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二十世纪初期被重新发现之际,日本、中国和欧美的现代主义学者迫不及待地将这本书归入到那些所谓能见证晚期帝制中国科学技术史命运多舛的文献资料当中。这些学者预设了中国错失发展出“现代科学”的框架,并在这一框架内对宋应星的著作发表了过份武断的论点。如今,这一头脑简单的目的论观点受到了薛凤的挑战。薛凤将宋应星的全部著作语境化,将《天工开物》这部篇幅最大、最为著名的作品与宋应星的其它著作放在一起,让那些具有文化嵌入性本质的实践活动在我们眼前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了解在明代中国那个商业化和商品化进入早熟阶段的时代,宋应星是如何从事知识产出活动的。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A 薛凤:已有的大部分研究只围绕《天工开物》这一部书来研究宋应星,而没有人研究宋应星的其他作品,更没有人研究这些作品之间的关系。除了《天工开物》,宋应星在同时期创作了其他五六部作品,包括《思怜诗》、《野议》、《谈天》、《论气》等。这些作品是宋应星的整个工程,从写作时间看,这些作品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并完成,或一起出版的。我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研究。
Q 宋应星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写的《天工开物》?
A 当时皇帝不理朝政,官员肆意妄为,人们贵金玉而贱五谷,并且明朝北部疆域一直面临满族人入侵的威胁,内忧外患。宋应星对整个社会的处境很忧虑,他想做些事情改变这样的局面。那时候他四五十岁,也知道仕途无望,于是他希望通过写书做最后一搏,他希望皇帝或者其他有权力的高官看到他的书。同时,他这样做也是对当时皇帝任用机会主义者的回应——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获得了声誉和高职位,但有真本事,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反而被冷落。
Q 哪些因素影响他写作?
A 宋应星的朋友鼓励宋应星写书。宋应星并非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和他的好朋友涂绍煃和陈宏绪相比,他的家境最差。涂绍煃是地方官,陈宏绪是高官的儿子。他们三人有共同的爱好,陈宏绪有很多藏书供宋应星参考,而涂绍煃资助了宋应星的出版。
A 这个名字来自中国古代经典。“天工”一词源于《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开物”来自《易经》:“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天工”,我理解是“上天的作品”;“开”,我理解的是“事物的开端”。对“天工开物”描写天之作为与人之作为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要利用“天”提供的自然资源。
A 这些插图的最大特点是含有和工艺相关的社会元素。宋应星对工艺感兴趣,这些工艺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工艺,所以,这些工艺离不开相应的人、社会、政治和自然环境等。中国历史上,中国文人一向重视图文并茂,特别是从宋朝之后,这种风气更明显。宋应星也不例外,他一定参与了插图的创作,比如他会告诉绘图者画哪些内容,但很难断定这些图是否出自他本人。
A 《天工开物》出版后,宋应星的好友涂绍煃和陈宏绪都未给予很高的推崇,他们也都没有收藏这本书,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可能对宋应星的作品感到很失望。陈宏绪写过以农业为主题的书,按理说应该喜欢这类题材的作品,所以只能推测,他们不喜欢《天工开物》,不喜欢书中的观点。
Q 到了清朝,《天工开物》再版,和首版的差异是什么?
A 福建书商杨素卿于清初刊行了《天工开物》第二版,第二版面向的是更广泛的大众。书的封面也变了,如果你看一下封面,会看到书上印着“一见奇能”,以及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採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祕传要诀”,小字下面是“书林杨素卿梓”。是出版商还是宋应星决定这样做的,现在还不清楚,但极有可能是出版商,他为这本书寻求另一个群体的读者,他认为这本书会吸引普通老百姓。
Q 这本书在中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却在欧洲和日本流行,原因是什么?
A 宋应星没有多少钱,没有办法传播这本书,他也没什么名气,他的朋友也不认可这本书,很显然,这本书的传播范围很有限。即使这本书再版后,也没有获得社会认可。有意思的是,《天工开物》在中国没受到重视,却在日本和欧洲广泛传播,尤其是在日本,该书被视为“植产兴业”的指南。日本幸存的《天工开物》的古籍版本比中国的还要多。这是因为欧洲人、日本人对《天工开物》的内容感兴趣,认为它是一本很实用的书,类似《本草纲目》。
A 李约瑟难题成果丰硕,但是这些研究与李约瑟所深信的观点紧密相关,即李约瑟深信“近现代科技是诞生于欧洲的独一无二的现象”。这实际上是误导,因为科学研究的原则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多种可能性。宋应星的例子表明,在当时,他对科技的态度和方式,是他的同代人所不具备的。纵观历史,很多人可能尝试做相同的事情,但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比如,在不同时代,很多人试图发明车轮,但只有一次才真正有效。因此,李约瑟难题是个误导,它阻止我们探寻历史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