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学科史研究概述
作者：胡鸿保,张丽梅
发布时间：2009-12-20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60年来，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几次波折，曾两度“重新定位”。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和民族工作的需要，即使是在“民族学”名称被弃用的年代，民族研究和实践一直在延续。回首往昔，对于学科发展的历史研究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只是近来随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年”以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昆明会议的召开，学者们对于本土历史经验的总结才显现出空前的热情。我们在此依据文献做一概述，为同行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19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开始大学改造和院系调整等。严格意义上的本国民族学学科史研究没有展开[1]，存留下来的相关著述多是民族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以及发展规划、成果汇总。其中费孝通和林耀华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民族出版社，1957)堪称名篇，对于当时(50年代前期)民族学的问题、进展状态等作了梳理回顾，堪称本国学科史研究力作。
学科史研究真正起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民族学界学人的“世代更替”。除去“中国民族学之父”蔡元培(1868~1940)外，中国真正从事田野调查起步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应该都诞生在1900年前后，到改革开放时步入晚年。生老病死，本是人生规律，薪火相传的学术人生礼仪也如影随形。1990~2000年前后纪念会和纪念文集频出(××先生从教××周年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等)，对学科史是不小的推动。
具体来说，国内的民族学学科史方面，老一辈学者以亲历者身份撰写的有开拓意义的论文首推陈永龄、王晓义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ii]其他前辈的一些回忆性文章和访谈录也有较高价值。[iii]专著有王建民等的《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胡鸿保主编的教材《中国人类学史》以及美国学者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近期的论文有杨圣敏的《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iv]、王铭铭的《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人类学——成就与问题》[v]、何星亮的《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vi]、王建民的《论中国场景下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vii]以及胡鸿保的《略谈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的学科史研究》[viii]等。王建民还主持召开了“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基于学科史的回顾和梳理、区域性研究的追溯以及各自在人类学不同分支的研究实践，就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讨论、反思和展望[ix]。另外，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中，杨圣敏主编了“民族学卷”[x];张海洋、沈林策划“百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辑出版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献索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以及《中国语言人类学百年文选》等。[xi]
重要民族学家的个人传记与行状同样是一种学科史。除阿古什的《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影响较大之外，目前的公开出版物中尚有李光谟的《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岱峻的《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吕文浩的《潘光旦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张祖道的《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王日根的《冰心与吴文藻》(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江小林的《江应樑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谢本书的《马曜评传》(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张冠生的《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以及李路阳的《吴汝康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等。民族出版社2009年新推出“品读人类学家丛书·本土篇”，首批包括《费孝通评传》、《林耀华评传》、《马学良评传》、《宋蜀华评传》、《陈永龄评传》共五本。
对于早期在中国民族学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如今也有人撰写论文作过深浅不一的探讨。如胡起望对蔡元培、刘小云对史禄国、宇晓对王同惠的研究，何国强对吴文藻与杨成志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于戴裔煊的研究，李然对吴泽霖的研究，等等[xii]。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老民族学家的追思、对民族学旧作的重读和评论、对旧田野点的再研究也颇成风气，这其中同样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学科史关怀。相关著作有《梁钊韬与人类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吴文藻纪念文集》(王庆仁等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陈理等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纪念林惠祥文集》(汪毅夫、郭志超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汇聚学术情缘：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庄孔韶等编，民族出版社，2005)、《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马戎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银翅》(庄孔韶著)、《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梁永佳著)、《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张宏明著)、《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褚建芳著)等;论文有胡鸿保的《试析林耀华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和《林耀华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xiii]、褚建芳的《桃李不言自成蹊——记田汝康先生》、陈波的《祖尼小镇的结构与象征——纪念李安宅先生》、赵旭东的《学者即真诚——追忆田汝康教授》、吕文浩的《个人、社会与社会学——潘光旦先生与他的社会思想》、天健文史社的《冯汉骥与川大考古学——霍巍教授访谈录》[xiv]、何国强的《回忆曾昭璇先生的人类学思想》、马颖生的《记蜚声中外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田汝康教授》[xv]等。值得一提的是，近几辑的《中国人类学评论》辟有专栏刊载“重读20世纪前期的中国论著”相关成果，杨堃、李安宅、吴文藻、李济、马长寿、王桐龄、林惠祥等人的旧著和学术思想均在重温之列。
此外，民国时期的学科史近年备受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动向值得重视：
1. 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
一些机构和学者近年注重从社会科学在中国兴起和初步发展的背景下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相关调查研究的学术内蕴，力图厘清中国传统学术与本土知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和西方知识模式的遭遇过程和互动关系，从而加深对学科史的理解，并为学科发展寻求历史资源和借鉴。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活动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的“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研讨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国际科研项目。此外，王铭铭还组织人类学实地研习营，让学生们研习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志作品与社会科学思想。
