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

我们学术队伍中的个别人，似乎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我们自己的文化，甚至习惯于用西方人的好恶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思路和作为，相当缺乏主体意识、独立思考精神和理性思辨的创造性。这是尚不成熟的表现，值得我们大家深思。西方的文化理论，长期以来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限定性坐标的。比如说，所谓“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区分，显然是在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主观色彩。以它为标尺,来衡量全球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显然是欠妥当的。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差别很大，而这种差别，当然另有原因，并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失了什么。我们绝不能把差异误认为是缺失，也不应当在西方历史文化的谱系里寻找中国文化的位置。马丁·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萨义德的《东方学》和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都对“西方文明”和“欧洲中心论”发起了挑战，使西方知识精英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动摇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学术观念。那么，我们中国的学者该做些什么呢？当然，西方文化理论中，在理性思辨和方法论等方面，有不少启迪我们智慧的精彩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中华学人必须树立强烈的自主意识，掌握哲学思辨的权利，把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吸收进来，并尽可能与我国传统文化理论密切结合，使其真正本土化。看来，建立我们自己新时代的文化理论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