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古阿格

《远野物语》再 版 备 忘 录

　　　　
　　　　　　　
　　　　 柳田国男

　　　　
　　　　 初版《远野物语》皆有编号。记得我把第一号之后的数册寄给了口述者佐佐木君。那段时期去了西洋以及正要去西洋的友人奇多，我想把书赠给他们，于是在扉页上写下那样的题词（注—此书赠给身在外国的人们）。石黑忠笃君在船中读了本书后寄来详尽的书评，信应该还保存在某处。被外国人收藏的，至少有七、八册。其余三百多册大都分送给了亲朋好友。当时完全是为兴趣而作，起初并未想着拿到市面上出售。
　　　　
　　　　 我想这正是本书之所以受到超乎其真正价值的珍视的理由。这次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加紧复刻，之前也不时有人说要抄写本书，于是决定做部分增订后出第二版，请乡土研究社做了预告，并警告了古书商，同时要求佐佐木君若还有材料就一并寄来。他欣然将笔记本上的记录全部誊写到稿纸上亲自送来，摞在我的书桌上。稿子读来非常有趣，可惜数量太多，还有一些跟初版内容重复，不能再用的稿子。我将其筛选分类后为了做文字修改，就打算自己再重写一遍。又想哪怕不够整洁就直接在原稿上用红笔修改也许更快。当我的稿子进展还不到一半的时候，佐佐木君就急切地出版了《听耳草纸》。
　　　　
　　　　 《听耳草纸》是传说故事集，其中也有若干我准备收入本书的口述故事。传说故事也有两三个是我曾想作为拾遗收录的，也在《听耳》中被先行发表了。既非如此，我的工作也是迟无进展，这样一来更是兴致大减，终于没能赶在佐佐木君生前出版，没能再度令他为之欣慰，我深感遗憾。
　　　　
　　　　 此次情况有了变化，有人认为二十五年前的《远野物语》只需重版即可，这样的话，故人特意收集的资料就有散佚的危险。所以我还是依照最初的计划，把没有重复的部分尽数录入。其中我执笔修改过的约占一半，其余则有劳铃木君依照同样的方针作了删改整理。顺序体裁等大致依据初版，同时仍由铃木君担任执笔，把散见于《乡土研究》及其他杂志的报告中性质相似的文章也补充了进来。因此与新增部分相比，初版的《远野物语》记录同样的故事，文体却大相径庭，显得有些不合道理。或许把初版也加以改写，再按类别编辑更佳。但是对我自身而言，则不仅冲淡了纪念的意义，而且对原书那种无益的珍重情怀也许还会一直延续下去。于是我想，权当是为了将自己卑微的想法广为告知世人也应当把初版时的原形保留下来。
　　　　
　　　　 实际上《远野物语》刚刚面世的时候，世人对书的内容尚一无所知，并将试图把这类东西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想法，视为好事者的新奇追求。然而今日形势大为不同。这样的体验已被重复多次，被作为一派学问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认识。在短短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必当发展的事物必然得到发展。与之相比，我们的读书生活却依然在为积累一见一闻付出辛劳，这不由让人感慨和羞愧。但至少以远野这样一处山间谷地说事，如今也算较为容易得到理解。可惜伊能先生已经谢世，佐佐木君客死异乡，当时的同志都已四散而未通消息。我自己也不得不放弃了完成壮年时企划的广远野奇谭的念头。上述经过很显然是个失败的例子，没有什么值得向后生夸耀的成分。毋宁说后继而来的少壮学子在打开这本书时，应以之为戒，继续开创切实的前进之路才是。同时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昭和十年（1935）六月
　（译自角川文庫2004年『新版遠野物語』）

[柳田国男] 遠野物語 下载地址：http://www.bibidu.com/fileview-849550.html

英古阿格

再跟帖几个有关柳田国男的几篇文章：

[原翻]日本民俗学——柳田国男小论（节译）

（序）成为问题焦点的柳田国男和日本民俗学

日史译组论坛    武田信玄

    ▼日本近代史中倒错的人物和学问

战后的1970年左右，政治上把和平主义、小日本主义作为要务来提倡，经济持续增长的列岛国家涌动着日本论的热潮。这个国家正在质疑大日本主义时代的自身。战前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在军事政治上破灭，却在经济霸权上获得复苏。我们对“大日本主义”时代的成因、“日本”和“日本人”提出了疑问。因为我从对外部的关注转向了内部。目前笔者不能简单地就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但是，可以告诉读者创造了这种思考的原型的人，正是柳田国男。这篇小论就是探讨柳田国男和他所开创的日本民俗学在动荡的日本现代史中的地位。  

