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神信仰——古日本的生与死
豆瓣 2010-09-06 23:17:44 来自: AOI
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构想的评论
本书是关于柳田国男的学术研究论文。很规矩的文字，却叫人感觉到异样生动的美感，春祭，秋祭，氏神，山神，都非常亲切。篝火点燃的夜晚，为春耕与秋收欢舞的男女老少，几乎历历在目。与自然相亲，感觉人就是自然的一份子。一直觉得，民俗学研究应有的最基本态度，是孩子般天真好奇的爱心。就如同走过盛开着碧蔓黄花的田埂时，会想偷偷掀起瓜叶，窥找那躲在叶下的精灵。这种真诚的好奇只应出自于天然的喜爱，而非其他。如果只想抱着学术解析的生硬态度，而没有对研究对象的感情，是不可能接近民俗一代代传承下最纯净的精神核心。
常有说法，认为东方的中国、日本，自古以来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并不认同，不过确实在某一方面，中日两国非常接近，比如日本的氏神崇拜，与中国的祖先崇拜，几乎可以等同。不过日本有柳田国男这样的人物将民间信仰梳理成可系统解析的形态，中国没有人做这样的事而已。
氏神信仰为什么可以称为一种信仰，一种民间宗教?其实是否可以将信仰和宗教混为一谈，还有待商榷。宗教的产生，是源于人对自然、对自身，以及对二者关联的探索。西方学术界常把东方这种民间信仰定义为泛灵崇拜，认为是处在宗教的原始阶段。但实际形态上，一个家族只会祭祀一位氏神，从一个集团或个人同时信仰多个神的观点出发，认为氏神信仰是多神教的说法并不成立。这一点与西方母系氏族的女神崇拜很接近，在古老的母系社会中，不同地区民族的人信仰母神，尽管母神的形态、名字各异，但在地位与司掌之能上无甚差异，我们可以认为，人们是用不同的名字祭祀同一位神。
历史上，以宗教的名义发动的战争以及迫害给人类留下惨痛的记忆，于是向现代文明发展，宗教越来越演变成一种个人内在的追寻，失去了它另一外向的作用：搭起人心灵间的桥梁。这种桥梁建立在一种共同的契约上。在一般认为成熟形态的宗教中，它表现为对教义的服从，在东方的氏神崇拜，则是基于共同的血缘关系。根据柳田的论述，氏神就是把祖先的灵魂作为神来供奉。而且氏神不仅仅是一族最早的先祖，而且包括祖祖辈辈先人灵魂的融合体。特别有意思的是，不同的家族因为联姻融合之故，氏神也可相互融合。因为氏神原本就是灵魂的融合体，这就很自然地避免了纷争，也再次说明了东方民间信仰并不是一种泛灵主义的多神教。
宗教存在的一大作用，在于它对生死这一终极问题的解释。在日本古老的氏神信仰中，认为人死后过一段时间灵魂会融入氏神，同时在融合中个人的灵魂会失去个性，成为无差别的氏神的一部分。因此氏神是一种不具备特定人格形态的特殊灵体。并非所有的灵魂都能融入氏神。有污秽、得不到子孙供养以及带有怨恨的灵魂——变成荒魂的御灵，都不能融入氏神。后来佛教的传入才给出了补偿，让那些荒魂也有了往生之所。但从另外一层意义上，佛教对民间信仰在精神意义层面也造成了破坏性的冲击，佛教注重个体，而忽略了家族血脉的联系。于是，超度的灵魂去了完全相隔的彼世，而不是融入氏神。在传统信仰中，氏神是与人在同一个世界中，非常亲近的存在，秋冬住在山中，春夏通过祭典被人们迎入家中，在有血缘的同一片土地上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死不再是永久断隔的恐惧，而是同一个世界的自然存在。反倒是佛教介入后，人的超度变成个体的存在，而不再是氏神的一部分。对荒魂来说是一种慈悲的补偿，但普通人和灵的亲近，以及与先祖之灵同在的自然界的亲近，却被生生切断。
这两种信仰形态后来成了并行融合的体系，形成很特异的形态。在现代日本人中，与生相关的仪式，出生、结婚、初诣等，遵循氏神——神道信仰，与死亡相关的，葬礼，则交托给佛教，让和尚处理。
顺便一提，氏神信仰和国家神道的关系。柳田先生研究氏神信仰的主题之一，就在于批判国家神道，要把作为日本人深层信仰的氏神信仰与国家神道分离。我的理解，国家神道，其实是天皇家族的神灵信仰，将天照神奉为最高神祗，把各地的氏神信仰纳入自己内部，形成神道的谱系，从精神层面达到统治目的。梅原猛的《诸神流窜》一书中考证，《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被认为日本创世神话的记录，其实是成书于持统、元明女帝时代，将各大氏族的家族神话、风土志等，收容篡改后的成物，并且与当时新旧贵族的争斗以及藤原氏的上台密切相关。后世，在近代的维新倒幕运动中，为重新确立天皇的威信，国家神道再次被利用为政治工具。柳田就是要把氏神信仰从国家神道中分离出来，使其从根基上解体。因为涉及到国家体制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直到今日，也没有得到大众的完全理解。
比较有意思的是，氏神信仰中关于转世的思想。认为，有些特定的灵魂会重新转世。若有人临死时抱有想为这个世上的人做点什么的强烈愿望的话，在死后洁净灵魂还没融入氏神中时，他就会作为同一家族的孩子出生。因为人的一生短暂，不管怎样努力都有很多无法完成的事业，人们相信临死之前的强烈愿望肯定能够留给后世。不管是自己的遗志为子孙继承也好，或自己转世来实现也好，无论如何都要使它完成。比如楠木正成的七世报国。这一点与佛家正好相反，佛家认为临终之时不应有执念，才能了无牵挂前往彼世成佛。从现世着眼，氏神信仰给到的解释，也许可以对异化问题做出某种可接受的回答。
