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中国」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冠以「中国」之名的著作,仅仅以历史论著来说,就有种种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等,在我们的课堂里,也有着各式各样以中国为单位的课程,像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等等。通常,这个「中国」从来都不是问题,大家习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里面,使用着「中国」这一名词,并把它作为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可是如今,有人却质疑说,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吗?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一部很有影响,而且获得大奖的中国学著作,名称就叫《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1。这些过去不曾遭遇的质疑,可能使这个天经地义的「中国」,突然处在「天塌地陷」的境地,仿佛真的变成了宋词里说的「七宝楼台,拆来不成片段」。本来没有问题的论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问题,问题就是:「中国」可以成为历史叙述的空间吗?
至少在欧洲,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它与族群、信仰、语言以及历史并不一定互相重迭,正如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说,地图上的国界只是政治权力的领属空间,而作为政治领属空间的国界也不过就是地图上的国界2,与其用后设的这个政治空间来论述历史,不如淡化这个论述的基本单位。所以,就有了类似「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流行的理论3。至于「中国」这一历史叙述的基本空间,过去,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有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很长时期内,这似乎还并不是问题,因此也不屑于讨论。
应当承认,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而且,也不能要求欧美、日本的学者,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出于自然的感情和简单的理由,把「中国」当作天经地义的历史论述同一性空间4,更不能要求他们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有意识地去建设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和传统同一性的中国历史5。所以,有人在进行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描述时,就曾经试图以「民族」(如匈奴和汉帝国、蒙古族和汉族、辽夏金和宋帝国)、「东亚」(朝鲜、日本与中国和越南)、「地方」(江南、中原、闽广、川陕)、以及「宗教」(佛教、回教)等等不同的观察立场(当然,也包括台湾目前的「同心圆」论述),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的历史。这些研究视角和叙述立场,确实有力地冲击着用现代领土当历史疆域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做法,也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国」的论述。但是,需要问的是,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方法和立场本身6,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1982年,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的论文,他认为中国在这八百年来的变化,应当考虑的是(一)各区域内部的发展,(二)各区域之间的移民,(三)政府的正式组织,(四)精英分子的社会与政治行为的转变,他把唐宋到明代中叶的中国历史研究重心,从原来整体而笼统的中国,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区域,把原来同一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分解为国家精英(Founding elite)、职业精英(professional elite)和地方精英或士绅(local elite or gentry),他特别强调地方精英这一新阶层在宋代的意义,这一重视区域差异的研究思路,适应了流行于现在的区域研究,并刺激和影响了宋代中国研究,比如韩明士(Robert Hymes)、Richard Von Glahn、Richard Davis、Paul Smith、包弼德(Piter Bol)对抚州、四川、明州、婺州等区域的研究7。
当然,对于中国的区域研究或者地方史研究,并不是从Robert Hartwell开始的,而是在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那里已经开端,施坚雅在他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非常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8,不过,这种具有明确方法意识和观念意识的研究风气,却是从八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蔚为大国」的。公平地说,本来,这应当是历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研究确实在很长时间里忽略地方差异性而强调了整体同一性,这种研究的好处,一是明确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二是凸现了不同区域、不同位置的士绅或精英在立场与观念上的微妙区别,三是充分考虑了家族、宗教、风俗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尤其是近来包弼德提出的超越行政区划,重视宗教信仰、市场流通、家族以及婚姻三种「关系」构成的空间网络,使这种区域研究更吻合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9。
