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古阿格

看了李怀印的《华北村治》、纳日碧力戈的《现代背景下的族群文化》。

二者殊途同归，殊在讲的对象不同，一是讲三农，另一个是讲族群理论；同归在于人的主体。

村治与统治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在国家、精英、民众三者之间互动、互审、互构中达成了有机的统一体，而后者更多趋向于单向度的话语权力实践。同时，因所处地缘、经济社会条件不同，即使同处一个时代，社会内部结构与实践效果也呈现出不同结果。正如文中所提及的华北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带的政治、阶层博弈格局的差异在于传统内在结构的生成与再创造功能迥异的结果。从办学、黑地、政权重组、结构关系、国家、地方、精英、民众、权力分成与实践等系列社会事实的条缕析分中，阐述了晚清至民国这一期间国家与地方在农村权力实践过程中的深层复杂关系。
在这里，农民与地方、与国家不只是单纯的阶级斗争关系，也绝非三座大山、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这类大而化之的单向论可以概之。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地方传统作为话语阐述背景，突出了地方文化的生成及其历史作用，这些作用并非外来的国家意识形态能够任意支配，更多是在国家、地方、精英的互动、互审中达成有机的社会关系图景。其中文中提到了地方精英与民众、知县一同抗交苛捐杂税的个案，其中分析切中要綮：集体利益共同体的达成是不同集休力量的利益最大化组合中实现的。华北不再是一幅他者化的刻板印象，而是成为鲜活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

其次，这种治学范式值得学习，后期作者转向建国以来中国农村研究就显得顺理成章，也是前期的深化与升华。功到自然成，这个功离不开基本功与环境、后天的积累。

纳日的《族群文化》更多是他者化的舶来理论，好在作者食洋能化，活学活讲，使之成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工具。族群首先源于种族论，后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再演绎为工具化选择。族群的讨论曾席卷上世纪末的国内理论界，大有撼动传统民族观之势，以致有些“权威”忙着降温灭火，“民族”无小事。人类学、民族学也是政治学，信然。

现代性——族群，既是悖论，也是同一论。正如马克思观点，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共产主义实现之时，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但从当下情境考察，现代化日新月异，民族问题不但没有呈现出消亡趋势，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升级为国际大事。费老提倡的文化自觉不只是自我主体而言，也是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地区、族群的文化主体而言，不然，他自觉、你自觉了，我不自觉，还是大同不了。何为“自觉”？仍脱离不了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知识体系。

以公民社会替代族群社会，是否隐含着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的大而化之的情结？

任何指责地方民族主义者，无不以自我民族作为中心为基点的。他何以这样自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无国、无族主义者？这样的人存在吗？

以我为主，往往陷入越来越窘迫的“小我”中不能自拔。设身处地的主体间性或许是唯一的理解与阐述的合理途径。走入华北乡村如此，族群社会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