一种意见认为当前中国民族学学术史回顾研究有三种值得注意的转向[xvi]：一是相较前一时期(约1950-1980年)而言，对当年国民政府组织的调查的认识有了变化，评介转为全面、客观，试图科学利用这些调查资料。例如马玉华等指出，民国政府在1930-1940年间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官方调查，反映了政府对边疆民族的重视。这乃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应用西方调查方法开展的民族调查。政府组织的调查突破了以往国内民族学调查中学术团体以及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性。[xvii]二是一些少数民族学者以主位视角，“从边缘看中心”，提出了与以往主流话语不同的看法，他们重新评价了前贤成果，其主体批判意向十分明显。[xviii]三是早期在华的外国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实地调查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中国民族学的积极作用都得到了更为公允的评价。[xix]
2. 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近些年来受到关注。[xx]相关论文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1995—2005年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综述》、《抗战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识》、《延安时期李维汉对民族工作的贡献》[xxi]等。这些研究对于延安时期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民族工作者、民族学院进行了专门探讨，认为延安时期是党的民族理论的成熟期和民族政策的初步实践期。多民族结合而成论、平等团结统一建国论、民族区域自治论、回回民族问题论等在此期间的逐步形成和初步实践对建国后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识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以一例为证。王建民等编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中多处提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族工作，包括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延安民族学院成立、《回回民族问题》及《蒙古民族问题》出版等事件，累计约3000字。[xxii]之前，王建民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涉及延安民族问题研究的叙述合计仅一页(227~228页)，不足700字，约占全书篇幅的千分之二[xxiii]。
3. 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李庄作为一个学术中心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李庄这座“消失的学术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话题新宠。这与民间学者陈代俊(笔名岱峻)的工作密切相关。他通过一系列的著述向我们讲述了李庄学者在抗战时期的前尘旧事、人文精神、学术自觉和社会担当。目前他已出版民国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消失的学术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以及一些相关文章，并分别在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做了题名“李庄——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和“李济与李安宅——学科史的个案研究”(《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的民族学学术报告。这些年出版的关于李庄的著作还有《人文李庄》(孙远宾主编，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岳南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中国李庄：抗战流亡学者的人文档案》(刘振宇、维微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等，它们和岱峻的研究一起，留存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学术史的认识、理解和反思。此外，具有“朝圣”意味的学术会议和考察也不时涉足李庄。2008年在西南民族大学由王铭铭主持开办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研讨会;2009年夏季，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又在四川宜宾和李庄两地举办了“边疆与后方——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学术研讨会。
至于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学科的“当代史”。费孝通、林耀华、江应樑、宋蜀华、李绍明等人的有关论文对这段历史做了总结和思考。例如，费孝通的《关于人类学在中国》和《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林耀华、金天明的《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江应樑的《民族学在云南》，宋蜀华的《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李绍明的《21世纪初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几个问题》和《学术与学会的里程》。[xxiv]一些在20世纪50年代亲历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民族学家，就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写出了回忆文章并结集出版[xxv]，不单留存了史料，更有助于后来的研究者在阅读“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时加深对材料的理解。
近些年来，关于1950年代民族调查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口述材料和文献史料的结合，以求互为补正，并对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研究进行重新评价和反思。杨圣敏、潘守永及王铭铭等主持的“前辈学人口述史调查”已经分头开展对李绍明、蒋炳钊、严汝娴、王承权、王尧、刘达成等的口述调查[xxvi]，存留访谈记录和音像资料。他们以及其他亲历者对当时民族调查的回忆和评价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工作做出更公允的评价，同时对一些研究者围绕这一话题的个人见解和彼此争鸣[xxvii]达成更清醒、辩证的认识。另外，定宜庄等对满族历史研究的反思文章也使用了一些亲历者的口述材料[xxviii]，并在口述和文献史料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进行了思考[xxix]。
由王铭铭和杨正文共同主持、李绍明担任总顾问的“西南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项目也在进行过程中。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完成6次田野调研活动，对四川、云南、湖南等地参与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当事人、亲历者、目击者及研究者等相关人物进行了口述史调查，留存了大量的原始访谈记录、老照片和影像资料，已编辑出版“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研究丛书”十余部，如《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大事记》、《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论集》、《民主改革与四川藏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主改革与四川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等。这种对史料的抢救性收集和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此外，历年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开辟的“人类学家访谈”栏目已经先后介绍过李亦园、黄淑娉、乔健、李绍明、黄应贵等数十位当代学人，留存了宝贵的学科史资料。[xxx]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经典学术对话丛书：民族学人类学系列”( 主编张海洋)也展示了老中青几代学人的学术风采。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的博士论文多有学科史题材，如丁元竹的《费孝通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费孝通指导，北京大学，1991)[xxxi]、包智明的《论比较社会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费孝通指导，北京大学，1994)、王建民的《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1903-1949》(陈永龄、王晓义指导，中央民族大学，1995)、于长江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建》(费孝通指导，北京大学，2000)、吕文浩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潘光旦社会学思想研究(1922-1949)》(费孝通、王铭铭指导，北京大学，2003)、张正军的《二十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之研究》(王文光指导，云南大学，2003)、马玉华的《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万永林指导，云南大学，2005)、孟航的《社区研究与功能主义的结合——中西方接触视野下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在中国早期发展史的案例研究》(杨圣敏指导，中央民族大学，2009)、杨清媚的《在绅士与知识分子之间——费孝通社会思想中的乡土、民族国家与世界》(王铭铭指导，中央民族大学，2009)、伍婷婷的《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围绕李绍明的中国人类学史个案研究》(王铭铭指导，中央民族大学，2009)、张丽梅的《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及其历史际遇》(胡鸿保指导，中国人民大学，2009)等。这种现象除反映指导老师的旨趣之外，还表明学界(尤其是青年学人)对民族学历史、理论和田野方法之辩证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另外，关于费孝通及与之相关的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论文(其中多半是费先生本人指导的)集群推出，除了费孝通的特殊魅力、他本人的学术师承等原因之外，也与当前本学科与英美人类学交流较多、博士生大多选修英语有关。比较一下20世纪50、60年代，明显可见苏维埃学派的影响风光不再、急流勇退。