这一区域研究方法,在日本学术界同样很兴盛,不止是宋史,在明清以及近代史中,也同样得到广泛使用,领域也在扩大,除了众所周知的斯波义信在施坚雅书中关于宁波的研究,以及此后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外,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中,也同样有相当的呼应,这一类研究成果相当多,正如冈元司所说的那样10,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中国学界,对于「地域」的研究兴趣在明显增长,这种区域的观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了过去笼统的研究。举一个例子,比如在思想文化史领域,小岛毅的《地域からの思想史》就非常敏锐地批评了过去沟口雄三等学者研究明清思想,存在三点根本的问题,第一是以欧洲史的展开过程来构想中国思想史,第二是以阳明学为中心讨论整体思想世界,第三就是以扬子江下游出身的人为主,把它当成是整体中华帝国的思潮11。这最后一点,就是在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中运用了「区域」的观察视角,它使得原来朦胧笼统的、以为是「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现象,被清晰地定位在某个区域,使我们了解到这些精英的思潮和文化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区域而不是弥漫整个帝国的潮流或现象12。
如果在这种区域研究基础上,对宋代到明代中国的进一步论述,这应当是相当理想的,至今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仍然需要大力提倡。但是,有时候一种理论的提出者,其初衷与其后果却并不相同,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并不一定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区域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却意外地引出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
在过去习惯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的,就是蒙元和满清两个帝国的历史。在宋代「中国意识」逐渐清晰也逐渐确立以后,历史仿佛有意开了一个玩笑,让蒙古人建立了一个远远超过汉族中国的世界性大帝国,而在明代汉族人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中华帝国,仿佛再次确认族群与国家重迭的这一空间后,历史再一次让来自长城以北的满清取得胜利,建立了又一个远远超过了汉族中心区域的大帝国。
这两个帝国对于「中国」史学带来的麻烦,就是它必须超越汉族中国这个中心,采集更丰富的、来自不同立场、不同语言、不同叙述的文献数据,论述更广大的地域空间、更多的民族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使得传统的「中国史」似乎不能胜任。这一历史学的困局在晚清学术界已经被敏感地注意到了,晚清西北地理研究的兴盛,无论是否有主动响应这一历史现象的自觉意识,但实际上都是被这一历史的刺激。而对于明代所修《元史》的反复重写,包括从晚清以来的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洪钧《元史译文订补》到柯绍忞《新元史》等等,之所以反复出现,也就是因为以「元朝中国」为历史空间、以汉文史料为主要文献来源所叙述的历史,并不能充分反映那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岭表」的王朝35。特别是,这个王朝既是汉地政权,又是大蒙古帝国(Yeke Mongghol Ulus)中的一部分,正如萧启庆所说,「元代君主兼具蒙古大汗与中原帝王的双重性格……忽必烈及其子孙不能仅以中国的『皇帝』自居,立法施政必须自蒙古『大汗』的观点着眼,否则会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汉族在这个大帝国中始终只是被统治者,而「蒙古至上」也表明这个王朝绝不同于汉唐宋这样的汉族王朝36。因此,近年来,日本京都大学的杉山正明氏就提出世界史中的「蒙古时代」,他认为,用这一概念工具重写历史,是一个让世界史也是让中国史改变面貌的历史现象,他建议学术界要研究「蒙古时代史」(history of Mongol Period),这个历史不是「中国史」的,而是「世界史」的37,他本人最近不仅出版了《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ゥルス》一书,而且也运用超越中国的地图资料和域外文献,撰写了《东西方地图显示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伊朗、伊斯兰文献所描绘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等等论文。
蒙古时代史并不是中国元朝史,它不同于当年重编《新元史》,只是扩充史料,而是要跳出以元朝史为中心的中国史,站在更大的世界空间来看历史,这个历史虽然包括了中国这个空间在内,但中国却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空间,更不是唯一的历史叙述空间。同样的是清帝国,1998年,美国学者罗斯基(Evelyn S. Rawski)在其著作《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中再度表达一种超越「中国史」的观点38,这部著作很有趣,她主要论述的是,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像何炳棣等人所说的「汉化」或者「中国化」39,而是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统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汉族民族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说,满清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东西,所以,满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
罗斯基是在回应两年前的一次论战。1996年,当罗斯基针对何炳棣1967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关于清朝「汉化」的论点,在全美亚洲年会上以前任会长身份发表会长演讲〈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后40,作为一个中国出身的历史学家,何炳棣曾经尖锐地反驳,写了〈我对汉化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朝」一文的答复〉,何认为,对于满清来说,儒家化就是汉化,儒家化和中国化是一回事,因而隐含的一个结论就是满清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41。而罗斯基的这部书无疑是对何的响应,也是对超越「中国」的清代历史的再度论述。
在这一争论表面,毫无疑问有出身美国(罗斯基是日裔美国人)和出身中国(何是基本教育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的两种学者之间,在认知上和感情上的差异,不过,在这些论争的背后,却还有关于「世界」和「中国」的不同观念。在魏复古(K. A. Wittfogel)的《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以来到现在,在西方学术界仍然很有影响的「征服王朝」理论中,其最重要的精髓,就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而强调各个民族成分的延续和传统的影响。换句话说,强调征服王朝的「超中国」意义,一是保持双重民族性的历史描述、二是强调历史过程中异族对汉族的反影响,三是否认以现在的汉族中国,来追认一切以往的历史,因为从现在汉族中国的特性来追溯历史,就会把所有历史都按照一个后设的目的,百川归海似地归入「中国」42。
