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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薪火”何以能“相传”

陈平原:“薪火”何以能“相传”

“薪火”何以能“相传”
──“鲁迅人文讲座”开场白


陈平原

中新网  2010年09月17日 20:3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中国人喜欢用“薪火相传”来比喻师生间借传授/学习,使得某种学问或技艺代代相传。这当然是个美好的愿望,但不见得一定能做到。君不见,世人常有“学术断档”或“青黄不接”之类的感叹。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任何“大师”都是独一无二,完全复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某一专业领域的“学问”,又确实可以通过教学而得以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是“薪火”能否“相传”,而是传什么,怎么传。

  聘请尽可能多的好教授、设置完善的学科体系、开设丰富多彩的课程、建立详尽的规章制度等,这些属于大学的人事部、教学部、研究部、研究生院管,不必我辈操心。我关心的是,体制之外的“教授”,以及学问之外的“心情”。而这,对于正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等中国著名大学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目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对于退休教授很不公平。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内部会议上多次提及,随着各种奖励制度的建立,在岗老师的收入越来越高,机会也越来越多;而这种“实惠”,没有推及已经退休的教授。对于退休教授来说,身体强壮且创造力旺盛的时候,国家实行低薪制,普遍积蓄无多;如今到站下班,即便精力充沛,也无法像日本教授那样,到私立大学去“发挥余热”。著名教授没问题,或闭门著述,或四处演讲,依旧风光八面。但这不是普遍现象。国内很多大学的退休教授,尤其是人文学者,真的是“未尽其才”。

  作为制度设计,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大转型时代,只能“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新人有新人的苦恼,老人有老人的困惑,谁都不容易。作为一个小小的系主任,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某种变通的方式,对那些为中国教育及学术作出贡献的退休教授,表达尊崇与敬意。谁都知道,各著名大学中文系的学术名声,很大程度是上一代、甚至上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我们作为受惠者,应该有感恩之心。

  我在国外参加过好几次著名教授的退休典礼,很庄重,也很温馨,同事及师生都很投入,热泪盈眶。也想在北大中文系推广,但行不通。退休教授们生活在燕园,依旧参与院系的各种活动,一旦举行典礼,当事人有“出局”的感觉。另外,中国人比较含蓄,有深情但不太愿意当面表露。外国人不一样,到了那个场合,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而且说得很得体。你可以说这只是一种“礼仪”,不如增加退休金或赠送礼品“实惠”。其实,仪式感很重要,每年的毕业典礼,能让老学生们记忆一辈子。在适当的时候,采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后辈们对一个毕生从事教学研究、而今逐渐淡出舞台的学者的敬意,我认为是应该的。

  借祝寿之机,弟子出面组织,为先生出文集,办聚会,这当然很好。但作为教学研究单位,也有责任不失时机地表达我们的心意。而且,此类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先生,更是为了后学。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去年起,北大中文系尝试设立一专门向做出突出贡献的退休教授“致意”的讲座,听众以本科生为主。先后请本校的谢冕、蒋绍虞、孙钦善、陆俭明、孙玉石等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的周勋初教授,为大学生漫谈“学问与人生”,效果极佳。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对前辈学者的敬意,我向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提出经费申请,加上学校的配比基金,现在可以从容运作了。以乐黛云教授的这次讲座为起点,我们正式打出“鲁迅人文讲座”的旗号:每年邀请若干位大陆及台港澳的学者,到北大来走走,接受我们的致意与请教。

  在《“讲座”为何是“胡适”》中,我提及“在大学里设立高规格的学术讲座,既对讲者表示敬意,也给听众一番惊喜”,那是真心话。所谓“薪火相传”,传的不仅是“学问”,更是志向、人格、趣味与精神。在学期间,能听到大学者的精彩演说,甚至参与座谈,那是很幸运的事。对于在校生来说,在岗教师的课容易选修;至于本校或外校的退休教授,则有赖于此类讲座,方能一睹风采。林庚先生最后一次登台,师友们都称“惊艳绝伦”,我因事未能参加,后悔不迭。有些精彩的人与事,如惊鸿一瞥,你稍不留意,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识了。

  “薪火”必须“相传”,传具体的专业知识,也传对于学问的执着与热情,以及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百年系庆之际,北大中文系设立两个高端讲座,分别以曾任教于此的鲁迅、胡适命名。前者是单一演讲,每年六七讲或八九讲,邀请对象是大陆及台港澳的退休教授;后者是系列讲座,每年一次,邀请的是国外著名学者。希望两个讲座比翼齐飞,体现我们的学术理想及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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