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尤其是自然环境与生计方式差异较大的民族,在与其生存环境经过数千年的相互适应后,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一套知识体系,如“北极冰雪世界”爱斯基摩人的狩猎及制作雪屋的知识、北极萨阿米人的驯鹿知识,以及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知识。正如马格林(Stephen A. Marglin)所言,每种知识体系都有自己关于知识的理论、关于获取和分享知识的规则、关于改变知识的内容的独特方法,最后还有关于管理体系内部以及体系内外之间的法则。⑥
在世界各地,反映知识与生态关系的实例比比皆是,如北极爱斯基摩人的狩猎知识、卡拉哈里沙漠中布须曼人独特的狩猎及追踪知识、草原民族的游牧知识,以及水上居民的渔猎知识——这些民族独特的知识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密切相关。罗伯特·路威(Robert H. Lowie)在其《文明与野蛮》一书中也提到,在欧洲的森林地带,农民用木头盖房子,连挪威国王陛下的行宫也是木头盖的;地中海一代由于石头多,房子都是石头盖的;在埃及,既没有石头又少树木的地方就用泥土盖房子,在沙石高原逼近尼罗河的地方,不是就石壁挖窟窿就是用石块盖房子。⑦同样,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就地取材,用轻巧的灌木枝条和羊毛毡子搭建房子(毡房)。从不同地域各个民族的建筑知识,我们也可以感知知识与生态的紧密关系。裴盛基从民族植物学视角研究发现,原住民知识体现了一定地域内的不同文化的民族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是经过世代实践检验的知识和技能,具有时空和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特征。⑧可见,知识的本土性特点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分类”知识是人类本土知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造就了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价值。在人类社会中,分类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密切,是人们生活的动力。13从哈萨克人有关牲畜的丰富词汇中也可以发现,这些分类知识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奥勒·亨里·克马加(Ole Henrik Magga)在研究北极萨阿米人时也发现,由于萨阿米文化传承了人们与极地环境长期保持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在其语言中关于驯鹿、雪和冰有丰富的术语,其中关于驯鹿的术语有1000多个,还有大约1000多个有关雪、冰、冰冻和融化的词素。14同样,哈萨克人有关牲畜的词汇也非常丰富。这些丰富的分类知识表明,本土知识都是原住民经过代代观察、实践和不断累积形成的,它不但是本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也的原住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