1 韦思谛(Stephen Averill)《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吴喆、孙慧敏译,《新史学》十一卷三期,173页,台北,2000。
2 福科(Michel Foucault)《权力的地理学》,中译文见《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睿人译,时报出版公司,1999。
4 应当承认,有时候,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空间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是会引起一些问题的。
5 甘怀真《东亚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史学方法的探索》指出,有两种「自国观点」,一种是中国的,「中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即预设中国(的领域空间内)自古以来即是一自我完成的文化整体,故中国史研究的各项目可在中国的历史空间内探究而得」,一种是韩国的,「以追求历史中的自国成立为目的,即欲藉各种历史证据证明韩国自古以来即为独特的一国」,其实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内部都有。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4月8日。
6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以上参考陈家秀《区域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之关联──探讨宋代成都府路》第四章《新视野、新角度──宋代区域研究》,46-73页,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
8 参看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他指出,「在帝国时期,地区之间的不同,不仅表现在资源的天赋或潜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发展过程所处的时间和性质方面」,所谓「发展过程所处的时间和性质」有点儿类似通常说的「社会阶段」,他把帝制中国分为九个地区,显然暗示着不同地区分别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能以一个「中国」来描述。此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242-252页,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9 Peter K Bol: The Multiple Layers of the Local: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Defining the Local,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4月8日。
10 冈元司《宋代の地域社会と知──学际的视点からみた课题》,载伊原弘、小岛毅编《知识人の诸相──中国宋代を基点として》,勉诚出版社,东京,平成十三年。
11 小岛毅《地域からの思想史》,载沟口雄三等编《交错すゐアジア》,《アジアから考える》1,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
12 顺便可以提到的是,这种注意空间范围的研究视角,也同样出现在艾尔曼(Benjamin Elman)关于清代考据学是否只是一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论述之中,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3 滨下武志在其名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提到过去的研究,常常把「国家以及由他们相互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但是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被包容进去」,而他所要当作历史论述单位的,就是这个在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地域」即「亚洲」,中文本,朱荫贵等译,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4 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02。
15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弘文堂书房,1923;参看五井直弘《东洋史学与马克思主义》,载其《中国古代史论稿》,58页,姜镇庆、李德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五井氏指出,随着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激发了日本当时的东洋史热,矢野的这种论点越来越流行,例如《世界历史大系》(1933-1936年,平凡社,26册)和《岩波讲座东洋思潮》(1934-1936年,岩波书店,全18卷)就是这一潮流中的产物。此期间,又相继出版了池内宏《满鲜史研究》(冈书院,1933)、冈崎文夫《支那史概说》上(弘文堂书房,1935)、桔朴《支那社会研究》(日本评论社,1936)等等,均多少有这些观点的影子。
16 矢野仁一《大东亚史の构想》,31页以下,东京,目黑书店,1944。
17 明治以来日本「亚洲」论述的风气,可以参看竹内好编《アジア主义》,特别是书前的竹内好《解说:亚洲主义的展望》和书末所附的《亚洲主义关系略年表》,筑摩书房,「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9种,1963。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对与亚洲的研究又一次兴盛,仅仅根据手边的资料举例,像追溯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有1997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の思想:アジア主义と日本主义の相克》(东京:柏书房,1997),直接讨论这一问题的,像1996年古屋哲夫编的《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东京:绿荫书房,1996),间接用这种视角来思考历史的,如1992年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特别是第一卷《アジアと日本》的卷首〈刊行にぁたつ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当代中国相当有影响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的丛书《从亚洲出发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的日本和中国都引起了这个话题,《アジアから考ぇ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共七卷,1993-1994)。
