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换书
作者：曹旭
中外书摘 2008年第5期
第一次乘“新鉴真”到日本，带去十几本自己写的《诗品研究》，想送给日本大学图书馆，因故拖延下来，没有送。扔了，可惜；带回去，是石头往山上背。于是想到换书。
换书的想法挺离谱，亏我想得出来。把自己的书，拿去和书店里的书调换。书店肯不肯？可不可以？不管他，试一试再说。
离光华寮不远，有一家“朋友书店”，日本人开的，专卖日本书和中国书，有大陆和台湾来的中文书籍。
“朋友书店”门面不大，停着一辆小车，足以堵死门不能进出；店内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但却功能齐全，经济、哲学、历史、地理、天文、语言、文学，尤其是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特别多。三分之一是日文书，三分之二是中文书。
里外两间屋子，外间自动门进来，像走进故宫的回廊，全是高达三米的书墙，中间又放了两排，琳琅满目，路狭仅容一人过。外间一分为二，里间隔成办公室和收款处，中有门与里间相通。里间也一分为二，一面是密集型的书架，一面是库房。密集型的书架下设轨道，上有方向盘一样的手柄，可以摇开架与架之间的距离。我九三年初来时，是手动的；现在改为电动的，只要一揿按钮，满载的书架就会自动分开。这样可以多放一倍的书，螺蛳壳里，一样可以做道场。
因为近，散步经常散到那里，于是进门看书；店里的两个伙计大抵已经看熟了我，知道我是个只看不买的家伙。但他们仍然很客气，和颜悦色地招呼我，然后不打搅地让我一个人看书。
我看书，大都是背着手，整排整排地看，很少把书抽出来，除非实在想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其实，书可以一本一本地读，也可以一排一排地读。一个学者说，他在社科院文学所的时候，一次在资料室遇见钱钟书，请教钱“怎么读书？”钱指着摆满资料的书架说：“就这么读，一排一排地读；今天读这一排，明天读那一排。”
什么书，谁写的，哪家出版社出版，有许多信息。
有时，出国久了，没有书讯和出版方面的消息，便通过散步去“朋友书店”，读架上的新书，一排一排地，一架一架地读，读出很多信息来。
譬如，经常会发现，在国内不知道或没有发现的书，倒在“朋友书店”的书架上发现了。
譬如，同样一本书，在中国也买过，现在就可以饶有兴趣地对比原来的定价和贴签的日本定价。惊讶地发现，我写的《诗品集注》中国定价是二十一元，贴签上是三千日元。折算到人民币，涨了十几倍，比以前在东京神保町书街上发现的二千五百日元，又贵了五百日元。
譬如，国内批评现在的学人，书越写越厚，似乎是篇幅越长越有学术价值；也是一种风气。现在看，日本人写的研究著作，也越来越厚；我目测，用手比划，超过十公分的厚书，比比皆是，比中国的书厚很多；中国书越写越厚的风气，说不定也是日本传过来的。
有一本大矢根文次郎先生的《世说新语和六朝文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的，257页，三千五百日元，几次想买，都嫌贵，一次一次下不了决心。还有台湾学者一部研究《颜氏家训》的著作，也想买，现在好了，可以换书。
一天中午，我计划好了，带上四本自己的《诗品研究》，精装的，准备去换大矢根文次郎先生的《世说新语和六朝文学》和台湾学者的《颜氏家训》注释。《世说新语和六朝文学》薄一点，《颜氏家训》厚一点，但平均下来，和我的《诗品研究》差不多，为了怕店主不肯换，我多带了一倍去，两本换一本。店主唯利是图，我大放血，大让利，两本换一本，让他占便宜，我想，他肯定同意换的。
书带去了，放在包里；徘徊了一阵以后，便将《世说新语和六朝文学》和《颜氏家训》取出架，一起拿到营业员那里。
营业员是一个女孩子，我说了要换书的意思，她一脸茫然；拿着书，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其实，并不是我的日语表达得不对，我是说清楚了的，关键是，我的换书，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她以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又对她说了一遍，还说两本换一本的话。
她突然懂了，掩饰不住地大笑起来，一面说：“怎么这么有意思？”
然后，她对六本书反反复复地看了又看；她说：她不好做主，要去请示书店当班的负责人。
负责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剃着平顶头，一副很精干的样子。他看了以后也笑起来，说：“一辈子没有碰到的事，真有意思。怎么办？没有碰到过哩！”
他表示，他虽是当班负责人，但也没有权力处理这件事，于是打电话请示老板。
日本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做任何一件事，他们都会很认真，很负责，既对书店的老板负责，也对读者或购书者负责，碰到问题，最常见的方式是“请示”。不像中国的营业员会自作主张，你提出换，她马上就堵死你说：“不可以。”日本人的习惯是请示，我只能等待。
老板来了，老板的年龄也不大，看上去更斯文一点。
我先介绍自己写的《诗品研究》，给他看前面精美的书影，并告诉他，以前贵店也卖过我的书，《诗品集注》要三千日元一本。他接过书说：“真是好书呢！”我说：“我的两本换你的一本，四本换你的两本？”
他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
他说：“不公平吧！”
我说：“哦，那我吃点亏就算了。”
他说：“那样的不行，谁吃亏都不行。”
我说：“我吃亏，又不要你负责。”
他还是摇摇头，弄得我有火发不出。人们都说日本人死板，一点灵活性也没有，一点灵活性也不要。以书易书，那不可能完全对等的。
他还是摇摇头。
我开始把我的书放进包里。
他问：“你是中国人？”
我说：“是的。”
他问：“你在京都大学？”
我说：“是的。”
他问：“兴膳宏教授，你认识不认识？”
我说：“认识。今年刚退官，现在在京都博物馆当馆长。是我来日本的保证人。”
他说：“兴膳宏教授经常到这里来买书的。”
我当然知道，“朋友书店”，靠的就是京都大学；京都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全日本是最出名的，是著名“京都学派”的发源地。许多学生和老师，养活了“朋友书店”。
他说：“你的是兴膳宏教授的朋友，我的也是兴膳宏教授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
他接过我要插回原处的《世说新语和六朝文学》和《颜氏家训》说：“不要的放了，这两本书送给你，你的研究的可以用。”
我一下倒听不懂他的意思了，拿着他递给我的书，怔了半晌才明白。
这样吧，我也赶忙重新从包里取出我的四本《诗品研究》说：“作个纪念吧，这是我写的书，送给你们店。”
他说：“好的，好的。”也收下了。我们紧紧握手，他欢迎我再来。我也欢迎他到中国来。
走出“朋友书店”，觉得很有趣。在“朋友书店”，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换书不行，互相赠送倒可以。在实用主义看来，这也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换的是利益，送的是友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间送书，不亦君子乎？
于是想到，世间的事，有时退一步，换一种思维方式，便海阔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