总的来看，民族学界对学科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史)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都呈增长态势[xxxii]，这正是学术自主性和自觉意识日益增强、学术研究水平提升的表现。在对中国民族学百年历史进行整体回顾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开始致力于更高层次的总结、讨论和展望。如，杨圣敏认为，“民族学的中国学派已初现端倪”，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中国的民族学已经进入一个“具有自己的世界性影响的本土学派”的新时期[xxxiii];王建民则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在追求世界性学科规范与倡导本土学术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重点讨论，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立场和策略[xxxiv]。此种研究方向以及与民国学术史相关的一些研究焦点均表明，“学科史的探索如今已经超越了学科发展过程的回顾,进入到学术思辨和思想史、知识史探索的阶段”[xxxv]。
另外，一些青年学者以其特有的敏锐感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走向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如，梁永佳从事了“再研究”后觉得，在中国，“变迁问题不一定非要在出过人类学民族志的地方才能研究”。他指出，学科史上的断裂“使得学科延续很难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来继承”。同时，他还批判许烺光的名著《祖荫之下》“失去了‘己身-他者’这一对人类学家最为珍贵的比较视角”，“只能算是一本写给英文学术界的资料报告”。[xxxvi]谢燕清的《中国人类学的自我反思》则揭示出了1949年后反思的主体一度缺席，而1979年之后学科重建又面临国内政治和国际人类学双重依附性的困境。该文分析了吴文藻1949年前后介绍西方人类学流派时态度的变化、马长寿理论的前卫性、潘光旦接受共产党教育后转变立场写出不失学术水准的论文，以及吴文藻-岑家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萌芽等种种史实，起到了“解魅”的作用，读来令人耳目一新。[xxxvii]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杨清媚受导师王铭铭“中间圈”等论述的影响，特别关注费孝通的“心史”，想通过“三圈”[xxxviii]和“绅士”来解读费孝通的思想世界，进行一项“对学人思想的人类学史研究”[xxxix]，论述也有一定的新意。
总之，以田野工作见长的民族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样需要回到“写字间”、对自身的历史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并做出一定的理性分析。中国民族学有百余年的历史，而只是最近十多年学科史的研究才稍显“繁荣”。但愿以上概述能为引玉之砖，激起更多同仁关注这门发展中的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胡鸿保(1948-)，男，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梅(1982-)，女，湖南隆回人，人类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1] 1960年代初，有关方面曾布置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的任务，陈永龄、林耀华、吴文藻等做过相关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写出批判文章，但未见公开出版。参阅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219-220页。广东省的社会科学期刊《学术研究》刊登过一些批判资产阶级人类学的文章。
[ii] 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学研究》(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iii] 例如，杨堃：《杨堃自叙》，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4);潘乃穆执笔：《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载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巴博德：《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载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邸永君：《林耀华先生访谈录》，李彬：《李毅夫先生访谈录》，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9年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彭雪芳：《容观瓊先生访谈录》，邸永君：《宋蜀华先生访谈录》，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瞿同祖、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载《近代史研究》，2007(4);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徐樱：《我与方桂五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3。许烺光：《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国立编译馆译，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贾兰坡：《世纪老人的话·贾兰坡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iv] 载《西北民族研究》，2009(2)。
[v] 载邓正来、郝雨凡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vi] 载《民族研究》，2008(6)。
[vii] 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viii] 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5)。
[ix] 该会议论文集已经公开出版，参见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x] 杨圣敏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民族学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xi] 均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xii] 胡起望：《蔡元培与民族学》，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251~26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刘小云：《史禄国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影响》，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刘小云：《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载《学术探索》，2007(4);宇晓：《中国第一位女民族学者──王同惠传略》，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2);何国强、唐凯勋：《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载《思想战线》，2005(5);何国强：《论戴裔煊的民族学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08(4);何国强：《记一位安乐椅上的民族学家》，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李然：《吴泽霖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载《贵州民族研究》，2009(1)。
[xiii] 分别见《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0(6);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xiv] 分别见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3、4、5、9辑。
