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志深入凉山，开西南民族之学院调查先河
中国民族报 2012年1月13日 □ 钟玉玲
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决定与中山大学合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地点设在广州柏园，而该所第七组即为“人类学及民物学组”。刚开始工作时，第七组由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负责研究工作，辛树帜、容肇祖负责搜集各种民物标本。由于该所地处南国，得地利之便，成为西南民族之学院调查的首发者。
深入民间，成绩颇佳
1928年，正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杨成志提出孤身深入川边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600多元经费。杨成志在昆明的时候，曾向几位英国老牧师借过3本关于西南彝族的书籍，认为要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原始时代，“独立罗罗（彝族）”是最重要的目的地，因此决意深入：“我觉得此回独自远途旅行，成功与失败，实未可预料。成功可作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失败由于我自愿牺牲。”
因为杨成志是孤身入滇，所以他的这次艰苦之行只能依靠他本人的回忆和当时的信函来复述。
1928年9月28日，杨成志到达巧家县六城坝（今属四川凉山州宁南县），第二天就因水土不服病倒了。10月上旬，病好后他前往凉山，翻过50余里的高山险谷，最终抵达一个名为禄呷呷的地方。当地的彝族头人听杨成志自称是奉云南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12路总指挥龙云之命前来拜谒亲戚的，马上就派了10余个奴隶，宰杀了一头大黄牛，隆重欢迎杨成志的到来。
杨成志进凉山，带了一匹骡子、一条狗，还有一匹专门驮礼物的小马。他还准备了一批布匹、白糖、针线之类送给各寨的头人以联络感情。他自备的药品在凉山也派上了用场，因为替一个女奴隶主医好了脚病，于是，他不仅得到了一条大狗，还得到了许多调查的便利。
杨成志在这里住了7天，随后又前往诸路磨开、斯古、沙木箐和跑马坪等地。本来他打算在凉山地区调查两个多月，但“进入金沙江西岸之后，四川的彝族不再买龙云的账，杨成志担心进去遭受捆绑或惨杀，只好原路回转，于11月4日回到巧家六城坝。
除去行程用时，杨成志在凉山共住了25天。杨成志凉山之行的调查内容，主要是西南彝族的地理分布、社会组织、人情风俗及语言文字等。据称，凉山的彝族分为外八支、内九支。此次调查，虽然只有云南外八支的50%，但也难能可贵。杨成志自己很满意，他说：“凉山‘庐鹿’之地，无论哪个汉人都目为掳杀的大本营，毫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但是我当时渡金沙江抵六城坝后，我的热情战胜畏缩，遂冒险独进……其间数遇危险，然能安然归来可谓幸矣！”又说：“有此成绩，自觉颇佳，若假我以时日，自信《罗罗的社会组织》一书或可写成也。”
独在异乡学习彝文
苦于在凉山学得的彝族文字不多，回到六城坝后，杨成志决定请一位先生来教他彝语文。费了许多心思，找到一个名叫毕苏（音译）的老先生。没想到这老先生疑心很重，对汉族人很不放心，教了十来天就偷偷跑了。虽然杨成志又通过彝族头人把他找了回来，但没过3天，老先生又跑了，令杨成志苦恼不已。
在六城坝做不了什么事，杨成志本想休息两天就转往云南昭通，无奈沿途土匪蜂起，行动不得。“在此彷徨当中，既不能前进，又不愿白费光阴，遂从事于征求和编辑‘巧家民间文艺集’的工作，因这里是民间文学丰富之区，如山歌、儿歌、孝歌、神歌、散花歌、谜语、谚语、土话、对语……都值得研究的……余此以外，我更聘七甲的一位老白毛（即毕摩，彝语音译，是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编者注）到教育局教我夷文。他今天抵步，并带有夷书，实即经文十余本……可惜者，这位老官，眼睛失明，不能写夷字，以资我作汉夷文对照的工作。”
学习文字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事，反正去不了昭通，杨成志也就改变计划，安下心来学习彝文。
此段时间，根据杨成志写给傅斯年的长信可见，由于交通不便，学校的汇款收不到，所以杨成志经济拮据，同时又感到无比孤寂。他在信中说：“我从7月12日从广州出发直至今日，没有接到家人、朋友的一只字，家乡杳茫，毫无音信，深夜思之，常流苦泪，若先生肯拨冗给我一封长书，或托颉刚先生写之亦可，详述学校情形给我知道，则感激无既矣。” 孤身陷在民族地区，杨成志根本不知道此时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已是沧海桑田。他的好朋友钟敬文因为出版《吴歌乙集》被辞退，顶头上司傅斯年也已经离开了广州，另一位领导顾颉刚也无心恋栈，正准备北上任职，而杨成志却还在痴痴地一一给他们写信汇报着云南的调查工作。
因为巧家原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文化资源也很丰富。12月28日，巧家的保安大队长杨心白又为杨成志找来一个苗族毕摩，“拿着一本以草纸抄写的、厚七尺、宽四尺、长六尺的苗文经(疑为杨成志笔误)，我接看后自觉暗喜不住。据他说是数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从贵州带到此地的，先辈的白毛（毕摩）能读能念，传到他们这一辈已没有人能懂了，虽有些白毛，如我一样，能做道场，不过是照口传念去，一字不懂的……这个时候，我自恨没有三头六臂来学习苗、蛮、夷三种文字！请了白毛来，又要懂得汉语者做翻译，若有一两个人同我来此地，岂不是一个研究的绝大机会么？无论如何，我当尽我个人的精神，力量，时间对于上三种文字努力下去。”
杨成志从3种经书中各抽誊了一篇附在信内寄回，可惜当时的印刷技术不能原本印出，以致不存。
因巧家的学习条件好，杨成志在这里一呆就是5个月，拜毕摩为师，每日研究彝族语言文字及诗歌。他说：“我的生活简直每天从早上坐到晚上专攻罗罗(即彝族)的语文，因太机械故，虽有时觉得枯燥不堪，但从比较上和发明上来着想，精神上实得着完满安慰的。”
结束考察，成果丰富
杨成志结束了在巧家的学习之后，没有继续北上，大约在1929年的4月底或5月初回到了昆明。这时的杨成志虽然身无分文，却因其冒险的成功而获得不小的声誉。他在5月10日的信中说：“已由巧家返昆明，近日各学校均来邀讲演，各学术团体及外国人络绎不绝来参观此次所收集之罗蛮夷苗各种物品，几至应接不暇。更有外国人向余要求，准其摄各种物品的照片，因版权所有，已直言拒绝。内有一部苗经，据前来参观者May君言，至少值法币四千元之数。”
杨成志在昆明听说曾有美国博物学家携美金十余万来云南调查，收得的民俗物品达百余只驮马运载之多，一面羡慕不已，一面自豪地说：“然在中国自己能发起调查西南民族，并深入凉山实地考察的，要以本所为第一了。深望此后本所经费得以增加，作更进一步之调查，获得完美之结果。”
但是，这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山大学语史所已经分家了，傅斯年、顾颉刚都已经离开中大，人事、经费都已不复当年，杨成志没有了继续调查的条件，不得不结束这次极富冒险色彩、意义深远的西南之行，于1929年10月回到广州。
这次调查前后共用了1年零8个月的时间，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调查的深入程度及调查内容的明确方向和专门化等方面，都显现出此次调查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田野调查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