日本民俗学之祖柳田国男的肖像，看上去就像普通的日本老百姓，要是重新审视一番，笔者假说他就仿佛是日本近代史中倒错、反向的投影。折射点或反射镜就是战败的明治维新。柳田国男的生涯和思索的大部分，及日本民俗学的诞生和成长，背景都是将日本打造成近代国家、军事大国、日本帝国的大日本主义时代。虽说如此，战后的日本人否认这个事实，最初不认为柳田是民俗学者，他们坚持认为这个提出“日本民俗学”的日本人和他所说的文化传统都是明治之前的老古董了。
事实就是如此。柳田半辈子都认为自己是国家官吏，自己都否认了“民俗学者”这一称号。日本人成为“国民”是明治以后的事了。这些日本丢失、或不断流逝的传统，柳田组织民俗学者采集它们的断片、在近代率先重塑已经被遗失和遗忘的“日本人”。

▼沉默的柳田国男之谜

独自奠基了日本民俗学的伟大学者柳田国男（1875～1962年）。而他的真实形象连同他的民俗学，现在还是个谜。国民广泛知晓写下日本民俗学经典《远野物语》（明治43[1910]年）的柳田国男已经意外地是战后的事了。而且柳田自己也踌躇了多年，直到大正15（1926）年才把自己的学问称作“民俗学”。事实上，柳田并没有做多久的民俗学者。柳田活到了87岁高龄。决心致力于民俗学著作的柳田、44岁辞去国家官吏后开始全力投身民俗学，走上正轨却要到50岁前后。60岁前后打下了日本民俗学在理论和组织上基础。70岁那年日本投降，而著作《海上之道》付梓已是死前一年的86岁。比柳田年轻的弟子折口信夫死时是1953年，前辈南方熊楠1941年去世。柳田弥留之际看护他的全是年轻的弟子。柳田的传记中有很多未解之谜。也许传记中的谜总也解不开的原因就在于此。柳田83岁时写了回忆录《故乡七十年》，关键的部分都保持沉默或是韬晦。传记简直是本人用申报材料组成的。

柳田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作为一个民俗学者而死去，怀着这样的心愿他编定了回忆录。战后对柳田而言是什么概念呢？笔者忍不住这么想。他一定感到自己被迫成为不想成为的那种人而痛心吧，所以选择的沉默。他的民俗学中没有“现代”，没有战争和殖民地，没有朝鲜和中国，本来“应该有”的东西明显缺失了。这在战前和战后的意义也不相同。战前因为政治方面的考虑与政府分歧，所以他自动回避“现代”这个词，而到了政治言论自由的战后，柳田仍然没有披露自己的民俗学的秘密。这是为了永远地隐藏他的民俗学事实上不是民俗学。而他要永远守护着他所塑造的日本和日本人。

日本古代历史,日史译组,日本大河剧翻译柳田生于明治、大正、昭和前期，对近代日本人来说正是惊涛骇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创立了毁誉参半的日本自己的民俗学。柳田的学问和他生活的时代密不可分。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高级官僚，是当时的精英分子。这位精英独自为近代日本奠基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他的民俗学。接下来，就以近代日本的标志——战争为条目，来追忆柳田的生涯和思想。

