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一直为生活中的小矛盾所困惑：
三十年前的反四旧，三十年后的抢四旧，谁更具力量？谁又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判断真实的令各方都信服的讨论依据？作为一名研究者，我们的立场与价值选择是什么？是一味地肯定，还是一味地否定，还是紧跟着政府的意识形态说东道西？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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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纯学术问题，它首先是我面对的一个生活问题：
我的父母都是乡下人，母亲是地道的土家族大姓后裔，都信仰一点民间宗教，都曾在反四旧中批判过“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端公跳假神”（端公，南方地区汉族巫师的一种称谓）的现象，但又真的神圣地请过端公来家里为孩子顺利成长跳过大神；两个月前吧，我的堂兄也请过一位端公（家庭传承）来为他的孙子一到傍晚就哭闹着叫“满地是乱蛇翻滚”的怪疾呢！
其次，它也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我们当前的研究，有一种注释性倾向，为政府策略作注，为政治观念作注，为经济旅游作注，这种倾向必然影响到研究者的学术判断，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御用学者。这是一个考虑。同时，我们现在不大喜欢讨论，只喜欢一齐上，一齐说好，或者说不好。这个研究风气是一种江湖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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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现在才知道我在大学里做什么，原来与普通人的这么些个说不清的现象在纠缠。所以，当我回到老家作极其短暂的为端公事作调查时，他们迟疑了一会儿，答应正月初一上午带我去见当地最有名的年高八十有二的第一名的大端公牟奇祥先生。按年节的正规礼俗，这是不合适的，因为正月初一不能去外人家呀！周围的亲友也在迟疑中支持了我对端公的大年之访。
去了之后，我明白了：
三十年前的反四旧，力量何其大也，端公最有价值的东西基本上都毁之殆尽；每个经历的人都记得端公被斗的事件；端公不愿意说自己是端公，而是以民歌艺术家的身份为政府授名为“杰出民间艺术大师”；大多数人将信将疑，端公有点真，也有点假，真在信仰，假在为生计而赚钱；
回来之后，我明白了：
三十后的抢四旧，力量何其大也，全球性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潮流，已不可逆转，国家层面的法令法规与政府级级评审的非遗项目与传承人，已在现代传媒的海量操控中人人有所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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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更符合历史真实呢？
三十年前，三十年后，对这些信仰现象做出国家意识形态定位的政府，如此反差，老百姓是最矛盾的。
有点晕！
在老百姓的时间历程中，这些信仰现象也在发生变化，可以判断的是：三十年前的反，让他们基本倾向于端公之假较之真更多；
当然，也因为社会变迁带给他们太多的光怪陆离，他们也没有能力来做出判断，他们在年龄上有了一些倾向，中老年信的多，而且多有行动；青年以后的大多不再那么信，更少信仰的行动了；
现在的非遗概念，老百姓不懂，但明白这是与四旧有关的，与老传统有关的，与人们心灵深处的记忆有关，也与家乡的整体历史有关；
我自己也是受这种端公信仰所影响的人，老实说，四分真来六分假的信仰吧，最深刻的记忆是，端公的法术能力，十岁左右的记忆中，牟端公可以将一双筷子凭空立于盛满水的碗中。真，是因为端公超常人的技艺；假，是因为端公多在跳假神，他们看重的是假神后面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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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把端公信仰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去做调查。
我更关注这个信仰所折射的当前非遗保护中学者的求真立场：
端公信仰是一个生活事件，也是一个历史现象，在具体的文化史上产生过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应当说，至今还活生生的，影响并不能说太小。作为非遗之一现象，我们的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来保护，并成为各级研究立项的重点。
不过，我们的研究，真的要预防“注释性研究”，要杜绝“江湖派研究”，面对这些复杂的信仰现象，面对政府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转变，我们必须鲜明地向研究对象说明一个真实，或者说是一个真实的想法：
我们不要太过于关注政治的评价，而要关注事件本身，我们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我们研究者应该做出的一点接近真实的判断，而不全是一种中性的描述（？真的可以）；
也要告诉我们自己：
有些非遗，或者说大多数非遗，尤其信仰类的非遗，真假相杂，精华与糟粕同在！
这种判断，我认为作为具有公共意义的研究者而言，是必须明确的；
否则，
我们会失去科学的信仰，也会失去生活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