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学者、民众如何在非遗保护上达成共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理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迫于现实情境下的选择。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代性追求成为国人难以割舍的情结，三十年前的极左思想、政治运动，也是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解放全人类”等目标蛊惑下得以畅通无阻，当下又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以西方现代性话语为参照，将自我意志强加于民众知识之上，造成了传统与民众、文化与生活、理论与实际的断裂。高丙中认为：“近30年来，专业知识的符号暴力与国家机器的结合方式大致呈现一个趋势，这就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弱。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越来越具有传统的面貌。通过我们称之为“民俗复兴”的传统面貌的自我呈现，我们意识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在‘那里’，一直就在‘那里’。而之前中国的现代规划忽视了它，没有尊重它，致使中国的价值、中国的集体意识遭受了重大伤害和损失。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的样貌，中国社会的很多奇迹和怪相以特定的方式发生，都应该从这个社会的生活世界寻找解释的原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文化精英热衷于乡土改造、教育实验的系列实践中，虽有不少失败之教训，但也不乏诸多启示。试想，当下还有这种可能吗？或者还有人在尝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