（一）1875～1904年 从诞生到日俄战争（0～29岁）

▼“柳田”不是他的本姓。
他诞生于兵库县神东郡田村村辻川（现神崎郡福崎町辻川），在八兄弟中排行第六（3人早逝），起名叫松冈国男（国男）。出生地是姫路市北面15公里的农村。父亲是有国学知识的医生，不知何时患上了精神疾病致使家境颓败。国男13岁时，离开故乡，搬到在茨城县开业当医生的长兄住处（3年后父母也进京）。这种背井离乡的体验绝不只是柳田经历过。但这种种事实造就了这个生于近代的日本人的命运。
在那以后，柳田又搬往东京御徒町行医的二哥通泰（本名康藏。通泰成为家乡富人井上家的养子。后来成为有名的歌人）那里。受到二哥帝大同学森鸥外的影响，为了学作和歌，师从桂园派歌人松浦辰男（萩坪）。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多年的朋友小说家田山花袋他们。入学一高后，成了常常作短歌向《文学界》投稿的文学青年。
期间，近代日本第一次对外战争，日清战争（1894～95年）爆发了。这是近代国家对尚未进入近代的国家发动的战争。（战胜后蔑视中国为落后国）战争是新国家成立的第27年，以宪法为基础的国会开设4年后打响的。国家的基础尚未坚如磐石。表面上不断进行着近代化建设，根底里却还是农业国，日本人的生活就是这两者的不协调。农民阶层的分化和流入都市，国民心理失去了可靠的凭籍而动摇不定。
战争以“近代国家”日本的胜利而告终，但也日本咽下了被三国干涉的苦果。不过占有了海外领土台湾，这对柳田的民俗学的形成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帝大入学的前一年，母亲和父亲相继病故。虽然还有亲戚在，柳田却从此失去了精神上的故乡。后来虽然数次返乡，但终于成为了异乡人。柳田的民俗学就是丧失了农村、渔村、山村等故乡的近代日本人的历史。

▼养子“柳田”国男的诞生
柳田进入帝大法科，学习了新兴学问：农政学。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何要选农政学，但他明白了这正是他的兴趣所在。农政学比起农学来，不如说更倾向于政治学，是关于国家农业政策的综合学科，以农业为中心的国家政治学。后来和柳田保持深交的前辈新渡户稻也在札幌农学校修的也是农政学。
当时的明治国家提倡富国强兵，要建设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型国家。但柳田却在充分认识工业重要性的基础上，认为建设重视农业的国家对日本来说才是必由之路。（柳田的理想通过战后改革实现了）他的思考和实践在成为官僚后尽情地发挥出来，也可以说是以此贯彻了他的民俗学。
毕业后，他就职于农商省农务局，作为一名农政精英初显身手。每周还去早稻田大学听农政学的讲课。第二年成为大蕃院（最高裁）判事，即最高层精英柳田直平的养子。时为1901年，他26岁。（3年后，与直平四女结婚）。柳田从来不说成为养子的动机。友人田山花袋推曾测是否是为了出人头地，也许确实是这个缘故吧。对他来说有着毕生追求的事业。所以入赘这件事对日本民俗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柳田在农商务省和上司关系不合，第二年“荣迁”内阁法制局参事官，是变相的降职。但后来柳田很快又连连升迁，登上了局长的宝座。其一大原因是和二哥大学的友人明治政府的中坚力量山县有朋的交情，柳田也属于山县一派。不仅如此，柳田自身瞄准了政治家的地位，说是政治家，不如是政策家更为贴切。
虽然换了官厅，柳田还是农政官僚。从农商务省时代起就非常关心产业组合问题，在各地进行轮回演讲。在这方面的著作是《最新产业组合通解》（1902年刊）“产业组合”就是农协的前身。到底要组成怎样的产业组合在当时有着激烈的论争，柳田主张采取“作为产业的农业“政策。
当上了官僚的柳田对文学依然兴趣不减。但此时的文学已不再是从前抒情诗的延伸，明治文学是作为近代思想而开展的一项活动。呼吸了近代思想的柳田继续着文学活动，他和田山花袋、岛崎藤村来往密切，每周在家召开文学者集会（礼拜六会）。以《武藏野》而闻名的国木田独步也参加聚会，“礼拜六会”培养了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后来搬出柳田家，改名为“龙土会”。日俄战争爆发前的一年（1903年），柳田和田山花袋刊行了《近世奇谈全集》，是一本鬼怪故事集，究竟讲的是什么呢？

