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导致少数民族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心理及其根源
                                                                                 ---以凉山彝族外流人口为个案
                                                                                作者：侯远高  张海洋
                                                                                         （2005年9月）

据《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公布的数字显示：2003年底估计现存感染者人数为84万，截至2004年9月底，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9,067例, 其中艾滋病病例20,786例。有资料显示，在登记 的ＨＩＶ阳性病例中，少数民族占３６％。（1）而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８％，说明少数民族人口感染艾滋病的比例远远高于汉族。云南德宏、四川凉山、新疆伊犁等地已经成为全国艾滋病防疫和监测的重点。当地少数民族构成了感染者和发病者的主体。已检测出的艾滋病感染者，大多数为注射吸毒人员。）说明艾滋病主要与这些地区的毒品泛滥有直接关系。从2002年开始我们一致在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的毒品和艾滋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对导致少数民族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心理和社会根源进行了初步分析。

一、
少数民族外流人口的高危行为及其社会后果

1-1少数民族艾滋病感染者的行为特点：根据我们在实地对云南、新疆和四川的少数民族艾滋病感染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他们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行为特征：1、常年流动在外；2、依靠非正当职业获取金钱的人数多；3、有较长的吸毒经历；4、采取注射方式吸毒比例非常高；5、经常共用针具； 6、多性伴的特征突出。换一话讲：少数民族外流人口犯罪率高，有吸贩毒行为的人多，他们大多数采用注射方式吸毒，而且，共用针具的机率大。这是他们成为当地艾滋病感染者主体的直接行为原因。又因为他们多性伴的特点突出，使他们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向一般人群传播艾滋病的危险性高于其他人群。
1-2少数民族外流人口的社会行为：
1-2-1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年有上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进入1990年代，人口流动浪潮也波及到封闭偏僻的少数民族山区。他们逐渐克服对汉族社会的疑惧心理，从被动等待国家救济，转为主动进入主流社会谋取经济利益。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语言不通、服饰和行为有别的少数民族在内地城市中大量出现。以往只能在电视和舞台上看到的少数民族形象，现在成为都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2-2文化冲突和社会歧视： 文化特点鲜明的少数民族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里的境遇与汉族流动人口有很大区别。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很低，许多人甚至缺乏起码的汉语沟通能力。他们原有的观念习俗和行为模式，也与城市生活规范和公民社会的法律意识格格不入。这些文化上的障碍使他们不能融人主流社会，只能在城市中形成自己的聚落和小圈子。另一方面，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到来也缺乏制度和心理上的准备。人们对这些人的防范和歧视比对其他农民工严重。自身的局限加上社会歧视使这些人就业率很低。除少部分人能从事一些特色行业经营（办特色餐馆、贩卖山货、捡垃圾）外，多数人很难找到营生，只能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取生活来源。所以，他们涉足高危行为多，犯罪率高，成为城市生活中的隐患。
1-2-3社会后果：进入内地各大中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大部分属于“无合法证件、无正当职业、无合法收入”的“三无”人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依靠在城市盗窃、抢劫、贩毒、拐卖人口等犯罪活动为生。以凉山彝族为例：“据昭觉县公安局估计，该县1992年长期在外流窜作案的盲流有2000—3000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18岁至30岁的青年，男女都有。外出的盲流多为未受过教育的文盲青年。”由于外流人数众多，他们已经在成都、昆明、攀枝花等地的城市街角和郊区形成聚落。而且与当地居民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据统计，1991年至1996年，成都市共受理凉山彝族盲流人员的犯罪案件6774件。并先后对盲流聚集地进行340次突击清查和整治，拘捕各类嫌疑人6000余名。遣返5050人。1999年至2000年4月，成都市又遣返1800人。1996年以来，凉山州公安局共组织接收遣返“三无”外流人员151批8727人。然而，遣返和驱赶都没能够制止凉山彝族人口外流的趋势。据负责遣返的人反映，往往是他们还没有从凉山返回，被遣返的人就已回到原来的城市。近年，他们流动范围扩展到北京、上海、广州、沈阳、西安、乌鲁木齐等大城市，并使当地犯罪案件增多。
1-3政府对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殊措施：尽管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困扰，但是国家出于发展需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是鼓励和支持的。劳动力输出地的各级政府也尽量为他们创造条件。但是，一些民族地区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们反而是在努力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甚至把控制人口无序外流作为县、乡、村三级基层政权工作考核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市场经济的驱动，这些限制措施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少数民族人口向外流动的规模仍在逐年进一步扩大。
一些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限制措施，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少数民族外流人员是造成周边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还是导致当地毒品泛滥和性病艾滋病流行的原因。海洛因和艾滋病都是从外面传来的，而流动人口就是媒介。
1-4政府行为的后果：由于对“三无盲流”人员实行强制收容和遣返的政策，外流人口不能长期稳定地生活在城市，而是不断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周旋、游动，导致吸贩毒和性病艾滋病在人口输出比较多的乡村社区泛滥。