读完这本书，感觉澄清了对柳田先生的一些误解。此前很着迷于他所描绘的那个远野的世界，觉得很亲切，我想就是因为他对生育自己的民间本身抱持着深厚淳朴的感情。 后来才明白，他是基于怎样一种责任感、道义，怎样一种对改造社会的热情，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他以惊人的顽强与意志，严谨的学术态度，构造出整个民俗学的体系，要还原日本人一个心灵的故乡。而他的最终目的，却是要再造出一个健全的社会，从心灵到实际的各层面。虽然当代日本，并没有变成柳田先生期待的状态，特别像东京这样的大都市被西方物质文化侵蚀，如其所担忧的一样。但在各地的中小城市，却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了他的期待，从城市规划、地方经济自治、生态建设，到民俗文化的传承等等方面，呈现出与自然更为和谐的状态，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也更为重视。
战后复兴起的日本民俗热，主要集中在怪谈、妖怪文化、都市传说等方面，不可否认，在文化传承和知识普及上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总体上偏重猎奇，渐有沦为大众娱乐分支之虞。虽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极力让人们的注意力从怪谈趣味本身，转向对民族文化传承的认识，从水木茂、荒俣宏，到近年的京极夏彦、多田克己，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效果。但是不管是文化考察也好，学术研究也好，不难感觉出，都有一种缺失，也就是偏离了柳田民俗学的根本原点——对健全社会的构想。
柳田国男的社会构想，是一种广义上的国民国家构想——不仅是生产消费问题，也包括各层次社会形成与内在伦理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国民经济、政治系统乃至国际关系，都纳入其考察体系。他的民俗学研究中也始终贯彻了对这种问题的关注。
柳田民俗研究的独特出发点，可其生平考察。他曾担任政府要职，在贵族院书记官长一职上将近二十年。其间，他主要关注于农业、农政问题，提出许多政策建议。从今天看来，柳田氏的农政构想是相当有远见，但是在当时与主流的方针相偏离，没有被采纳。在农业考察其间，接触到山民生活的实际状态，以此为契机写出了《远野物语》等有关民间传承的著作。1915年因政见不和，辞官隐退。几年后又在新渡户稻造的推荐下，前往日内瓦担任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委员。归国后正式致力于民俗研究，同时没有也放弃社会考察，以东京朝日新闻的评论委员的身份，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表自己的言论，并对日本社会现状与未来提出独到的见解。
柳田始终认为自己学术的终极目的在于“救世”。他的那个年代，亲眼见到资本主义纯利益驱动下的消费鼓励与生产的矛盾，对小农经济的毁灭性冲击，因此始终批判无限制的欲望满足的消费倾向，主张人们有必要自觉思考国民的生活方式，为此要重新思考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基准和个人价值观。人们必须从生存方式的高度、生的意义的高度来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生活文化。与此为基础，试图让日本沿着政治上的民主道路向着更为彻底的国民国家的方向发展。
柳田研究的氏神信仰，与他的农政论中自立式自耕小农维持论有密切关联。拥有土地并且在此基础上耕作的农民，本来就对那片土地有着强烈的归属感，随之，他们的家庭也作为该地域的氏神社的祭祀主体而逐渐安定下来，这一点既可以使他们的氏神信仰维持下去，还关系到对“国民性自觉”的培养。比如资本主义大农经营的形成，农业上的大量雇佣劳动者与农民相比，对土地的归属感相对较弱，在民族意识的形成上也不能说毫无问题。这种归属感的缺失同样可以拓展到都市的流动人口，频繁的迁移活动的结果，容易导致国民性认识的淡薄。
在氏神信仰的研究中，柳田试图找到人与人共生的支持物。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精神象征，世世代代的祖先变成神守护子孙的观点，在他看来，是在死后也想爱护子孙，为后人做点事的人的痛切愿望为背景。在抛弃局限于家族利益的狭隘视点后，这种愿望的信仰可以看做一种超越时代，通往永恒价值的东西。在长远的发展中，氏神信仰终归会消失，这是与其本身好坏无关的必然。在其消失之后，日本人内在伦理、道德形成的可能性，又将以何为起点?关于这些，柳田没有做任何论述，但是他尽自己所能告诉后人，在此之前的日本人拥有怎样的信仰、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这些东西如何成为体系发挥作用。这一切，也许可以成为后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参考与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