▼被消灭的幽灵和近代人的心
近代是脱离迷信的时代，是极端的合理主义时代。英国于1882年设立了心灵现象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幽灵等心灵现象。不过这只是近代人心灵的另一面，这种做法其实是反过来追求非合理的东西。其后英国兴起了唯灵论（心灵主义）的文学潮流，连当时首屈一指的近代国家英国也是如此，短时间内踏上近代路的明治日本又是怎样呢？净土真宗出身的近代主义者井上円了猛烈批判妖怪灵异等等蒙昧。江户以来的遗俗和迷信之类一直束缚着人们虽然是事实，而难以定论的是在过去的习惯和习俗中深藏的思考和意识。这正是当时明治的国民度过一天天生活的价值，差不多也就是柳田遇上的“民俗”。
民俗学之前的柳田，已经体验到了这种微妙的社会价值转换。不能作为近代化的反动而舍弃，正因为其中有日本人的生活价值在。丧失了故乡的柳田个人的见解说穿了就是受到父母死亡的冲击，父母的灵魂究竟去了哪里，虽然不能说是《近世奇谈全集》的直接编纂动机，但作为不久后兴起怪谈热的先行者，柳田的感受性中确实有着某种敏锐。近代人的心向往着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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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04～1914年 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29～39岁）
▼怪谈风潮来袭
日俄战争不啻是明治外交史上最大的事件。在国民史上的意义也不亚于它。造成了15万人死伤，谁的身边都有几个人死去，仅作为官辖神社的靖国神社，成了名副其实的悼念靖国者的神社。在《远野物语拾遗》中也有当时徘徊在日本的死者亡灵的登场。日本人是通过这场战争成为国民的。越过了旧的藩的组成和村落共同体，日本人首次感受到关于国家的幻想变成了现实。经济构造上一口气进入工业化，农村迅速解体。
文坛上掀起了怪谈的热潮，到处都成立了怪谈研究会。比如漱石的初期短篇奇谭集《梦十夜》（1908年），鸥外的《百物语》（1911年），只有在这股潮流中才能理解这些现象。柳田的前民俗学时代的代表作《远野物语》也是一样。感到近代的步伐深入、触手可及，反而使一些非近代的领域显露出来。近代必须和非近代划清界限，但这界限是无法划清，非近代正是由近代创造出来的。
事实上，近代再一度创造了古代。近代天皇制就是第一个例子。古代的再创造其实是创造传统。日本也是近代创造出来的，需铭记国家、民族、国民都是近代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人憧憬的明治时代的日本，并非秉承古代传统的，而是一个新的日本。所以怪谈也并不类似于江户时代的那种，是让自己身边的死者登场，属于近代人的怪谈。灵魂的世界近在身边。
需注意的是，和这股怪谈风潮同时勃兴的是自然主义文学。两者的倡导者是同一群人。加入怪谈研究会的文人也是自然主义文学家。岛崎藤村的《破戒》1906年、田山花袋的《棉被》1907年发表。他们如实地描写生活在近代社会的人们，抽离了近代人内在的灵魂世界。
▼天狗的原型是古代山神还是异族的后裔
日本古代历史,日史译组,日本大河剧翻译柳田是怎么考虑日本作为新兴国家对抗最早的先进近代强国俄国的战争危机的呢？没有答案，但此时他心里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柳田的身份此时还是明治国家的一名官僚，但日俄战争给他精神上初次留下了“帝国的日本”的教训。从柳田的民俗学中可以推断，这次的教训使他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给了他全新的、决定性的视点。
柳田最初的民俗学著作是明治38（1905）年，在某杂志上发表的讨论天狗的文章《幽冥谈》。在文中他探讨了把乍看属佛教范畴的天狗作为信仰的日本人的信仰之源。但是信奉神秘主义的日本人的宗教被命名为“幽冥教”。柳田的论点引用并引申了德国诗人海涅《诸神流窜说》中的观点：被基督教驱逐的古代希腊众神，如今隐居在山川乡野。结论为日本的天狗是佛教普及前幽冥教的残存，天狗是古代没落的山神。
通过这样的假说，日本人的传统信仰从什么方面、又是为何吸引了柳田的兴趣也说不清楚。一来是自身成长中的爱好，一来是怪谈热引起，但恐怕还有柳田关于日本的思考。他开始有了强烈的日本的国家意识和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日本的由来、成立经过和扩张是精神上也是国土上的。为何有着不同文化、风土、风俗、信仰的人们能够成为同样日本人呢？
天狗的研究还在继续。明治42年柳田发表了翔实的《天狗的传说》，他说了出乎意料的话：“深山里至今还住着神武东征以前的蛮民”。他认为天狗是列岛土著民的后裔，是一种异人种。他发现了山人。学说的直接背景是一年前在九州、四国的旅行见闻，这也成了同年他自费出版《后狩词记》的契机。在大山深处的宫崎县椎叶村还流传着平原上早已荒废的古代狩猎文化，深深地震惊了柳田。