[xv] 何国强：《回忆曾昭璇先生的人类学思想》，载《岭南文史》，2009(1);马颖生：《记蜚声中外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田汝康教授》，载云南民族大学编：《民族学报》，第七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xvi] 胡鸿保、马伟华：《主客互渗──对于“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重新思考》，载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13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xvii] 马玉华：《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1);马玉华：《试论民国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2);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马玉华、万永林：《试论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载《思想战线》，2005(2).杨绍军：《抗战时期云南的人类学研究》，载云南民族大学编：《民族学报》，第七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xviii] 参见李列：《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张锡禄、曾维益、马尔子：《西南田野的当地经验：北大座谈录》，载《民俗研究》，2006(1).
[xix] 费孝通暮年撰文，对他的几位启蒙老师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派克等有不同于先前的评价，参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翻译整理出版了不少外国民族学者的著作(参见前一节)，并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例如，和匠宇、和铹宇：《孤独之旅：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和他在云南的探险经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胡鸿保、张丽梅：《20世纪早期外国民族学家在华调查对中国民族学建设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
[xx] 参阅贺小娜、侯虎虎：《1995—2005年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综述》，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xxi] 王继、郭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载《民族研究》，2009(3);贺小娜、侯虎虎：《1995—2005年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综述》，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马学勤：《抗战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载《攀登》，2005(4);姚兰：《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6);周昆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识》，载《广西民族研究》，2003(3);马奎：《延安时期李维汉对民族工作的贡献》，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4)。
[xxii] 王建民等编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188~189、208、220~221、226~227、264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xxiii]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此书共计约470页，36万字。
[xxiv] 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载《社会学研究》，1994(2);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1);林耀华、金天明：《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载《民族研究》，1980(2);江应樑：《民族学在云南》，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学研究》(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江应樑：《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3);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李绍明：《21世纪初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几个问题》，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1);伍婷婷、李绍明：《学术与学会的里程──李绍明先生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发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xxv] 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xxvi] 参见曾穷石：《人类学家严汝娴教授访谈录》，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张经纬：《人类学家蒋炳钊教授访谈录》，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7、8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xxvii] 参见杜玉亭：《简史丛书非凡说———中国民族史探索40年》，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徐姗姗：《对“民族大调查”与“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的再解读》，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2)。
[xxviii] 接受定宜庄等访谈的前辈学者有王钟翰、赵展、朱宁、黄铸、李登第、杨学琛等。
[xxix] 定宜庄、胡鸿保：《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再思考》，载杨圣敏主编：《纪念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周年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xxx] 参阅徐杰舜：《轨迹：学科重建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四件事》，载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142-152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xxxi] 丁元竹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经修订和完善于16年后正式出版。见丁元竹：《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后记”，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xxxii] 民族学学科某些分支领域的学科史研究也在进行之中。比如，唐戈、陈伯霖：《通古斯人类学论纲》，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4)。
[xxxiii] 杨圣敏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民族学卷)，41-42、3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xxxiv] 王建民：《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看学科的世界性与本土性》，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4)。
[xxxv] 王建民：《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看学科的世界性与本土性》，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4)。
[xxxvi] 参阅梁永佳：《“汉语人类学”视野中的大理研究与再研究》，载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172-184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xxxvii] 参阅谢燕清：《中国人类学的自我反思》，载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108-141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xxxviii] 指“以汉人为主的核心圈”、“以少数民族地带为主的中间圈”和“非中国本土的海外圈”。参阅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王铭铭：《所谓“天下”，所谓“世界观”》，载王铭铭：《没有后门的教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xxxix] 杨清媚：《在绅士与知识分子之间——费孝通社会思想中的乡土、民族国家与世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2页，143-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