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相合 学术共彰──《翻译方法论》评介
□焦鹏帅
《翻译方法论》
黄忠廉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从《翻译本质论》(2000)和《翻译变体研究》(2000)到《变译理论》(2002)，继之《科学翻译学》(2004)，再到《翻译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下称《方》)，黄忠廉先生紧紧围绕“变译”这个核心，从翻译的本质到翻译变体，继而上升到变译理论体系，又延展至科学翻译学，最终又回归到翻译方法论的建构，走出了一条从本质研究，到理论探索，到学科建设，再到方法论建构的不平凡道路。这是一条由深到大再到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的道路，体现了作者对翻译实践、理论的关怀，也体现了作者对连接实践与理论的方法论的重视。《方》即是这一思想的最新探索成果。其立足实践，着意高远，从翻译研究的学科基础出发，采用描写归纳的方法对翻译研究方法论进行了系统的建构。
全书共四章：翻译求似律，全译方法论，变译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论。从内容看，该书分为翻译实践方法论和翻译研究方法论两部分。翻译实践方法论部分又细分为“全译”和“变译”两对范畴，各自下辖七种和十二种操作策略。全译方法论的核心是信息转换，转的是内容，换的是形式，转换的策略是直译+意译，精髓是求“化”，以“化”求得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的“似”。求“似”的全译方法有六类：增、减、调、换、分、合，还可向下位细分。变译方法论的核心是信息摄取，抽汲的是内容，改造的是形式，摄取的策略是变通+(全译)，精髓是求“变”，以“变”求得译文满足读者的最大需求。翻译研究方法论则包括“三个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和“两个三角”(表—里—值/语—思—文)的方法，为我国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指导。
《方》立足我国翻译研究实际，采用“倒灌”的方法，从语言学和中国传统文论中汲取营养，继承中有发展，发展后能创新。借用西方的逻辑范畴定义方法，科学分类，层层推进，对翻译本体与变体进行了全面的归纳与总结，并指出具体的实施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充分”和“两个三角”的研究方法，整部著作，前后呼应，相互暗合，表现了严谨的学术理路，也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思维。
《方》所提供的翻译方法，不仅包括文学翻译的，还包括非文学翻译的，从句到篇，兼具翻译研究的方法指导，特别是其中有针对性地提出“全译”和“变译”一组相对概念，厘清了翻译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更具现实指导性，各自下辖七种和十二种操作策略。其中的“变译”方法，特别适合于非文学实用性翻译的要求，书中的诸多翻译案例及研究方法，也为MTI的教学实践与后续专业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读罢全书，掩卷深思该书特点。其一，立足翻译文本，在众多翻译事实中去发现规律，进行描写，继而归纳、演绎出一整套方法论体系;这避免了单纯方法论说教的空洞无物，使得整书内容充实、有血有肉，可谓道器相合、学术共彰。其二，不随国内翻译研究的大风而使舵，而是一如既往地聚焦于翻译本体研究，以翻译实践中的众多事实为考察依据，以对西方译论辩证取要为手段，对翻译本体在现实实践中的种种变体进行全面描述、归纳，并上升至方法论的层次，形成了一整套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变”的是多维度、多视角审视翻译，“不变”的是对“变译”深度、广度的孜孜以求的探索。其三，译例丰富，每个译例均有自己独到的翻译，让读者看到了作者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正是当前学术界所欠缺的精神，学而能思，思而能新，却又不偏不倚，博采众长，审慎思辨，为我所用，正是每个学人应具备的学术品质。其四，实践性与理论性兼具，既可作理论用书，又可作实践用书，不少地方，既具思想性，又具可读性。每个译例都有相对应的理论支撑，而每个理论则又层层推进、逻辑演绎，让读者在学习翻译实践方法的同时，又可进行高层次的理论反思和归纳，此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其五，虽强调“语言转换”之“倒灌”之法，却未囿于语言一隅，而是多管齐下，综合采用思维分析、文化考量、语用分析等多种方略对翻译方法进行全景式多维度展示和描述。这种多角度、多维度、却又能把握重点的实践与理论互证的研究方法，正是每个学人应该学习的。其六，书中使用形式化的方法、借用数学中的一些模型和图示来展示概念之间的关系，更加直观，可收到言简意赅的解释作用。书中这样的图例很多，如书中对“两个三角”研究方法的形式化处理，很好地展示了二者的关系和各自的特点，达到文字解释无法达到的效果。其七，从“源”与“流”的角度分析翻译研究事实，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国内的翻译研究事实，为其后续立论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研究脉络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维豁然开朗。其八，不仅为微观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也为宏观的翻译研究提供了视角理路指引，既适合于初涉翻译之后学，也适合于有一定学术基础的学者同仁。当大家纷纷把视野转向西方求取译学真经时，《方》反其道行之，从中国传统文论中汲取精华，借用西方逻辑、形式的研究方法，为后学提供了一种研究新思维。对目前国内译界对于西方译论研究源流不分的现实，具有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
当然，如果作者能将翻译教学方法论和翻译批评方法论融合进来，其体系将会更加完善，意义更加非凡。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9 15:5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