《天狗的传说》中写道：“奥羽六县最晚到源赖朝时代就已经是生蛮聚居地了，至今还保留着一半以上阿伊努语的地名。在隘勇线[注]以内也有生存到后世的蛮民。”把阿伊努人作为土著民、异人种抓起来，生蛮就是不肯归顺的蛮族，隘勇线是支配领域划定的界线（国界线）的意思。这是当时的殖民地台湾用的政治用语。柳田的民俗学背景则是帝国日本。隘勇线是台湾总督府为了防范原住民划定的界线，线内是“蕃地”，禁止无故入内，设有铁丝网并通电。
▼山人论的回归近代国日本的历史是大日本主义的历史。如今变成了小日本主义时代，却很少意识到现在的国土上已经没有什么日本固有的东西了。幕府终于在江户末期和俄国的角逐中胜出，直接统治了尚未开化的虾夷地北海道，可以说是最初的外部殖民地。（北海道后来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到1947年才开始地方自治）北海道是说着异国语言、却没有成立国家的异族阿伊努人的土地。（相当于印第安人的美洲）
平安时代其次是新井白石命名了冲绳。中国王朝称作琉球的南方弧形群岛国，到了江户初期被萨摩藩征服。（奄美诸岛这时加入了岛津蕃，版籍奉还后成为鹿儿岛县）冲绳不属于清朝领地，但到明治为止一直尊清朝为宗主国。（为了和清朝进行秘密贸易，萨摩蕃承认了冲绳岛的两属。因为被非日本的外国当作附属国，明治政府在明治5年特地在琉球设蕃，（作为回礼，赐“蕃王”宗泰贵族爵位）明治12年版籍奉还并设冲绳县（宗泰退位）。但此时清政府对此拒不承认。对琉球的政策直到15年后日清战争才落实下来。作为新领土的冲绳为日本民众所熟知不能不借助于日本民俗学者。（日本人对冲绳人的蔑视在战败后依然存续）。
在日清战争中获得了台湾殖民权的日本遭到了长时间的抵抗（因此牺牲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清战争）不仅有大陆出身的中国人组成的游击队，土著民高山族的“山人” 也很难对付，他们就是所谓的“生蛮”，住的地方划有隘勇线。这一时期的台湾吸引了柳田，他由此相出了把日本的“山人”比作在遇到日本侵略者的台湾土著民。这一回归思想一是因为柳田家就在农村，二是来自农政学知识。
▼绚烂的台湾人脉及农政学的发展、或者说观念的回归
养父柳田直平也是过继柳田家的养子，他有一个名叫安东贞美的亲弟弟。柳田的这位叔父安东先生是日清、日俄战争两度出征，后来担当第4代朝鲜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并任第6代台湾总督（男爵）。柳田夫人的姐姐嫁给了木越安纲。姐夫木越几乎和安东走的是同一条仕途。日清、日俄战争出征，后来担当陆军中将，并两度任陆军大臣（男爵）。这两人同时期在新兴殖民地台湾任职。
日本占领台湾最初，土著民抵抗激烈，物资贫乏，如同不毛之地，法国曾动念收购台湾。改变现状的是第4代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局长后藤新平的强强组合。两位都是享誉盛名的伟人。儿玉在总督任上还兼任陆军大臣，在日俄战争中任满洲军总参谋长指挥作战（伯爵）。后藤在台湾任职后，又陆续担任满铁第一代总裁、内相、外相、东京市市长，关东大地震后致力于帝都的复兴工作（伯爵。思想家鹤见后辅的祖父）。儿玉、后藤体制跨时明治31～39（1898～1906）年。两人上任之年安东作为守备旅团长，木越作为参谋长（最初是补给厂长）赴任台湾。3年后农政学的前辈新渡户稻造应后藤之邀进入总督府。就任殖产课长的新渡户提出《台湾制糖业改良意见书》，以此为基础的殖民地政策使台湾经济初步走上了轨道。新渡户凭借此项功绩获得了精糖局局长的职位，并以京都帝大教授的身份讲授殖民政策。
新渡户是什么人呢？他是因“少年，胸怀大志啊！”这句名言而著称的克拉克博士执教的札幌农学院（北海道大学前身）的二期生，在校期间皈依基督教。其实札幌农学院就是为了开拓未开化的虾夷地北海道，移植美国的农政学而开设的。更加严密的说法是，为了全面开发、经营尚未走上近代化的殖民地，培养“开拓使者”类型的人才而开设的。之所以开设“农学院”，就是因为殖民地是未开化的落后地区，经营好它必须以农业政策为基础。对新渡户来说，农政学包括国内农业政策和殖民地国家政策的学问。顺便一说，殖民和移民是不同的。移民是本国国民移居他国主权地，殖民则是把本国国民迁往属于本国的领地（殖民地）。殖民是需要安抚原住民抵抗，把他们和本国国民调和起来，谋求经济振兴和社会安定的政治政策是必须的。这既是殖民政策，又是名叫殖民地政策学的一门学问。
柳田选择了农政学的时候，到底想到了哪一步作者不能确知，日清、日俄战争明确了帝国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必须发展超越列岛“内部”的版图范围的学问。这一来就和“外部”相遇了。和日本以外的世界相遇，首次产生了关于“内部”也就是关于日本自身的疑问。和异质文化相逢产生了对自身立场的反问。遇见在近代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文化，反而迎来了对共性的民族独立问题提出疑问的时代。
通过这样的回归之路柳田和“山人”相逢了。