18 我本人也曾经在一次会议中,以近代佛教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参看葛兆光,〈互为背景与资源──以近代中日韩佛教史为例〉,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2002。
19 参看渡边浩《中国与日本人的「日本」观》(打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国际研讨会论文,2002年9月7日。
20 比如1672年林鹅峰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到了本居宣长等人提倡「国学」,更是确立了平分秋色的国与国的对峙立场,甚至是凌驾于中国之上的观念,参看黑住真《日本思想とその研究──中国认识をめぐって》,载《中国─社会と文化》第十一号,9页,东京大学,1996。
21 《华夷变态》卷首载林恕(林罗山的第二子)的序文中,就解释「华夷变态」这个书名,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见《华夷变态》1页,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东方书店,东京,1981再版;又,日本的山鹿素行(1622-1685)在《谪居童问》中,也曾经说到日本的礼用人物自与圣人之道相合,所以应当将日本称为本朝,把清帝国称为「异朝」,这种思想被后来学者称为「日本型华夷思想」,见桂岛宣弘《思想史の十九世纪:他者としての德川日本》第八章,198页,ぺりかん社,东京,1999。而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满清的敌意。
22 今西龙《朝鲜古史の研究》146页,国书刊行会,1970。
23 《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燕行录选集》下册,644页,成均馆大学校,1960。
24 吕春盛《关于大陆学界」」「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之讨论》,载《台湾历史学会通讯》第二期。
25 杜正胜近年来的很多论著,其前提都是为了在政治上与文化上建立台湾认同,参看其《到「台湾」之路》,载《自由时报》1999年1月10日。
26 比如黄秀政就指出台湾史研究本来是中国史的一个支流,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区域史研究风气的兴起」,才逐渐蔚为大国的,黄秀政《台湾史研究》自序,转引自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159页,麦田出版,台北,2002。
27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十三卷三期,39页,台北,2002。
28 关于同心圆理论的最新表达,参看《新新闻》924期(2004年11月18-24日)25页,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忆这一理论的提出,说「我开始不以历史学家的角度,而是以全面性来思考,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历史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和知识的思考」,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历史同心圆的理论,不是从历史研究,更主要的是从对于国民的历史态度和知识的教育角度提出来的。
29 这个说法当然在张光直论述古代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他说,在古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政治程序,而不是技术、贸易等等是主要的动力,国家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见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载《中国青铜时代》480-483页,三联书店,北京,1999。
30 杜正胜《中国古代社会多元性与一统化的激荡──特从政治与文化的交涉论》,《新史学》十一卷二期,2-3页,38页,台北,2000。
31 杜正胜《旧传统与新典范》,原载《庆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演讲会文集》,台北,史语所,2003年12月22日;正式文本,其后载于台北出版的《当代》,未见。
32 台湾历史学会编《认识中国史论文集》卷首,稻乡出版社,台北,2000。
33 同上,25页。
34 台湾的中国史论述,至今仍然是一个很敏感很热闹的话题,比如2003-2004年在台湾发生的高中历史课程争论,主要就是围绕着(一)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是否应当纳入世界史?(二)决定台湾地位的国际文献中,即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日华和约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何者的国际法位阶比较重要?(三)中学应当两年历史课中,是否第一年先上台湾史等等问题展开的,而这些问题引申出来的一些话题相当刺激政治神经,就是说,对与台湾来说,中国是否「外国」,中国史是否「外国史」,国父孙中山是否「外国人」?参看许倬云《我对史学争议的看法》,《中国时报》2004年11月24日A15版。
35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一》,1345页,中华书局,1976。
36 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载《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2-194页,他觉得,与其说元朝不仅是「中国」的「统一」,而且更重要的是「统合」,即「消弥构成国家的各部门──包括区域、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向心力高、凝聚力强的政治共同体」。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5。
37 又,可以参看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ゥルス》,特别是参看其序章《世界史の时代と研究の展望》京都大学出版会,东洋史研究丛刊之六十五,2004。
38 Evelyn S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39 何炳棣的说法,见于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6,No.2,(1967)P.P189-195.
