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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云南日报 2011年08月12日 11:10

　　与水有关的地名及水利开发

　　■ 吴光范

　　云南一些地名的来源，与水源的发现和水利开发有关。清代鄂尔泰治理云南时，提出了“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的思想，在水利开发方面多有建树——

　　水为人类生存所必须。古往今来人们为寻找水源，留下了不少地名。云南地名中，“易门”、“八宝”、“南京”、“异龙”、“云龙”等，其来源都与水有关，非常有趣。


　　与水有关的几个地名

　　“易门”是彝族先民找水留下的地名。《元史地理志》载：“县西有泉曰洟源，汉语讹作易门。”因历史上彝族群众在此县西部群山中发现了一股泉水，水质甘醇，遂辟崖扩源，导水入池，用来饮用、酿酒、制豆豉，其味甚美，并开渠引水，垦殖繁衍，聚邑而居，遂名其泉为“洟源”。这是汉语与彝语混合地名，彝语“洟”为水，“洟源”意为有水源的地方；称其坝子为洟门。元至元四年(1267年)设洟门千户所，十二年(1275年)置易门县。初建城于南庄，后迁建于龟山(今址)。《元史地理志》说“讹作易门”，其实未必是错讹。《新纂云南通志》卷三十五说：“至元十三年丁亥，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诸路名号来上。盖云南地名多用土语译音，至是其中不雅顺者，大都改易也。”这里说的“土语”即少数民族语。如同元代把碌券改为禄劝、罗婺甸改为武定一样，“洟”字难读难写，以音近改作“易”，是有意雅化，不应视为错讹。

　　易门城西的“洟源”，今名大龙口，俗称“三山一水”，系原始森林密蔽的崇山峻岭中崖层里蓄积的清泉，从山谷中崖壁下石穴中溢出，潺潺流淌，终年不绝。明代曾在龟山建易门守御千户所城，“引大龙泉绕城为池”，“崇祯五年知县王国勋建水城于西门外，暗通河水入城。”近年引大龙口湖水，依山而下，层层跌落，水汽蒸腾，绿树蒹葭，蔚为壮观，成为当地盛景和各族人民休息歌舞之所。

　　“八宝”是壮族在喀斯特地区找水留下的地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八宝乡，是优良大米——八宝米的产地。这个地名，好像是汉语八个宝贝，实为壮语，“八”是口子，“宝”是水井，意思是水井口。当地为岩溶地区，找水困难，因古人发现地下有伏流，打井得水，遂在水井口边建房而居，耕作而食，故名。因找到了水源，人们在种植水稻中，育出了优质大米“八宝米”。说来奇怪，能产此种米的地方面积不大，就像遮放米、建水草芽、石屏豆腐、安宁温泉豆腐之类，当与地层中水质、水中矿物含量、PH值等有关。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特定的农产品和特殊产业，是值得有关专家和产业开发者研究的课题之一。

　　镇源、瑞丽的“南京”是傣族先民找水得名。从字面上看，“南京”好像是汉语地名，往往被认为与明代移民和江苏南京应天府有关。实际上，镇源县“南京街”在一个山坡上，过去是傣族居住地，傣语“南”是水，“京”是吃，倒装句，意为有水吃的地方。因傣族先民在此山坡上找到了一股泉水，遂建村而居，后来在此交易，形成街道，得名南京街。瑞丽“南京里”，是因为古代傣族先民不但在这里找到了水，而且是优质泉水，傣语“里”为好，意为水好吃的地方。

　　“云龙”水库，其地古称“易笼”，今为滇中调水工程水源地，对昆明城市饮水和今后改善滇池水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元史地理志》载：禄劝州(今禄劝县)易笼县(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县，后并入禄劝县)：“县境有二水，蛮语谓洟为水，笼为城，因此为名，昔罗婺部大酋居之，为群酋会集之所，至元二十六年立县。”罗婺部属彝族部名，统属很多部落，其中一个大酋长在二水汇流处筑城而居，彝语，“洟”为水，“笼”为城，得名易笼，又作易龙，意为水城，即建于水边的县城。

　　云龙县，古名云龙甸，1913年置云龙县。《云龙县地名志》载：“流经云龙境内的澜沧江每值冬春季节，江上朝覆云雾，顺浮水面，宛如长虹，晨则渐生成龙，故得名。”另说：“南诏时，有些大理人受了统治者的压迫，逃到这一带山林里谋生，回大理后，有人问讯近年躲在何得？答曰：‘云浓深处’，‘浓’与‘龙’同韵母转音，因而得名。”三说：“云龙”为彝语“洟笼”(意即水城)的同义别译。

　　异龙湖，位于石屏县城东门约1公里处，水面面积约42平方公里，湖岸长86公里，平均水深3米，最深处约7米。中有三岛：小岛称马坂垅、中岛称小水城、大岛称大水城，古时岛上多蛇蝎毒虫，南诏曾徙罪犯居之。《石屏县地名志》：“彝语地名。彝语为：‘邑罗黑’，‘邑’——水。‘罗’——龙，‘黑’——海，即龙吐水形成的海，因湖畔山形似龙得名。”另说，彝语，异(邑)为水，龙为城，异龙即水城。《新纂云南通志》第二十五册载：异龙湖“西部有小屿三，曰大水城，小水城(俗并改为瑞城)，曰浮石舫(以形如舟浮水面得名，俗称马抱龙，谓如一抱于龙湖之上也)。”彝语，异、洟、邑为水，同音异写。

　　以多例考之，云龙、异龙为水城之说更近本源。而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兴盛，人们总要在地名上联想出一些美景和故事，而得“晨雾成龙”、“云浓深处”、“龙吐水成海”之说，当属必然，且可引人遐想，于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亦属有利。