英古阿格

▼帝国日本中确立的山人论《三部作》
山人论“三部作品”即《后狩词记》、《石神问答》、《远野物语》刊行的明治42年之翌年的2年间（1909～10年），柳田的公务是直接负责殖民政策。朝鲜合并的翌年（1911年），作为内阁法制局参事官的柳田，因功获得五等瑞宝勋章[注]，在同获勋章的92名高级官僚中名列46位。而从事农政学学术研究是否也作为一份贡献却并不详知。（倒是可以反证民政学研究与殖民政策没有直接联系，只是和柳田自己的民俗学相关）但是翌年他又获得了韩国合并纪念章。
朝鲜的殖民地化的参照物是台湾。进入柳田视野的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包括北海道（含千岛）、冲绳、台湾、南桦太岛（库页岛）。柳田于明治36年（1903）年阅读了台湾总督府的“旧俗调查报告”，明治39（1906年）视察了东北、北海道、和成为新领土的桦太岛。他的“三部作品”不是为了民俗学，而是在构想着殖民地政策的调查活动中的产物。
著名的《远野物语》还有一件事没有提到，那本书上有古怪的献词：“本书谨呈海外人士”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希望我说的话不会使平原人战栗，本书的作用就像陈胜吴广一样”最令人不解的还是献词，最后真相据说是是柳田准备把该书送给定居西洋的友人，但这恐怕不是真正的原因吧。陈胜吴广是领导摧毁中国最早的统一帝国秦王朝的农民起义的两名首领。也许这本书揭示了日本把“海外人士”和“山人”一样抓起来，激起了这些人对日本殖民帝国反叛。
本书直面“山人”问题，给为殖民政策奋斗的日本帝国的政治家和官僚“同志”提出了警告和建议。（序文多次提到“目前的当务之急”和“当下的情势”）“本书的作用就像陈胜吴广一样”，是自负从根底上抓住了反抗日本统治者的“山人”的心理，可以察知柳田暗示日本必须采用尊重传统文化、民俗的殖民政策。但这一视角和日本政府的政治、及新渡户的政治和学说殊途，于是形成了柳田独自的学说“民俗学”。
对献词解释还有若干补充。认为柳田是民俗学者的主流观点是“本书谨呈心系海外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停止西欧崇拜，把注意力放到日本的意思——典型事后附会的解释。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海外人士”也可能解释为西欧的民俗学家、民族学家。是为了夸耀日本的民俗学、民族学研究。事实上，柳田是有着国际视角的。）关于《后狩词记》已经说了很多，接下来谈谈《石神问答》。这里的“石神”是东京的地名“石神井”，抑或是指路边的小神。围绕这个问题和几位友人的通信书简的汇总诞生了这本著作。柳田认为“シヤグジ”是道组神[注]、因为有“サヘ（塞）之神”（镇守境界线的神）一说，在阿伊努语中“界障”被称为“「サク」”。柳田把本体不明的石神认作是当时和“生番”对峙的古日本“隘勇线”的遗迹。
[注] 道组神：村庄入口处为防止恶灵来袭的守护神或守路神。近世，以自然石、阴阳石、石塔等形式供奉于村头、路口或山口。
“三部作品”后，柳田所采用的“比较”的方法论其实从台湾殖民政策中来的。（他的农政学的发展从把民俗学作为殖民地政策学的预备学研究开始的）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后藤原来是一名医生。他在内务省时代，通过视察地方卫生而了解到，要提高医疗卫生水准，掌握当地的民俗是很重要的。秉持这个经验，后藤坚持台湾也必须做好土地调查事业和旧风俗调查事业。这就是“比较”的方法论，其成果在柳田读到的《旧风俗调查报告》中也记载了。而新渡户的“自由主义”殖民地政策也从后藤那里获益良多。
最后一点，“山人传说”的舞台之所以选择“远野”[注]，和怪谈热潮中，经作家水野叶舟介绍而与佐佐木喜善（镜石）会面的机缘有关，但柳田和远野的因缘不止于此。明治42（1909）年，柳田来到远野。那里住着的不是佐佐木，而是民族学者伊能嘉矩，伊能在台湾是后藤手下调查旧风俗的调查官。伊能不仅写了给统治台湾参考的论文，还写了大和朝廷对东北异名族的虾夷的征服、同化政策的论文。柳田的古朝鲜语也是请求伊能教的。
▼濒临覆灭的阿伊努人和解放了的冲绳
柳田也很关注阿伊努人。《远野物语》的初版充斥着阿伊努语。但到他开始提出民俗学的昭和11（1935）年再版时，“阿伊努”却被删去了。柳田后来的民俗学到底为何物可见一斑，但暂且不说。作为国内“山人”样本的阿伊努人正濒临着覆灭。明治32（1899）年《北海道旧‘土民’保护法》的制定表明国家完成了征服。（该法一直存续到1997年）。
