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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与民歌体
                                                      [ 来源：甘肃日报 | 更新日期：2010-06-05]
　                                                                          张念儒

　　“花儿”和对唱“花儿”的场景是西部民俗风情的奇观。西部“花儿”大约形成于元末明初，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地区，是回、汉、土、撒哈拉、东乡、保安、裕固(部分)、藏(部分)八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山歌。“花儿”主要是用当地汉语方言歌唱，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山歌。其曲调、语言、歌词、内容所反映的生活、习俗等，都蕴含着多民族的因素。“花儿”作为民间口头创作的山歌始终伴随着歌唱。它不是经过苦思冥想写成的，而是歌者的口头即兴创作，歌者通过歌唱，抒发自己的情感，撼动人的心灵。唱“花儿”的浪漫民俗场景，“花儿”粗犷悲怆的旋律回荡在不少西部作家的多数乡土文学作品中，而王家达及其乡土小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

　　王家达乡土小说中的黄河筏子客、黄河多情女大多是在高亢悲怆的“花儿”声中开始他们的生命之旅的，生死与“花儿”相伴，爱恨与“花儿”相随，他们的文化之根生长在源远流长的“花儿”上，他们的心灵也是由“花儿”建构起来的，即兴歌唱“花儿”就成了他们的生命形式，就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了王家达乡土小说中最主要的民俗风情场景。《清凌凌的黄河水》讲述尕奶奶与二哥子的婚外恋故事，浓烈的异域情调与曲折的故事情节，使凄婉而浪漫的爱情悲剧颇为感人。尕奶奶与二哥子之间对唱“花儿”的民俗场景是小说中出现得最多最频繁的，对唱的内容由试探真情、暗示爱情、倾诉真情、山盟海誓、痛苦思念到生死决别，不仅显露了生命真爱的情感轨迹，而且也映衬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换句话说，小说的叙事进程与抒情进程是同步的，“花儿”所歌唱的与叙述者所讲述的相互映现，从而构成一种“互文性”表达。《血河》讲述白蛇与羊报的曲折爱情故事，白蛇与羊报真情相爱，尕五子却用钱横刀夺爱，羊报却因心善相让，痛失爱情。一番曲曲折折，白蛇与羊报终成眷属，却双双死于乱世。与《清凌凌的黄河水》相较而言，《血河》的故事情节更为曲折，颇多神秘传奇色彩，对唱“花儿”的民俗场景也更多、更复杂。黄河筏子客与黄河两岸的女人对唱“花儿”，白蛇与羊报对唱“花儿”，赴死殉情对唱“花儿”等不仅唱出了筏子客命运的苍凉郁勃、男人的豪健狂野，而且也唱出了女人的柔媚刚烈、多情重义。主线是分明的，“花儿”的主旋律总是围绕着白蛇与羊报的爱情进行，从相识、相爱、错失、等待、私奔、受辱、复仇到殉情。“花儿”唱出了有情人的一段传奇、浪漫而又悲壮的情感历程。显然，与《清凌凌的黄河水》一样，“花儿”所唱的与叙述者所讲述的构成一种“互文性”表达。“花儿”总是在先，同质的讲述随后，这种“唱一段、讲一段”的基本模式，使“花儿”具有“领起”的作用。不仅“领起”一个个情节片段，而且“领起”全篇，使整个讲述过程笼罩在“花儿”的旋律之中。

　　“花儿”在西部的流行与传唱主要在于它出色而独特的调子。它节奏比较自由，多是因时因地、现编现唱的即兴创作，因而一曲多词现象比较普遍，曲调或高亢凄婉、或悠扬、缠绵。许方郁曾这样说过，“花儿”多用徵调，显得异常悲怆，且高音部全用假声，野味中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飘音，更加凄烈。那时而呜咽、时而嘶喊、起伏变化落差极大的旋律，传达出西北人痛苦的生命历程和不甘完结的追求精神。“花儿”没有一般山歌的豁亮畅快，无论是唱眼前景还是心中事，总有一种被压抑的悲凉感。这样的旋律不仅回荡在王家达的小说中，而且也回荡在张冀雪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西部乡土文学与流传在这里的“花儿”传达出的精神意蕴是大体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家达的民歌体乡土小说是从“花儿”上生长出来的。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刘清春

就我所知,当下的摇滚乐队中,至少有三个受花儿影响,是相当纯粹的民谣
譬如 被称为 土根摇滚的苏阳,也是宁夏的布衣乐队 和野孩子乐队

刘清春

这三支乐队唱着黄河的谣曲,同心路的电线杆,妈妈的羊肉面,几次令我落泪.
我深感到,我们对音乐青年对原创艺术太缺乏尊重.
说我们青年原创力差的人物,首先艺术鉴赏力就很差,但往往审美能力差的人物掌握着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