二、吸毒行为及其易感染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2-1高风险行为的心理障碍导致吸毒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边缘生活对文化群体的压力)：1980年代后期，少数民族青年开始进入大中城市谋生。由于存在严重的文化障碍和文化差异，他们事实上成为就业市场中最没有竞争力的群体，很少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依靠违法勾当谋生。九十年代初，他们开始接触毒品，并意识到贩卖毒品的经济利益，所以，很快贩卖毒品就成为他们的另一种生存选择。然而，从事偷盗、抢劫、贩毒等高风险的违法行为使他们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加上城市生活的不稳定、挫折感和不平衡心理，使他们很自然的选择吸食海洛因，并依靠吸食海洛因所产生的药物依赖摆脱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问题更严重的是，吸毒不仅是个体行为，而是群体行为，是外流边缘群体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由于存在文化隔离，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很少单独外出谋生，必须加入一个由地缘或亲属关系构成的外流团伙，过集体生活。吸毒既是他们参与群体生活，确认相互认同的标志，也是行为统一和利益结合的需要。这些环境因素都会内化在人的意识里形成行为驱动力。
2-2易感染性的主客观原因：我们通过对500名吸毒人员的问卷调查和50余人的个案访谈，了解到他们最初都采用烫吸方式吸毒，一般每天需要10—50元的毒资。因收入极其不稳定，大部分人使用烫吸方法吸1-3个月，就会升级到静脉注射以节约金钱和满足毒瘾(注射0﹒1克海洛因相当于0﹒4克烫吸效果)。注射时，经常共用针具。这既与他们团体犯罪和集体吸毒的行为特征有关(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对个体的压力)，也与针具获得比较困难或不愿意在购买针具上浪费金钱有关系。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要使用注射方式吸毒，就不能不与同伙共用针具。这样感染艾滋病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吸毒人员从事这种高危行为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最初对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一无所知，缺乏警惕性和起码的防护知识。据调查大约在1992年前后，外流人员把当地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海洛因带回家乡。在毒贩的诱导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海洛因作为一种时尚消费品在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流行起来。由于体制改革以后，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涣散，没有及时采取干预措施，而媒体的宣传教育又因为没有照顾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特点，导致弱势群体缺乏基本的毒品伤害控制的常识。
近两年，他们中的部分人通过戒毒所和其他途径才了解到一些艾滋病知识，知道交叉使用针具会感染艾滋病，因而也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共用针具。但是，针具的获得始终很困难。我们从几个乡卫生院了解到，经常有吸毒的人去偷或抢他们的注射器，这是因为，为了防止吸毒者利用他们的针具注射毒品，卫生院必须依照上面的要求及时销毁使用过的针具。
2-3挫折感使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扭曲：吸毒者所花的钱基本是违法行为－－主要是偷窃和贩毒所得。以凉山彝族为例：在彝族人的传统观念里，偷窃和抢劫本来是耻辱行为，偷本乡和本民族的东西更是不能容忍，尤其不能偷鸡和猫等小禽畜，那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但这种习俗规范在实行中也有双重标准。解放前，抢劫和盗取汉人财物，甚至掳卖汉人，不仅为彝族社会允许，而且属于英雄行为。改革开放后，产生于人口流动和跨民族交往中的边缘意识和报复心理，唤醒了这种不健康的历史记忆，使其发展成为许多外流彝族青少年的谋生手段。这种行为虽然不为整个彝族社会所接受，但在一段时间里，确实有一些家庭容忍甚至纵容其成员其事。吸毒者就更容易铤而走险。但毒品不仅会耗尽他们用各种手段获得的钱财，还使他们走上付出尊严、健康和生命的不归路，却为他们所始料不及。换言之，作为现代化过程的边缘群体，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主流社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女性吸毒者主要以三种方式获得毒资：一是与男性吸贩毒者结成性伴关系，依靠他们提供毒资或共同参与违法活动。这种关系没有保障，也不稳定，对象经常换，甚至同时与几个人发生关系；二是卖淫。由于教育程度不高，她们只能充当最低级的“小姐”，在周边城郊歌厅、发廊、旅馆提供性服务，甚至充当游荡的暗娼。三是贩毒即以贩养吸。西南各城市分销毒品以彝族妇女为多，特别是怀孕或带孩子的妇女。这是因为国家法律对孕妇和带孩子的妇女处罚较轻，能在一定程度上逃避打击。这些人从别人手里批发毒品，再零包分销。