平安时代写作、留存了濒临覆灭的阿伊努文化的是金田一京助，但此举是颠倒了近代民族学。近代国家是因国语的存在而成立的。国语的自觉，推动了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引起了对口语、俗语和口头文学的重视。语言可以认为是自我、个人内在的外化和表达。（《远野物语》的模式选择也注意到口头文学。序的一开始就说“这个故事完全是从远野人佐佐木镜石君那里听来的” “照着感觉而写”。但并未做到言文一致，而是一部采用文言、反复推敲的作品。）
金田一认为说阿伊努话是第一要务。他把高龄的阿伊努长老们路远迢迢陆续请到东京，“软禁”在自己家，让他们说阿伊努话。因为要保存濒临覆灭的阿伊努文化最有效的采集手段就是在自己家进行随便聊天。长老们无一例外，没有说完所有的话就死去了。但金田一通过这种方法吧濒临覆灭的阿伊努文化很好地保存下来。民族学就是复制类似的东西留存于世。.
另外谈一谈把冲绳引入日本的伊波普猷。伊波也是创造了今日冲绳的民俗学者。他研究冲绳古歌谣“おもろ草纸”[注1]、也是主张琉球语和日本语，即琉球人和日本人同根性的语言学者。他最大限度地肯定了属于日本帝国的冲绳，宣传冲绳立县的“琉球处分[注2]”是“解放”了当地人。（联想到日本战败后，把美国占领军称为“解放军”的人）
尚清王嘉靖10年（1531年）至尚丰王天启3年（1623年）在首里王府编纂的歌集，集录了冲绳古歌谣。“草纸”是模仿日本的“草纸”，「おもろ」的語源是「うむい（＝思い）」，可能是祭祀的祝词。全22卷.日本史,日本古代史,日本历史论坛,日史译组论坛,笃姬,北条时宗,风林火山,功名十字路口,日本战国史,大河剧,战国时代,日本历史,平安时代;
[注2]处理琉球归属问题。明治5至12年（1872-1879）日本政府在琉球强行设置冲绳县，使琉球成为日本领土。他的著作《古琉球》（明治44[1911]年刊）否定了甘受岛津蕃和清朝二重统治的近世琉球，认为这之前的“古琉球”才是理想的时代。所以他肯定了打倒了近世琉球的日本殖民统治，当然这和“古琉球”不同。无论如何，伊波的民俗学为柳田和折口等打开了冲绳的大门，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就等于是日本的原乡。流传至今的“乐园”的印象就发源于此。
柳田不无因缘的韩国合并是明治43（1910）年，柳田的多产年，不仅写了《石神问答》《远野物语》还刊行了农政学论文集《时代的农政学》。和足足通信了7年的南方熊楠见面。新渡户在明治39年从京都帝大转到东京帝大，兼任一高校长。（另：原上司后藤新雄同时任满铁第一代总裁）明治42年，帝大设《殖民政策讲座》，明治43年发展成殖民学会。乡土会是从柳田在家召集的“乡土研究会” 发展而来。会员主要是柳田的弟子，在那里学习新渡户的《地方学》（地域研究）。其意义是：把践行了对北海道和台湾的研究新渡户的农政学（=殖民地农政学）推广到国内。柳田从别的角度研究和政府政策相异的自己的“农政学”，转变了方向。同年“帝国农会”（全国农协的前身）成立。实际上是作为农政学者的柳田在政治上的败北。柳田一直致力于农业产业化推进、中农阶级的养成、现金交纳佃租、成立现代化的劳动组合。但是把柳田开除出农商务省的政府的农业政策是保守的：中央集权和展开地方行政相结合，温和地给予地方地主以名望家的优遇（推进地主离开所有农地居住）。柳田力辩这样的农政政策是一派空谈。
政府对地方的支配是从明治宪法公布的明治22（1889）年，实行市制、町村制开始的。日俄战争的44（1911）年进行了“改正”，地方行政组织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得到加强。为了压迫地方村落，国家颁布了《国有林野法》（明治32年）《部落有林野统一方针》（明治42年）封锁森林和原野，另外多次下令小神社、神祠进行合并（明治39年）。不仅南方熊楠反对，柳田也反对这些措施。
近代化的洪流中农村荒废（离乡去都市，人口流失是一个原因），经过日俄战争财政的窘迫波及到地方。政府发起了“地方改良运动”促进地方自力更生。其一大成果便是继承了二宫尊德（金次郎）流派的“报德社”和政府别动队“报德会”。提倡协调和努力的精神主义的“地方改良运动”倡导农本主义，在政策上固定现有的地主和佃农关系。帝国农会的成立就是这条路线在全国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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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古阿格

