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riceChen

　　——送钱春绮先生
　　在1980年代之后，当冯至拿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钱锺书拿出《管锥编》，季羡林拿出《罗摩衍那》的时候，钱春绮更是拿出《阿塔·特罗尔》、《歌德抒情诗选》、《歌德叙事诗集》等一系列德诗汉译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对社会影响之广泛，甚少有可比者。
　　
□叶隽
　　今年2月4日，手机中突然收到一则短信：“德语文学翻译家钱春绮去世。”始则不信，因为就在此不久前，我还接到上海翻译家协会的邀约，希望能去参加元月4日召开的“钱春绮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我生性疏懒，对于学术性不强的会议一般是“敬而远之”。但这个会却让我稍稍动心，这是因为对钱先生这位前辈确实心存敬意，在自己涉及的学科史研究中，虽然没有专门为文，但已经意识到先生所代表的翻译家群体不可忽略的文化史意义。
　　但我那段时间因有别的工作，于是只好推荐请德高望重的叶廷芳先生去。没想到，竟在这红尘之中与钱先生缘吝一面。只有当生者已逝，才会感觉到尘世间渊源的可贵，哪怕是遥见一面。
　　接着，我就读到上海译协寄来的《高山仰止——钱春绮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文集》，翻读之下，很是感慨。钱先生这样的人物，比起他的同宗，譬如钱穆、钱锺书乃至钱学森等前辈，当然还算不得一个大人物。但作为翻译家，尤其是职业翻译家，钱先生的意义自也不是他人可以替代的。像傅雷这样的人物，毕竟凤毛麟角;即便是作家，如巴金这样敢于依靠自己的笔耕而“谋生”的，也是寥寥无几。可作为一介布衣的钱春绮，居然就“敢”!1961年，钱春绮辞职下海，非日后的商海，而是德语文学的“译海”。此时距离他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已转瞬15载，对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本当是功成名就、安稳就职的时候，然而钱春绮竟然要改行，不但是彻底地抛弃原有的职业，而且竟然还是选择一条“绝路”，做自由翻译者。事实上，钱春绮不但曾在多家医院从医，而且发表过几部医学著述，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医生，但时代背景、客观环境再加自身生性等因素，使得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可问题在于，仅仅五年之后“文革”爆发，钱春绮试图借助职业翻译的“劳动所得”谋生的想法基本破灭。我们很难推想钱先生究竟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无知岁月”，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挺过来”了，而且没有辜负这让绝大多数人年华虚度的蹉跎岁月。最可证明的是实绩，在1980年代之后，当冯至拿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钱锺书拿出《管锥编》，季羡林拿出《罗摩衍那》的时候，钱春绮更是拿出《阿塔·特罗尔》、《歌德抒情诗选》、《歌德叙事诗集》等一系列德诗汉译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对社会影响之广泛，甚少有可比者。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西学东渐”至关重要;而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翻译的功用又具极大的意义。对比今日“泥沙俱下”的翻译质量而言，职业译家的出现极为必要，而由此，钱春绮先生的意义更得以充分彰显。对于钱先生，只要对德语文学略有接触的人，应当都不会很陌生。因为他在汉语世界里，是与歌德、席勒、海涅这样一些大诗人伴随在一起的。即便是日后德文专业的师生，也很难不参考和使用他的翻译作品。
　　在德语文学汉译史的视阈里，有几类科班之外的学者特别值得重视。一是由相涉学科转而成为德文学科中坚力量者，譬如早期的杨丙辰先生，学生辈的刘大杰先生、李长之先生等，他们的贡献相当突出;二乃由其他相关行业转来，譬如出版人就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一类，而绿原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的《浮士德》等翻译工作有其意义，此容再详论之;再有一类就是以钱春绮先生为代表的职业翻译家。钱春绮的风格很有特色，他不是职业学者，但对翻译作品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学术认知，颇为难得。在现代中国外来文化的引入方面，他是有着杰出的贡献的。在我看来，钱先生至少有三端示范意义。
　　其一，钱春绮以他的文化理念与文学执著，构成了“德诗汉译”的重要存在。甚至可以说，他为汉译德语文学贡献出一个辉煌的宫殿。即便对于中国的日耳曼学来说，他的这些翻译也构成了材料性的基石。不过这里附带要说的是，我们的翻译，彼此间相互补台的成分还很不够，重复翻译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是应当警醒的。像钱春绮先生的翻译标准是比较高的，不译则已，译则必须有原创性贡献。这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么，我们兼职做翻译，以学术底气而为翻译的译者就更应该有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叶廷芳先生赞赏其翻译作品对象选择的“战略眼光”，范大灿先生揭示其翻译品格的“不从众”、“不追热”，都可以看出钱氏作为一个职业翻译家卓尔不群的文化品格。一生中弄清楚自己要干些什么十分重要，我想钱先生的生活虽不轻松，但他是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的，所以能持之以恒。从这个意义看，其翻译史的业绩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其二，钱春绮以他一生的艰苦实践昭示文化人可以选择和坚持的生命方式。虽然德国的知识精英早从莱辛开始，就尝试在经济基础上摆脱依赖而树立自己的知识品格，但真正能做到的，毕竟不多。而在1950—1970年代中国的语境里，就更是凤毛麟角，也就是巴金、傅雷等寥寥数人而已。既能不从众，不逐热，保持自己翻译的学术品格，同时又要能维持生存，这其实是相当严峻的挑战。而钱春绮作为职业译人的相对成功，也启迪我们的出版界，能设法在制度上去扶持一批职业译人，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目前翻译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更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外国资源引进事业做一个制度性的保障，进而与知识人群体构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其三，钱春绮的汉译本有着广泛的社会史影响，文化史价值大。因为说到底，钱春绮之所以能作为一个职业译人生存下来，就是因为读者的接受，市场的认可。可以说，这样一种文化史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关联度、穿透力，很值得深入开掘。近读新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觉得很遗憾的就是不如前部《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因为前部毕竟提供出理解和把握整体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维度。而像钱春绮这样的人物及其文本正提供了此类研究的很好抓手，因为正是钱氏汉译文本，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德诗在华”的强势存在，是翻译史与文化史上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现象，自然也就是比较文学史所应当处理的理想内容。
　　我希望后来的学子，有人去关注钱春绮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翻译史、文化史、比较文学史现象，甚至好好做一个研究。这将给我们理解钱先生，尤其是他所代表的那一类型知识人，提供非常好的材料与范本。翻读这本研讨会文集，除了魏育青教授一篇外，基本上都还说不上是较为学术的研究。而钱先生这样博古通今、功底扎实的翻译家，其实必须是从学术的深入层面把握的，至少首先将其生平经历、翻译事业、场域活动等史实搞清楚。我想对于逝者最好的怀念，就是去研究他的生平和思想，去继承他所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这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