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反教狂潮震动中外,来自地方官和传教士的报告都认为哥老会参与了反教活动。从1891年哥老会的反教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一部分哥老会分子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反教活动。他们使用的一套方法是:首先预备匿名揭帖,到处张贴,揭露教堂害死小孩,挖取人眼等恶行。然后鼓动人们起来打教。借此焚烧教堂,抢劫财物。在芜湖,自传教士的报道称,哥老会指挥民众攻击教会,散发揭贴道:“耶稣教徒与天主教徒系一丘之貉,尔等既毁天主教之产,当万众一心,本月(指五月二十)日尽毁弋矶山两教会之产。”(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38 Shanghai,1892.)芜湖如此,其它地区如无锡、江阴、如皋等地亦然。此外,另一值得注目的是,以李洪为首的哥老会有着较大的势力。据其头目高德华供:“长江各口岸会匪头目,通为一气,皆奉已经正法李世忠之子李洪为总头目,称为大元帅”(《张文襄公全集》卷33,《奏议》33。)哥老会不同山堂向来互不统属,各行其是,长江各口岸哥老会联为一气,使其行为产生的影响力远甚于往昔(关于哥老会在1891年长江流域教案中的表现,参阅蔡少卿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30-235页。这里应予指出的是,长江各口岸哥老会“联为一气”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出山简》这段话道出了打教排外是“补王法圣教之缺”的必需之举,有这种明确的仇洋排外卫道意识的,在晚清秘密结社中尚不多见。一般秘密结社散发的指责教会的揭帖,只是依稀表现出这种卫道意识。1891年长江流域哥老会的揭帖指责教会男女混杂,伤风败俗,进而声言教会迷拐幼孩,挖眼掏肠,剜心割肾(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22-25。)。这同正统士大夫的看法何其相似!1906年河南仁义会的揭帖甚至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指责教民:“居家祖辈在中国,吃清水土背清朝。”(《教务教案档》第七辑(一),第582页。)人们要问:向为晚清政府视作异端的民间秘密结社,何以会有这种仇洋排外的卫道意识?也许正如贺金声发布的《劝各国教士文》中所言:“我中国士民,沾濡孔孟之教已久,虽未必人人身体力行,要皆愿窃其流风余韵为重。”(《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民间秘密结社毕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可以在行为上公开藐视现存秩序,观念上却难以超越传统人伦意识的浸渍。而且,这种传统的人伦意识在民教矛盾、中西矛盾紧张之际,还可能导引秘密结社走上“扶清灭洋”的道路。美国传教士明思溥还在义和团运动勃兴之前就曾指出:“中国广大民众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在这方面,学者、农民、商人和苦力毫无区别。”(Smith,Arthur: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eciology,P.341,New York,1899。)
以儒家正统和社会现实为尺度,将秘密结社和基督教会相提并论,无论其论据是否确当,这种倾向的存在和广泛蔓延,必然会表现为比较一致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间秘密结社存在的本身对晚清反教社会思潮的勃兴有着不可小看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清政府士大夫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被他们与基督教会相提并论的秘密结社参与了反教活动。对此,清政府士大夫又是怎样看的呢?总的说来,自打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城下之盟、开放教禁后,执行着一条“阳为抚循,阴为化导”(《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0,第35页。)的基督教政策,表现为袒护教会,抑压民众反教,而对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教更是弹压不怠,所以如此,这不仅是因为秘密结社的反教行为越出了清廷“阳为抚循,阴为化导”政策的限度,不利于清政权控制地方社会秩序,还因为秘密结社的反教行为越出了单纯仇洋排外的内容,蕴含着反清排满的政治倾向.然而,清政权与基督教会及其后盾西方列强的矛盾关系是复杂的,恰如一位传教士所言:“当他们的皇宫被焚毁,京城被敌人占据之时,他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然而却仍是同一本旧书,他们不得不承认外国干涉力量的强大,但他们的想法没有改变。变的不是政策,而是处理方式。”(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179)这种矛盾关系恰恰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清廷首肯义和团打教排外,对义和团由剿转抚的动因所在。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03 本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