泼在地上、撒上灰等民族生活和风俗习惯,都描绘得十分真切。只有当格萨尔遇到困难时,他的保护神才来帮助。这时,人的美好愿望(幻想)只是借助神力加以实现罢了。
    蒙古族短篇英雄史诗《智勇王子希热图》在神话与现实的揉合上,具有代表性。史诗讲道:在东方特古斯王国,诞生了一名智勇的王子希热图。春天的一日,他在宫里熟皮子,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而无限惆怅。他遵照父母的指示,到太阳国去,向幼年时订婚的太阳国盖丽茹公主求婚。太阳国王不肯轻易允婚,设下三种竞赛,试探希热图的本领。在赛马、射箭、摔跤三项比赛中,希热图以超人的机智和本领战胜对手,得以和盖丽茹公主完婚。这三项比赛,至今还是蒙古族传统节日“那达慕”的主要内容。而史诗中的蟒古斯部落则处处呈现出一幅奴隶遭受压迫的悲惨情景。从太阳国、特古思国到蟒古斯部落的描写,无不表现出史诗创作者的美学理想和神话、幻想、现实紧密结合的显著特点。
    第三、壮丽华美的语言,造成史诗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史诗的出现常常标志着一个民族语言发展的高峰和创作走向成熟。因为史诗中奇特美妙幻想的表达,威武雄壮的战争场面的描绘,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叙写,都是靠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来完成的。史诗产生于民间的集体口头创作,它无疑吸取了民间口头语言的精华。大型的英雄史诗,在创作和流传中,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而且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加工,使语言具有无比巨大的表现力。如《格萨尔王传·降伏妖魔》之部关于格萨尔出征前那番披挂的描写就是如此。珠毛唱完,格萨尔大王也唱道:
妃子珠毛你听着,
你快去开开仓库门的锁钥。
拿出我那胜利白额好头盔,
拿出我那世界披风好战袍。
把上边的灰尘抖呀抖三下,
再抖一下就把妖魔魂抖掉。
拿出我那朱砂降魔剑,
拿出我那水晶白把刀。
抽刀出鞘亮呀亮三下,
再亮一下就把妖魔魂吓掉。
拿出我那大鹏展翅好箭袋,
拿出我那红鸟七兄弟好神箭。
把箭头磨呀磨三下,
再磨一下就把妖魔魂吓掉。
拿出我那大星放光的挡箭牌,
拿出我那弯如牛角的好宝弓,
把灰尘抖呀抖三下,
再抖一下就把妖魔魂抖掉。
从中间的仓库里,
拿出我那红绒方垫的好鞍鞯,
拿出我那光辉烂灿的金鞍子,
把灰尘抖呀抖三下,
再抖一下就把老妖魂抖掉。


叫出马童白雪神,
拉出神智赤免马,
要用金盆盛鲜奶给马吃,
要用玉盆装草料给马吃。
垫上我的红绒方垫好鞍鞯,
备上我的光辉烂灿金鞍子。
我雄狮大王骑在骏马上,
上天下地谁能比?
    格萨尔的这段唱词,显然是吸收了藏族的马赞、鞍赞、刀赞、弓箭赞等民间祝赞词的语汇。祝赞词在藏族民间很流行,它是对美好事物的热情赞歌。用它来塑造格萨尔的形象,或构成史诗的形象画面,不仅壮丽多姿,而且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在人物对话中,史诗常根据不同人物的身份,借用民歌表达思想感情,如《格萨尔王传》中牧羊人所唱的“我牧羊人是人中最好的,山羊皮袄是衣服中最好的,白羊皮帽是帽子中最好的,抛石器是武器中最好的……”这些来自牧区人民生活中的词汇,往往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民间格言和谚语,使史诗所要表达的思想具有哲理性。如史诗《玛纳斯》在人物对话和状物抒情时,常出现“战不胜天灾,就战不胜仇敌”,“没有翻不过的高山,没有战不胜的敌人”,“让外敌来侵犯,是英雄最大的耻辱”等具有号召性和坚定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的谚语,也有“生长梨子的地方,长不出荆棘来”,“在天堂里游荡一千天,不如在地上活上一日”,“坚冰融化变成水,醉意散去会清醒”这些深含哲理和人生经验的谚语,随着口头传唱,使史诗表现出口语化的显著特点来。
    其次,大胆运用铺陈、夸张、比喻,拟人等表现手法,造成史诗雄浑壮美,绚丽多彩的气魄。
    翻开任何一部英雄史诗,我们都可看到语言上的铺陈,夸张、比喻和拟人手法比比皆是。那壮美的言词构成的生动人物形象和画面,令人惊叹。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作家的诗歌创作,在语言上达到如此高超的成就。我们仅举《江格尔》第三章《洪古尔和萨布尔的战斗》为例,来说明史诗在语言上的这一特点。    萨布尔是被江格尔收伏的一名勇士。第三章一开始,史诗用精炼概括的语言介绍他的生世。他的父亲是大无畏的英雄,他的母亲是海洋般富有的女人,而他号称铁臂力士,人中的鹰隼。在江格尔的盛大宴会上,右手第一名勇士阿拉谭策吉就提醒江格尔:
人中的鹰隼,
铁臂力士萨布尔,
他有八十一庹长的月牙斧,
片刻不离他的肩头,
无论多么强悍的勇士,
都经不住他的利斧一砍,
无论怎样骁勇的骑手,
都被他一手拎过马背。
萨布尔还有一匹用一万户奴隶换来的线脸栗色马,它是千里宝驹,跑起来,无论什么样的快马也不能超过它。这样的勇士,让谁去降伏他呢?只有江格尔手下的摔跤名将,独胆英雄洪古尔。对洪古尔,史诗是这样描写的:
在东方,
他是人民的梦想,
在西方,
他是人民的希望,
……

冲进敌群勇猛厮杀,
好象灰狼冲进羊群,
……

在六万名敌将云集的战场
他英勇地徒步鏖战,
把那高大的香檀连根拔起,
理了枝丫扛在肩上。
猛力一击,
把五十名好汉打得肢体断碎
信手扫去,
把五、六名勇士打得血肉飞迸,
他的盔甲腐蚀了,
刀伤化脓了,
脓血流淌了,
香檀似的腰干弯曲了,
光彩焕发的面孔灰尘似的黯淡了,
这时六千只枪尖向他刺来,
他纵身一跳,
四肢不碰枪尖,
象火星一样跃到高山顶上。
    这样的勇士,却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一醉就是七七四十九天。江格尔带领八千名勇士迎战萨布尔,被杀得人仰马翻。这时江格尔的夫人阿盖来到洪古尔酣睡的金宫,用她纤细柔软的十指,在洪古尔箭筒似的两耳中间,挠了二十三次,洪古尔才从酣睡中惊醒。阿盖夫人用极夸张壮美的语言激励洪古尔上阵杀敌:
高尚的洪古尔啊,
你不是瞬间就能十二变吗?
你不是为了守护江格尔而生吗?
你不是为江格尔飞跑的野兔吗?
你不是为江格尔攫取猎物的雕鹰吗?
你不是搏击长空的鹰隼吗?
你不是完美无缺的勇士吗?
你不是亿万勇士的先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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