三、彝族青少年卷入边缘高危活动的社会根源

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凉山建立基层政权以来，一直在努力改造彝族社会，甚至采取过一些强制性的社会文化变迁措施，力图缩小与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差距。在推翻凉山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批判落后文化的同时，极力推行汉族文化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彝族人逐渐消除狭隘的族群意识并产生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建立了与国家及全国其他地方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实现国家一体化的同时，也使当地人丧失了经济文化的自主性。经济上形成的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在文化上反映出来的就是同质化的要求和趋势。也就是说，彝族人要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就必须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并使凉山逐渐成为全国统一市场的一部分。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主流文化。问题在于，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开发的过程；对彝族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文化选择和心理失衡的过程。而实际产生的社会后果就是持续的文化冲突和行为扭曲。
传统彝族社会本是一个靠血缘亲属关系维系的社会。从经济角度讲，它是个礼品经济社会。金钱和物质的作用除维持基本生存外，主要的作用就在于亲戚间的馈赠和仪式活动，又通过这些活动巩固社会关系。彝族在慷慨大方的勇于助人中获得声望和权力。他们不讲吃穿，不会敛财，获得财富也是为了将其转换成声望。个人消费服从于公共消费。家里来了客人，如果根据礼仪应该杀牛，就决不会杀猪搪塞。即使家里只有一条耕牛，甚至没有牛，借来也要杀。有没有强大的家支，肯不肯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懂不懂习俗礼法和人情世故，这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但民改以来，在多年政治运动打压和市场经济冲击下，这种传统被严重边缘化。因此，现在的凉山彝族，特别是彝族青年一代，是在不自觉和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动吸收了外来文化，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和行为。
凉山彝族观念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外部世界和城市生活的诱导，使他们越来越不愿遵循父辈们的生活方式，而特别想走出去闯一闯，拼一拼，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象城里人那样活一次和消费一把，这已经成为彝族青少年的普遍心理。其次，新的生活内容和要求，也使他们改变了传统道德意识。彝族传统社会原有严格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标准。家支力量、宗教训诫和社会舆论都在努力维护这些规范。但现在外来文化使他们对传统产生了怀疑和抵触。离开本土则能使他们脱离这些传统社会的控制约束。在彝族内部，游手好闲的人找不到老婆，偷盗和抢劫最被人瞧不起，性交易更是彝族人不可思议的概念。但在过去这20年间，甘心务家的青年越来越少，赌博酗酒和偷盗抢劫成为他们最经常卷入的活动。外出卖淫的彝族妇女也不鲜见。传统夜不闭户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
观念改变引起行为变化。行为变化主要体现在消费和经济活动方式上。与现代城市相比，彝族乡村社会原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既没有多少剩余农副产品，也不能生产工业消费品。烟酒糖茶、米面油盐、棉布针线、铁制农具等生产生活必需品都依赖汉区输入。维持温饱和恪守传统是他们传统生活的意义。彝族人传统的消费内容是：抽兰花烟，喝泡水酒，吃玉米饼，喝酸菜汤，披羊毛毡，穿土布衣，走路打赤脚，睡觉席地围锅庄。夫妻白天不并行，晚上不同床。无论平民贵族，都保持这样的习惯。就是黑彝贵族进城办事，也往往不住旅店而在别人屋檐下或门洞里蹲坐过夜。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要丰富得多。彝族民间口传文学内容丰富，音乐艺术多姿多彩，坐在坡上唱山歌，围着火塘听传说是他们经常的文化活动。但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下，彝族青年也跟城市人一样，不再注重文化和道德修养，而仅注重物质消费。他们现在的消费习惯是：抽纸烟喝啤酒，吃米面下炒菜，着汉装盖棉被，出门坐汽车，在家住砖房。随着外来的娱乐形式和内容被他们所接受，打扑克玩麻将（赌博），听音乐看录像也成为时尚。传统的消费依靠家庭生产和以物易物的经济往来就能够满足，而现代的消费行为需要用货币在市场上交易得来。由于彝族乡村传统产业不能满足现代消费需求，因此必须进城挣钱。对于没有相应教育又存在文化隔阂的凉山彝族青年而言，除打粗工之外，从事不正当职业和非法活动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经过深入的调查与访谈，我们认为，彝族青年卷入边缘高危活动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和消费文化对传统社会文化的颠覆。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少数民族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原因，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贫困和脱贫愿望使他们流出农村进入城市
2、
少数民族特点和传统价值观使他们与城市隔膜；
3、
缺乏谋生技能和遭受歧视使他们就业困难并沦为社会边缘；
4、
法律意识淡漠和脱离本土社会控制以及集团心理强烈使他们卷入非法活动；
5、
高危和非法活动的心理压力导致集体性的吸毒行为；
6、
吸毒的经济需求导致犯罪率高和高危行为频繁的特点；
7、
疾病防治知识的贫乏造成易受感染性。




（1）于欣，2001年7月，《HIV/AIDS相关的精神卫生问题》，www.xinqiao.net,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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