　　泸西与漏江

　　泸西县曾称漏江县，为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元置广西路，明为广西府，清为广西州，1913年为广西县，1917年为避免与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同名，以县城西有泸源洞(今阿庐古洞)和城西有古泸川(今名西大河)而改名泸西县。

　　何为漏江？《新纂云南通志》载：“漏江县，伏流山下，复出蝮口，谓之漏江。”《道光云南通志·山川志》亦载：“泸川源出广西州北三十里，南流至阿卢后洞，伏流穿洞，由前洞南出为泸源，东南流汇东河为矣邦池，由尾闾泄入伏流，南入南盘江。”左思《蜀都赋》：“漏江伏流溃其阿。”可知汉之漏江县，是以岩溶地区江水仿佛漏掉，变成伏流而得名，并曾经“溃其阿”，即涌流溃堤，淹没低洼之地。

　　在岩溶地区建水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云南省政府在建设五里冲水库中有过成功实践经验。五里冲水库于1991年10月正式动工兴建，采取了明堵暗灌、高压灌浆、构建防渗帷幕墙等特殊综合工程技术手段，设计库容7949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0万亩，年提供城镇生活、工业用水1500万立方米。一期工程于1995年7月1日正式关闸蓄水。至2000年，五里冲水库配套工程的二期引水低沟工程建设已全线贯通，顺利实现了跨流域引水入库。五里冲水库的建成，为蒙自的发展和建设个开蒙城市群，打下了重要的水源基础。

　　鄂尔泰的治水功绩

　　古往今来，在岩溶地区找水，不乏先例。

　　鄂尔泰(1677年~1745年)，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举人。雍正三年(1725年)迁广西巡抚，后总督云、贵、广西三省。鄂尔泰于水利素有研究。早在来滇之前，雍正元年(1723年)任江苏布政时，便“视察太湖，拟疏下游吴淞、白茆”。他认为，水利是农业的保障，一旦治水不周，出现水灾或旱灾，百姓将无生计；强调水利对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的极端重要性。雍正二年，鄂尔泰在江南大兴水利，“浏河、镇江、丹阳各路，无不修举”。

　　鄂尔泰治滇时，推行雍正改土归流政策，奏请将乌蒙、镇雄二府由四川划归云南管辖，以“宣明昭通”之意，改“乌蒙”为昭通。他在改土归流的同时，大兴水利。

　　鄂尔泰悉心研究云南高水低用、低水提用之规律。在向雍正的奏折《兴修水利疏》中，他指出：“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兴废攸系民生；修浚并关国计”，描述了云南的自然地理、洪旱灾情及水土资源等情况和特点；总结了临安、楚雄、曲靖、澄江、东川、大理、永昌、永北(今永胜)、广南等府及部分州县的水利建设，提出了长期治水的设想；对水利勘查，施工管理、劳力、经费等问题也做了论述，是云南水利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史载：鄂尔泰“奏全滇水利六则，均下部议行，又大兴三省水利，如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硐、八达，粤之杨林诸河，俱宣流贯行。”他还著有《修浚海口六河疏》《临安修河谕》等。其助手、云南粮储水利道副使黄士杰著有《六河总分图说》，对昆明金汁河、盘龙江、马料河、银汁河、海源河的水源、河流情况，皆明确查勘，所提治理规划，颇为翔实。

　　鄂尔泰还亲自在岩溶地区找地下水。在建水李浩寨山中找水时，他令人向落水洞中抛入谷壳，在下游发现谷壳流出处之间，开渠引水，解决了人的饮水和灌溉用水。《新纂云南通志》一百三十九卷《鄂尔泰兴修水利疏》载：“建水州查自南庄十六营以下，暨狮子口、郭家村等八处，田地甚多，苦无活水，但雨泽稍迟，即秋成失望。前任知州祝宏以附近南庄之李浩寨山腹中有过泉一道，细流不息，入地无踪。曾竭力开挖，不能疏通，禀报，臣令以谷壳糠填入，向下寻流，约三十里流出于州属之老鼠窄，知为此泉无疑。遂穿凿地道，伐木为箱，穴中水涌势甚湍激，随复开沟导水，俨成大渠……该地田亩皆赖以丰收。”

　　这一时期，全省兴修水利工程70多项。仅在昭通就兴修水利10项，可灌溉土地2万多亩。为保护这些水利工程，鄂尔泰还奏设水利专官，专管这些水利项目，从而保证了水利事业的长久发展。其疏说：“全省有水利地方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均加水利职衔”。此举虽没有专设水利官之职位，但以地方副职官员兼任各地最高水利行政长官，提高了各地方官员对水利的重视程度，增强了地方官员的治水责任感和使命感。

　　鄂尔泰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注重开发江河航运。他曾亲赴剥隘，提出疏濬通航，“川粤江河，舟通滇会，则片帆直达吴楚”的设想；修浚了1200里的清江、300余里的都江，使之“邮递往返”，成为“水道康庄”。他还修筑了上起土黄，下至广西百色全长700余里的河道，使“两粤、楚湘为之沟通”。

　　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奏请设立水利专项资金，并提出长期坚持每年岁修水利的主张。他说：“各路兴修水利，可为万世永赖之计，每年必须岁修，当保勿坏”，而设水利专项资金。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体以收取土地升价交易之税及盐税，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负担，并把资金交予清廉的官员来管理，按年报销，“造册存贮，以备永远兴修”，体现了鄂尔泰以制度兴水的理性认识。在清代中前期，如此重视水利的官员殊不多见，对当代亦有所启迪。

　　(作者单位：省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