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的无尽：文学与银幕的交响
□张琼
文学作品有延宕、持久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媒介潜力，影视则借鉴了不同艺术表达形式和方法。在影视与文学合作及多媒体互动的资源利用中，文学研究者正日益面对抽象语言和形象视觉之间对抗、协调、借鉴、促进等关系。人们的阅读、批评模式也发生着重要变化。
影视作品的改编资源涉及了不同形式的文本，除了小说、戏剧等传统类型，电影改编还涉及新的文本门类，如绘画本小说、新闻纪实、社会报道、散文散记、医学记录等，为批评开拓了一个广阔的论域，如改编创作的跨媒体、跨学科研究，后现代的互文性研究，以及视域更为复杂的文化研究等。银幕与文学的结合为文化工业及市场研究展现了生动的案例，更为不同时代、不同语境的解读和讲述提供了研究资源。
“讲述故事的年代”比“故事讲述的年代”更重要
影视工业的发展对人们如何看待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滋生了各种批评意见，尤其以大众消费消解艺术纯度的声音为重。在这类批评中，影视麻痹思考能力、以感官冲击淡化理性逻辑的观点较为普遍。也有不少人认为，影视作品虽然有通俗的局限，但具有可延展的媒介特质和文学表达的潜力，能提高人们的文学关注度，提供某种教育平台和资源。因此，文学的银幕改编研究必然要跨出“忠实”的探究，从更深的文化视角，诸如文化资本、文化遗产、市场转换、文化侵略及定位等角度进行批评。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电影工业在大众文化中全面崛起，电影逐渐取代文学阅读之前的位置，大举进入文学消费领域。正是有了这种转换，文学作品“永恒的”审美价值才得以更全面的体现，而电影改编契合了后结构意义上的“重述”主题，即“讲述故事的年代”比“故事所讲述的年代”更为重要，它的普及也反映了文学所探究的多重互文关系。
文学的电影改编目前存在一个症结，即单一的印刷文字激发读者想象、思考的空间更为广阔，而合成的影视效果却常常陷于给予越多、受众想象越受局限的处境。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关注影视中失落的原作价值也是一种解读方式，它涉及了跨学科批评视域，让人们在改编的增减和正负效果中，看到“重述”和“重建”的可能，以及作品参与当下甚至未来社会文化的潜力。
当文学作品被不断搬上银幕，电影工业的观视手段也日益发现文学原型的可塑性。随着时间的演变，人们更关注文字作品和视听媒介所具有的冲突和矛盾，而这两种不同的观视手段，在场景、张力、意象、节奏和人物处理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在电影改编的实践中，并没有走向消极，正如爱森斯坦在《电影形式》中所言，“我认为除了掌握电影表达手法、构图技术、故事蒙太奇之外，还需要其他的支撑，即与文学传统和方法论的深刻联系”。
改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日益显著
目前的改编研究出现了新的表现和发展趋势：跨学科特征日益显著，经典与通俗的界线不断模糊。相关研究开始关注社会学的语境分析，历史文化资料的运用，现代美学的影响，后现代拼贴和互文作用，心理学角度的剖析，电视传媒的介入，动画特技工业的利用，音乐对文学改编的效用，甚至还论及了从银幕到文本的银幕小说形式。
后现代改编的视角突出改编是一种层次叠加的过程(a layering process)，它不断积累因时间沉淀下来的东西，由此遮蔽或彰显意义。改编被视为文学的再循环利用或再次语境化过程，改编研究中还出现了平行改编的概念(parallel adaptation)，涉及了小说创作和银幕改编平行发展的可能性。
近来，学界也颇为关注传记改编的电影。当人们通过银幕的“纪实”手法来获取信息，作家生平和文学作品也以影视叙述的方式更为形象地出现。尤其当作家成为银幕作品的主角，其创作理念和真实生活之间呈现出或模拟、或反讽的关系，而电影传记叙述模式与作家创作的叙述手法也在对比中产生戏剧效果。这种揭示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另外，小说化(novelization)是当下改编的新产物，也被视为新的文学类型或亚类型，它特指电影放映后，其故事情节被利用来进行小说创作。事实上，文学改编的“倒流”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就早已出现。电影理论的前沿性发展，也为小说在叙述节奏等方面注入了新的特点。
除了反向改编，人们也关注一些电影作品胜于文学原作的案例，以及电影带动图书销售的现象。但是这样的情形也令不少人担忧电影先入的阅读方式，以及由此而伴生的电影“误读”争议。如果“误读”是另一种形式的解读，那我们又如何看待电影改编对文学遗产的解构作用?例如，当电影作品的使用语言不同于原作语言时，文学资源被不同的社会及历史语境所采用，而其中原作元素的取舍、故事的变化，甚至初衷的违背或意识形态的消解等，也成为文学批评面对的新问题。
“忠实再现”视角的转向
与此同时，因为电影工业的商业和市场特征，文学经纪人也成为文学批评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些人的推广和意向表达，作品某方面的潜在价值被充分利用，目标受众定位也影响了解读与批评模式。当然，其中的忽略、歧视、误导、偏见也相应产生。在面对商业主义、文化制度、知识产权体制、产业中介、政治经济模式、图书出版运作等不可或缺的各种元素时，文学作品和电影制作存在程度各异的调整和妥协，甚至是挑战和叛逆。因此，文学与银幕的研究也逐步从“忠诚再现”视角，转向对创作局限和批评影响的探讨。
反之，文学研究也对影视制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推动。20世纪70年代，在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欧洲大陆的符号学等理论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的叙述学应运而生。80年代前后，后结构主义的思潮强有力地质疑并消解了之前在文学和影视批评上追求原则、制定编码、崇尚科学理性的倾向。小说的叙述技巧影响了银幕，而电影手法也被现代作家模仿，随之，互文对话的研究关注也在批评中显现。此外，银幕改编对文本资源所涉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也进行了质疑和探究，对一些边缘化的作品，采取了文化、性别、种族等限制的突破尝试;再者，影视改编也从作家、经纪人、出版商、编辑、奖项委员会、剧本改编者、导演、制片等多元视角，对文学创作和批评提出了新的问题。
“诠释的无尽”开拓了批评视野
文学作品正不由自主地介入产业化、合作化的进程。由此，文学研究中单个或孤立的理想研究案例也越来越不可行。人们不断认识到个体想象和集体想象的互动关系，以及其间必然存在的协调和包容，因此作品的传播意义和受众范围也在发生重大变革。影评、书评、奖项、电影节、图书签售会等，都对书本和影视作品产生了必然的影响。甚至，影视改编已渐渐从滞后转向某种程度的同步，提前干预了文学创作，这同时也质疑了作家的自主性。
在媒介环境中，新旧元素不断发展、共存，形成一种新的功能格局。受众在面对多平台、多媒介的成品时，更难以界定经典和通俗。学术的自主、超越和独立特征，该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和挑战?当作家遭遇创作、出版各环节被不断“经纪化”的过程时，又怎样应对呢?长期形成的批评体系和文本分析手法的盲点正逐渐显现。在无穷尽的数字化再现进程中，谁是制作方，谁是受众，已然成为一个开放的问题。
如果“诠释的无尽”越来越被接受，更多的观众、读者会释然两种媒介的差异，客观地进行理解：不同的展示手法，隐藏着不同的解读角度和诠释目的，而不同的再现，也为作品的生命力注入了新的元素，开拓了批评视野。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7-16 15:4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