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北大东方学
作者：朱弦
中国文化报 发布时间：2009-07-22 10:50
7月12日，季羡林先生仙逝，一时间，他倾注毕生心力的“东方学”——这个由西方人首先提出的文化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很多人看来，东方学所对应的，就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或是没那么生僻的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研究。然而实际上，东方学并不等同于东方语言文学，季羡林多年来在北大从事的教学实践，便验证了这一点。
1946年季羡林留德归国，在汤用彤等人的力邀下，婉辞剑桥，出任北大东语系主任。此时的北大东语系，所从事的更多是东方语言的教学。季羡林刚刚接手时，东语系只有6名教员。原北大东语系朝鲜语教授贺剑城形容当时季羡林在东语系的工作是“披荆斩棘，惨淡经营”。当时东语系招上来的学生中许多是有伊斯兰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使这些学生“在哪里吃饭”成了首要问题，最终，他们在当时北大的东操场上搭起临时的“食堂”，站着吃饭，用贺老的话说，是“食而不堂”。当时季羡林最希望的是能将东方语种的教学门类逐渐健全。目前，北大东语系的语种在全国高校中是最全的，堪比以语种齐全而著称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而季老在去世前仍惦记着，要在北大发展孟加拉语教育，因为孟加拉语在中国与印度等国的交流中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正是在北大任教期间，季羡林逐渐建立起了自己对于东方文化认识的主体架构。1986年在其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东方文学的范围和特点》中，他首次提出了“在五光十色的、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此时的季羡林对东方学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对东方语言文学的研究和思考，上升到了文化和哲学层面，并提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基础。也正是在此之后，季羡林逐渐被戴上了“国学大师”的帽子。
那么，在季老的东方学观中，中国国学与东方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1992年，在季羡林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更名为东方学系。从季老为东方学系所设计的教学方式中，我们或许可以得知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要求所有的东方学系学生必须修读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汉语语言学等课程，并整合许多北大文史哲方面的资源，为学生提供类似国学的教育。季羡林力图使北大的东方学系能够摆脱单纯的语言教育，成为一个文化研究的基地。季老晚年一直在为自己摘掉“大师”的帽子，却致力于为东方学研究培养真正的大师。在季老看来，只有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做好东方学的研究。他所从事的佛教史研究、中外交流史研究和比较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莫不以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为基础。
把东方学从单纯的语言教育上升到文化研究后，季羡林提出了“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的论断，并希图在文化上实现“送去主义”。他组织了《东方文化集成》的编写，并亲自申请经费、进行编辑，请林庚、汤一介、乐黛云等学者供稿，力求全面介绍东方各国文化的面貌。自1997年第一册出版至今，《东方文化集成》已编成130多种，可谓洋洋大观。但这距季老最初所设想的500种、800余册的宏愿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1999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东方学系再次分立为东方语言文化系、日本语言文化系和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季羡林对于东方学教学的设想失去了实践的载体。从1924年只有日本文学专业的“东方文学系”，到1946年季羡林回国逐渐建成拥有多个语种的东语系，再到1992年东方学系将“东方学”置于本科教育的构想中，直到最终又再度被相互剥离，其间的变化包含着种种复杂的原因。10年之后的今天，很难去臆测如果当年季老的设计能够延续，今天的北大东方学研究会是怎样的局面。1992年至1999年在北大东方学系就读过的学生中，不少人目前都在各高校从事着东方学的研究，如今他们纷纷赶回北大悼念这位中国东方学研究的“祖师爷”，同时纪念那段岁月里所受到的教育和熏染。在其中有些人看来，北大东方学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终究成了这位耄耋老人的未竟之梦，这不能不说是北大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的遗憾。