40 罗斯基(Evelyn S 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5,No.4(Nov.1996),PP829-850.
41 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7,No.1,(1998),P.P123-155.中文本,《捍卫汉化:驳伊夫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
42 参看李明仁《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理论》的介绍,收入台湾历史学会编《认识中国史论文集》,稻乡出版社,台北,2000。
43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睿人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
44 比如以现代中国的地理空间来描述古代中国,以现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当作古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因而总觉得那个时代的「异族」也应当算在中国之内,因而不是把当时的异族入侵理解为「内部矛盾」,就是把中汉族政权的征服描述成「中央对地方」的「统一」,像现在争论不休的高句丽问题,就是陷入了这一尴尬。关于高句丽的历史争论,我以为中国方面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以现代中国的疆域来处理古代高句丽的历史归属,而韩国方面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古代高句丽的疆域来期待现代朝鲜民族国家的空间领属,关于这一争论的情况,可以参看南黎明《韩国队中国的文化抗议》、钱文忠《高句丽是中韩共同文化遗产》,载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7月25日),16-20页。
45 可以参看[荷兰]彼得.李伯赓(Peter Riebergen)着、赵复三译《欧洲文化史》(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上册第三部分第八章《一个新社会──欧洲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介绍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289-330页,明报出版社,香港,2003。
46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一译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8页,李金梅译,麦田出版,台北,1997。
47 参看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现》,《文史哲》2004年第1期。
48 参看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9 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当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的疆域内的每一平方公分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迭之处」,同上引书,25页。
50 西川长夫《国民国家论から见た「战后」》,载其《国民国家论の射程》256-286页,柏书房,东京,1998。
51 比如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民族与民族主义》8页,他已经注意到这「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所以,在讨论到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时,他也说到「不过中国的情况是一大例外」,李金梅译本,75页,麦田出版,台北,1997。
52 不要一听说「天下」一词就以为古代中国就没有「中国」意识,汉代也自称是「天下」,但是汉代铜镜铭文中却常常出现「中国」一词,它是与「匈奴」对举的。日本也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天下」,西岛定生曾经根据熊本县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铭上也有「天下」的铭文指出,这一「天下」只是大和政权的支配领土即只是倭国的领域,对中国说,似乎「天下」是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但是对于倭国来说,倭国也是「天下」,见西岛定生《日本の国际环境》77-78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
53 这一点,其实西岛定生已经指出,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第六章《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史》中说到,原本包含了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有四个指标,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但是,在各个区域,这四者是不等同的,比如日本,假名文字以及以此写作的和歌、女流文学、能、茶汤等等,以及更后面的俳句、歌舞伎等等,就是日本特有的(611页),到十世纪,律令制弛缓和芏庄园的扩大、贵族如藤原氏的全盛与武士阶层的勃兴(612页),更开始了日本主体的形成。这与唐代九至十世纪的衰落有关。他指出,「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的国际秩序」,616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