柳田在那个时代的开拓之功，实属不易。

英古阿格

柳田为日本民俗学的发展取向至今对中国民俗学仍有不少借鉴意义。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以致用呵！

小猫咪

最近和乌先生的一次谈话，他提到柳田国男与日本殖民主义思潮的关系，让我们从政治性的层面去看这位日本民俗学之父，相对而言，中国民俗学虽然也一直参与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比如“人民”这个概念）的建构中，但似乎程度要比柳田那个时候好得多。

菅丰老师在《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这篇文章中有提到这个细节。还给出了参考书目：

⑤ 村井紀，《南島ィデオ口ギ一の発生：柳田国男と植民地主義》，岡山：福武書店，1992年。

　　川村湊，《“大東亜民俗学”の虚実》，東京：講談社，1996年。

⑥ 子安宣邦，《近代知のァルケオ口ジ一：国家と戦争と知識人》，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南池子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也提到过柳田由于旅居国外，同时广泛游历日本，从而发展出“旅人式”民俗记录，“常民”以及“常民的生活”作为“风景”而被“发现”，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民族论述。此外，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也是基于自己国家的殖民地惨状，才在日本兴起一种“民粹”观念，提倡本土文化的价值。两者既是一种对西方理论的重新展演和吸纳，也是一种本土知识体系的尝试性建构。而且，在整个论述框架下，日本与西方文明显然构成了一种风景想象的对立关系。不仅是日本，之后的晚晴中国学者同样充实了这种叙述策略。梁启超对神话的重视，周作人对民歌和日本民俗学（尤其对柳田的《日本の昔话》、《远野物语》）的推崇，都体现出这种共同的民族心理和现实处境。一方面发掘过去传统民间文化的革命性价值，另一方面试图从地域文化普查之后建构一种连贯的中华文化体系。这恐怕也是历史—地理学传播论被非常推崇和重视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